国际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及其经济政治逻辑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构成人类社会自西班牙大流感之后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萎缩。面对这一重大危机，国际社会启动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灾难应对机制，展开了多方面合作，以对抗疫情，稳定经济。然而国际社会合作中多方面困境导致合作效果不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困境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竞争甚至对抗化调整，抗疫与稳定经济之间的矛盾、美国推卸抗疫不力责任等是造成这一集体非理性局面的经济政治因素。破局则需各国尤其是大国搁置内部矛盾，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实际，充分协商和切实推进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冲击 国际合作困境

[作者简介]李双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06）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063-09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构成人类社会自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百余年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程度已然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面对這一人类社会百余年来未有的双重大危机，政府间机构启动现行国际治理机制中的灾难应对机制，展开了多方面合作，以对抗疫情，稳定经济。然而国际社会合作中多方面困境导致合作效果不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困境，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竞争甚至对抗化调整，抗疫与稳定经济之间的矛盾、美国推卸抗疫不力责任是造成这一集体非理性局面的经济政治因素。破局则需各国尤其是大国搁置内部矛盾，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现实背景下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实际，充分协商并切实推进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

一、国际合作应对新冠肺炎传播与稳定经济的多重机制

面对新冠肺炎肆虐与经济严重衰退叠加的人类社会百余年来未有的双重大危机，各国基于人类社会共渡难关的共存理念，借助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灾难应对机制，为对抗疫情和稳定经济展开了多方面合作。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国际合作主要是各国民间或政府间机构基于有难相帮的朴实理念对中国提供抗疫物资方面的支援。中国亦投桃报李，对出现疫情的国家积极提供援助。新冠疫情开始全球范围流行并首先从金融市场表现出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后，政府成为国际合作主要力量，全球和区域层面应对机制纷纷启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选择各自抱团互助，并且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稳定经济成为更为重要的国际合作方式。

（一）G20成为引领全球层面合作的中坚力量和重要平台

作为涵盖全球最具影响的20个经济体的国际合作机制，G20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对协调各成员携手迅速走出危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急需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之际，G20再次彰显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特殊重要性，在全球多领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面对新冠疫情始料未及的暴发，G20迅速对2020年工作重点做出调整，在保留原有议题2020年G20峰会轮值主席国沙特原定财经领域主题为“促进所有人的获得机会”（Enhance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for All），旨在通过促进青年、妇女就业，以及中小企业发展来促进机会平等，属于一项中长期结构性改革议题。讨论工作同时，将关注重点转向合作抗疫和稳定经济，在财政、金融、贸易、旅游、就业、农业等方面协调行动，推进全球层面合作。

早在2020年2月下旬G20召开2020年度首次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之时，部长们即表示将对新冠疫情风险进行监测，并准备随时采取行动应对风险[1]。3月下旬G20紧急召开的领导人特别峰会，成为推进G20全面合作应对疫情经济冲击的重要转折。领导人承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抵御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和金融影响”，“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保持市场开放”，并要求行长和财长尽快制定共同行动计划[2]。此后，G20各部长级别会议全面展开，特别是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紧锣密鼓，加快落实G20领导人峰会精神。3月底至5月中旬，G20贸易和投资部长、农业部长、劳动和就业部长、旅游部长纷纷召开会议，布置联合抗疫工作。4月和7月中旬，G20央行行长和财长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前者核准了《G20行动计划》，通过了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会议要求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向其发展中成员提供紧急融资支持，总金额达2000亿美元，要求IMF准备好动员其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并进一步动员资源，包括研究设立新的融资支持工具等，为发展中成员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和服务。;后者则就行动计划和缓债倡议实施进展进行了说明并安排了下一步推进工作。

（二）区域合作成为国际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形式

新冠肺炎的区域传播加快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经济区域化崛起的国际经济格局特征，决定了区域合作需要在合作抗疫和稳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进联合应对疫情，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合作机制先后被启用。东亚峰会分别于2020年2月和4月召开两次大使级会议，呼吁成员国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提升地区协同应对疫情的能力，同时保障贸易和供应链畅通，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复苏。东盟与中日韩（10+3）则分别在2020年4月和6月召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经贸部长特别会议，其中4月会议表示10+3国家将共同防控疫情，应对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6月会议指出，10+3将通过解决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投资、拓展合作领域等方式加强经贸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区域经济增长。APEC则分别在2020年5月和7月两次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三份联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声明，呼吁APEC各方紧密协作，以尽早战胜疫情，推动亚太经济尽快复苏。此外，中国还与蒙古国、巴基斯坦等邻国建立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致力于稳步恢复双边人员往来与经贸合作，以及重要合作项目复工复产。

