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孙金琳

摘 要：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批判基列共和国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的极权主义政权，它剥夺人的公民权利、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多样性、毁灭人的道德意识、控制大众传媒、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由中央政权控制整个经济、由眼目实施恐怖统治。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揭露了剥夺女性公民权、抢夺婴儿、公开处决犯人并悬尸示众、集中营等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场景，批判了滋生极权主义政权的两大因素，即极端宗教思想和对政治冷漠的大众，为现代社会敲响警钟。

关键词：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极权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宗教思想

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于1985年出版，该书获得英语文学重要奖项布克奖提名，《使女的故事》出版后被译为四十多种文字，并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芭蕾剧和美剧等，广受欢迎。该书的续作，阿特伍德2019年最新出版的小说《证言》（The Testaments）最终获得了布克奖，这也是阿特伍德继2000年出版的小说《盲刺客》之后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我国有很多研究者研究《使女的故事》，目前的研究大多从生态女性主义、女性意识、权力机制和抵抗策略以及反乌托邦等角度开展，只有王韵秋和王一平两位研究者关注了《使女的故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主题，阿特伍德在本书2017年的新版序言里强调这部小说反对的是“以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1]6建立的“极权制度”[1]2，因此有必要从极权主义角度对小说进行研究。本文通过辨析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定义，通过论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美国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状况，通过辨析极权主义的概念及构成要素，分析《使女的故事》中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法律、教育、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获得统治的手段，讨论现代社会中极权主义政权产生的基础。

一、基列共和国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的极权主义政权

（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定义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最主要的特征是“《圣经》崇拜……《圣经》如同上帝一样，是不会出错的”[2]31，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很难将宗教与道德以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区分开来。他们认为，美国应承认它对上帝的信赖，其法律也应该建立在《圣经》思想之上。”[2]40

（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美国兴起与发展的背景

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只专注于传播教义的宗教活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越来越转向关注政治活动，在七八十年代甚至成立了宗教政治组织来从事政治活动，在政治上越来越活跃，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自六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关注政治的原因如下：首先，随着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一项《平等权利修正案》提交国会等待通过，这项修正案通过将“男女应拥有平等的权利”[3]74写入宪法，这一提案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信奉的《圣经》规定的妇女的角色相悖，他们认为女性的角色主要是做一个顺从的妻子和为家庭服务。其次，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延伸到了同性恋者，而同性恋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是极度不道德的行为。再次，法院裁定堕胎属于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这也严重违背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道德，他们“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4]37。第四，法院裁定公立学校不得进行祈祷等宗教行为，而且孩子们在学校被传授的“人本主义……女权主义”[5]34价值观正在动摇他们的信仰，这使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试图削弱甚至消除宗教的影响，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神的指引，才能使美国重新回到神圣的道路上来……上帝将能治愈这个国家的疾病”[6]37。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建立了学院、医院、出版社等，利用电视募集资金。1979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成立了一个影响较大的政治组织“道德多数”，他们选派人员参加竞选活动、起草法案以期影响立法等，在政治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极权主义的构成要素

关于极权主义的定义和构成要素，学术界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斯基将极权主义运动概括为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控制整个经济”[7]44。乔万尼·萨托利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在于“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8]20。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有一种“无所不能的超级理论，它能为统治之下的所有观念、决策和行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提供合目的的说明”[8]20。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正是以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为背景，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经历一场大的动荡，面临“种族冲突、性自由、女权主义、家庭破裂、道德滑坡、社会秩序混乱”[9]82等问题，“基列国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激进变革運动及80年代保守转向在文学世