（三）G7成为发达国家更为倚重的合作平台

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G20的依赖性减弱，重新回到主要利用G7协调财经问题与政策的轨道。在本次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中，G7成员虽然同时参与G20层面合作，但是其内部成员之間更为频繁的会议沟通、更加具体和密集的经济纾困政策协调，均体现了发达国家更为倚重G7这一合作机制应对危机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征。2020年3月3日，G7召开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利用一切适当的政策工具，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防范经济下行风险。当月16日，G7召开领导人视频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动用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采取针对性行动，并特别要求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就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措施的制定和落实进行协调[3]。当月24日，G7再次召开央行行长和财长视频会议，进一步布置卫生、经济和金融方面应对新冠疫情的合作措施[4]。同年5月28日，G7召开科技部长视频会议并发表声明，表示要加强利用科技共同应对COVID-19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5]。9月，G7财政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G20和国际组织继续在缓债倡议（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DSSI）方面做出更多努力[6]。2021年2月19日，G7再次召开领导人视频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支持其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将加快全球疫苗开发和部署;将与业界合作，提高疫苗生产能力;将改善新变种测序方面信息的共享[7]。

（四）发展中国家报团取暖，展开多方面互助合作

鉴于在卫生医疗水平和建立经济缓冲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客观差距，且应对国际社会封锁人流、物流渠道负面影响能力相对较弱，发展中国家联合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在发达国家更多转向自顾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选择展开互助式自救。2020年4月初77国集团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以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强制性经济措施”[8]。然而发达国家4月以来延长关闭边境时限并扣押他国抗疫物资的行为，让发展中国家难以继续寄希望于发达国家，互助抗疫成为其更为可靠的选择。2020年6月17日中非领导人召开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中方承诺在疫苗供应、缓债、远程医疗等方面对非洲提供支持[9]。翌日，中国组织举行“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与会的25个国家代表达成共识，认为应进一步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共渡难关。各方同意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推进互联互通，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10]。2020年7月23日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外交部长举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以加强抗疫合作，携手应对疫情挑战[11]。

（五）国际组织在全球合作抗疫中积极贡献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积极与各国合作，通过提供快速融资贷款，优先为卫生系统最为薄弱的贫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向其提供应对疫情和经济冲击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世界卫生组织除及时公布疫情进展信息、对全球抗疫进行指导和援助外，还积极同联合国联合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合作，推进疫苗研发和供应工作。联合国则先后在2020年4月和7月通过三项决议，号召实施统一行动，以更有效地抗击疫情，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

二、国际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的困境

为应对新冠疫情，各国民间组织、政府、国际组织先后采取行动，展开多层面、多领域合作，体现了团结协作、有难相帮的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观念，发挥了当今国际治理体系危机应对机制功能。然而，2020年一季度以来全球持续增加的确诊人数和不断萎缩的经济，并非全然是新冠疫情超越了人类应对能力而导致的政策无力，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看似建立了全方位合作抗疫和稳定经济体系的局面、实则存在多方面合作困境导致抗疫不力的结果。

（一）务实性联合行动不足

虽然全球范围展开合作已经一年有余，但是务实性联合行动却显不足。其一，不少合作局限于倡议和号召，而实际行动不多。东亚峰会、APEC峰会皆局限于呼吁成员采取联合行动的层面，77国集团行动则完全属于倡议性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也仅属于对成员国发出的倡议，既缺少具体行动指导，也缺乏实际约束力。其二，联合声明中的诸多行动计划只是各国单独行动的汇总，实质上并不构成联合行动。G20领导人峰会承诺的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更多是各成员已经或拟实施的本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加总，G7所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也只是各成员心照不宣地同步采取了扩张性财政和量化宽松政策，并未见实质性共同行动方案。此外，虽然在G20层面形成了共同行动计划，但是与2008年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力度和深度不可同日而语。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G20在10个月时间内密集召开3次领导人峰会，不仅迅速推出大规模全球复苏和经济增长刺激计划，还推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成功地帮助全球经济在2009年二季度即实现反弹，并显著提升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然而，此次G20制定的共同行动计划，除了缓债计划和将流行病纳入G20风险监测工作等有限的措施属于新的务实行动之外，其他行动不外乎欢迎或鼓励国际组织行动、归纳成员已有行动、重申原有行动、共享信息四个方面，显示出在务实推进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弥补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缺陷方面，合作力度和深度明显不足。

（二）大国双边合作流于口头承诺形式且出现边合作边对抗的局面

在众多国家对早期疫情形势相对严峻的中国和意大利等国积极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之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却只开出了金额瞩目的空头支票，造成大国之间信任进一步赤字。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2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好投入最多达1亿美元的现有资金”“协助中国和其它受影响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遏制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然而该承诺始终未能兑现。此外，美国政府于2020年3月底承诺将向欧洲国家捐赠大量医疗物资，并向意大利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医疗援助，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然而意大利仅收到来自美国的价值30多万美元的医疗物资。

G20和G7层面的合作行动反映出大国认识到国际合作应对疫情的重要性，然而在合作过程中某些大国却陷入保守主义和自顾倾向，导致国际合作呈现出边合作边对抗的复杂局面。首先，国家集团之间陷入合作分歧。G20虽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维持贸易畅通，尊重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然而某些大国却做出限制他国防疫物资过境、干扰正常贸易的行为，特别是由于美国坚持阻碍WTO上诉法官任命、反对临时争端解决措施的强硬立场，导致WTO争端解决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在G7内部，美国也与其他盟国出现分歧，导致第二次G7视频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其次，大国双边关系陷入紧张，对抗性增强，对国际合作造成障碍。疫情时期，美国继续推进和中国脱钩，印度也跟进，不但激化中印边境冲突，还在经济上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正常经营，造成双边关系紧张，合作难以推进。美加之间在加拿大对美出口铝产品问题上再起争端，最终演变成互相加征关税的关税战。此外，美国继续将关税大棒挥向欧盟，计划向价值31亿美元的欧洲奢侈品和汽车等产品征收关税。

（三）世界卫生组织在抗疫关键时期遭遇大国断供和“退群”威胁以及改革分歧

世界卫生组织无疑是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所依赖。然而美国却在抗疫过程中对世界卫生组织多有指责，威胁断绝对其资金支持，并最终决定退出该组织。特朗普2020年4月中旬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并要求对该组织在疫情中的行为问责。2020年5月底，特朗普以世界卫生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等理由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将向该组织缴纳的会费调配至别处。7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决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此外，美国以不想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为由拒绝加入已有170多个国家加入的旨在共同推进新冠疫苗研发和实现疫苗公共产品化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 ，简称COVAX）。虽然G7在2020年4月提出要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然而美国在7月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后依然希望主导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对此，德国和法国表示不满，并于8月初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改革谈判。有参与谈判的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没有人希望从一个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国家那里获得‘改革大纲。”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因G7内部分歧而前景不明。

三、国际合作陷入困境的经济政治逻辑

不同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并形成G20领导人峰会这一新的合作机制，带领全球经济迅速走出危机的局面，当前面对新冠疫情，国际合作陷入多方面困境。这一前后对比显著且令人沮丧的形势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引起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困境引起其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竞争甚至对抗化调整，国际合作秩序失序的结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变局的投影，也是抗疫与稳定经济方面存在特殊矛盾的反应，并受美国需要推卸抗疫不力责任等特定因素影响。

（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引起双方关系趋于紧张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占全球GDP超80%的20个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曾经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采取了广泛务实的合作，并建立起G20领导人峰会这一新的合作机制。G20在随后应对欧债危机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展中國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趋向紧张，逐渐走向对立与冲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距缩小，特别是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引起发达国家焦虑和不满，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向竞争性主导方向调整，G7成员开始转向更加重视内部合作，G20的地位、作用在后危机时代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向逆全球化方向调整，为解决其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制造业回国，收缩全球价值链，导致发展中国家依靠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模式遭遇冲击，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引起发展中国家不满。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代建立起来的以G20为主导，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务实合作局面一去不返。

（二）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困境导致其走向贸易保护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有效需求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原先发达国家提供消费市场、新兴经济体提供劳动力、能源资源型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国际生产大循环被动摇。加上疫情的冲击，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延续经济增长乏力、政治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的颓势，整体经济实力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相对减弱。主要发达国家保护主义、自顾倾向进一步抬头，再工业化和产业回流本土的呼声进一步上升。通过单边和联合行动，加强贸易保护主义行动正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方针，表现为在加强对外资审查的同时，加速收缩全球价值链，重新调整产业链，鼓励制造业回国，试图通过对外强硬、本国优先的对外经贸政策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三）疫情控制与稳定经济之间存在矛盾

由于各国政府均需在疫情控制与稳定经济之间进行权衡，在不同阶段，决策者侧重点选择的不同对国际合作造成了阻碍。疫情控制要求临时加强边境控制和国际人员流动限制，对合作抗疫造成阻碍。与此同时，稳定经济则需要各国尽量避免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设置障碍。这对矛盾导致各国在参与国际合作中存在着艰难的权衡和不尽相同的立场。此外，从新冠肺炎的流行病曲线看，各国疫情所处阶段并非完全相同，对管控的需求有所差别，加之经济韧性和政策空间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国际合作上的需求不尽相同。上述矛盾和差异叠加，造成国际政策协调困难，共同行动交集有限，最终呈现出难以达成国际合作共识、实质联合行动不足的不利局面。

（四）大国不愿作为，小国难有作为

大国关系在多极化进程中分歧和对立逐渐加剧，推进国际合作诚意不足，导致国际务实合作秩序重建面临困难。G7内部虽依然维持盟友关系，但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分歧不断扩大，导致合作屡屡受挫;中美关系则因双方经济利益矛盾和国际政治冲突加大而对抗性上升，正进入“体系性对抗”状态;美俄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冲突后摩擦不断，逐渐走向僵化和对抗状态。小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建立经济缓冲上存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约束。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国被裹挟进退，难以凭自身力量应对外部冲击，因此需要依靠大国帮助自己摆脱危机。正如智猪博弈中，选择等待大猪去踩踏板而自己搭便车是小猪的占优策略。在国际危机应对中，等待大国行动是小国的占优选择。而面对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小国甚至无力踩踏板的特殊局面，鼓动大国行动，是小国的唯一选择。正因如此，在面对新冠危机时，韩国、西班牙等G20中相对小国和观察员国积极向美国提议在G20层面展开抗疫合作，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沙特也及时做出工作重点调整。然而，不同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由法国、澳大利亚、欧盟等G20中相对大国成员提议，美国主动联合中国主持大局推进国际合作的局面，当下大国合作诚意不足，互信缺失，小国夹在大国之间难以占位和协调，合作效果远不及当年。

（五）美国为政治选票和抗疫不力寻找借口

特朗普上台后系统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以服务其“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不但通过加征关税、技术脱钩等方式造成中美关系紧张，而且通过对其盟友发动关税战、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等方式，破坏其盟友内部乃至全球合作。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特朗普有意谋求连任。鉴于疫情之前经贸领域的成绩，特朗普以为连任选举具有较大胜算。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美国因延误疫情控制最佳时机导致疫情迅速蔓延，最终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疫情肆虐之下，美国经济严重下行，与此同时，国内种族矛盾激化，黑人反歧视运动爆发。疫情应对不力对其连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为确保连任胜选，特朗普急需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特朗普政府选择的推卸责任对象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特朗普以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分享疫情情报和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未及时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为由，宣布断绝美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拒绝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并最终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此外，特朗普政府将疫情源头和疫情蔓延的主要责任推给中国。拜登虽然在上任首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要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表示会补交拖欠的2亿美元会费，但是却要求按照美国标准行事。此外，拜登政府继续秉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态度，否定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进行的新冠肺炎病毒溯源报告，并表示要来华进行独立调查，引发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和中方强烈不满。

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国际合作策略

全球化带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差距的缩小派生出发达国家的发展焦虑，逆全球化、保守主义在发达国家酝酿发酵，国际关系中的对抗性增强，合作性降低。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的侵袭，发达国家依靠封锁边界、争抢抗疫物资暂时获得了抗疫先机。然而，今天的世界是各国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依然是主流趋势，只有全球疫情都得到有效控制，发达国家才有可能最终保全自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12]541。面对疫情可能多次卷土重来的重大风险，各国搁置矛盾，切实采取行动，携手合作抗击共同的敌人，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出路。

（一）合作推进全球疫苗有效分配

疫苗广泛接种对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疫苗的全球分配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发达国家订购了超过其需求的疫苗数量，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達国家能分到的疫苗远达不到能够获得群体免疫的程度。由于疫情的全球流行病特征，各国需要共同努力，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疫苗，才能保证自身安全。应世界卫生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已经决定向 COVAX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紧急需要。和特朗普政府拒绝参加COVAX的消极态度形成对比，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向该计划提供40亿美元资金支持，对引领全球抗疫表现出积极态度。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在全球疫苗生产存在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还需要发达国家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将超过需求的疫苗分配给疫苗不足的发展中国家。

（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做好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方面合作

疫情暴发之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拖累全球贸易增速下行，全球产业链遭到破坏，生产力遭遇损失，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提示全球经济存在陷入长期停滞风险[13]。新冠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利情形。为了尽快恢复经济，除了采取统一协调行动推动疫苗在全球范围普及应用之外，还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经济政策协调。一是要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经济变化情况、国家具体情况，对财政政策定期进行审查和调整，避免陷入财政悬崖。一旦疫情风险降低，财政支持政策应从紧急救济转向促进经济可持续的复苏;二是当战胜新冠肺炎后，应该更多地关注财政支持政策的质量而非数量，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实践;三是注意通过国际协调将政策的任何外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四是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继续保持开放合作。

（三）推进G20缓债协议落实，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走出困境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借贷成本的降低导致全球债务高企，被世界银行称为“第四次全球债务浪潮”。为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各国开启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推高了债务水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实际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大肆借债。全球债务水平不断上升有可能加剧金融脆弱性，发展中国家可能重新面临债务危机。全球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重新暴发债务危机。G20成员要继续推进缓债协议的执行，构建疫情冲击下的政策缓冲，帮助债务负担较大的最不发达国家走出困境。在缓债计划中，建议对不同债务负担的国家、行业和项目进行分类处理，并充分参考各国在国际债务处理方面的最佳实践，以保证在帮助债务国走出困境的同时，注重债权人权益的维护，以提高债权人参与缓债计划的积极性。

（四）协调探索退出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路径

虽然在现阶段完全退出大规模刺激计划还为时过早，但推迟启动财政和货币政策正常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十分危险。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央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以及给予家庭的史无前例的财政支持，可能导致新兴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泡沫风险急剧增加。发达国家的货币条件发生变化后，具有巨大债务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压力甚至是历史上的危机时刻。因此，各国应协调合作，探索中长期更可行的退出政策，给市场主体适应政策转变留下充足的缓冲空间，特别是发达国家要避免政策突然转向，对全球经济造成剧烈负面冲击。

（五）对全球医疗卫生体系进行改革

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暴露出存在应急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公平性欠缺等问题，并致力于改革。但是6年后的新冠疫情应对情况说明，世界卫生组织改革成效并不明显，上述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资金不足问题，在本次新冠疫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缺陷，务实推进改革才能提高其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当前G7推动的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工作由于其内部分歧而遭遇搁浅。G7难以代表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平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改革急需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更广泛成员的参与和推动。

[参 考 文 献]

[1]G20 Finance Ministers&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Communique？ G20[R/OL]. 22-23 February 2020， https：//g20.org/en/g20/Pages/documents.aspx.

[2] Extraordinary G20 Leaders' Summit. Statement on COVID-19[R/OL]. 26 March， 2020，http：//www.g20.utoronto.ca/2020/2020-g20-statement-0326.html.

[3] G7. G7 Leaders Statement[R/OL]. 16 March， 2020，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g7-leaders-statement/.

[4] G7. Statement of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R/OL]. 24 March， 2020，http：//www.g7.utoronto.ca/finance/200324-statement.html.

[5] G7. G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Declaration on COVID-19[R/OL]. 28 May， 2020， http：//www.g7.utoronto.ca/science/2020-declaration.html.

[6] G7 Finance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and Debt Relief for Vulnerable Countries，September 25， 2020，http：//www.g7.utoronto.ca/finance/200925-dssi.html

[7] Joint Statement of G7 Leaders，Virtual meeting hosted by the UK， February 19， 2021，http：//www.g7.utoronto.ca/summit/2021cornwall/210219-leaders.html

[8] G77. Statement by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on the covid-19 pandemic[R/OL]. 3 April 2020， http：//www.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200403.

[9]中国外交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R/OL].（2020-06-17）.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fyyq_699171/t1789566.shtml

[10]中国外交部.王毅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达成的六点共识[R/OL].（2020-06-19）.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fyyq_699171/t1790068.shtml

[11]中国外交部.中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R/OL].（2020-07-23）.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kjgzbdfyyq_699171/t1800073.shtml.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 Lawrence H. Summers，Secular Stagn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Second Quarter 2016， 98（2）， pp. 93-110.

[責任编辑 刘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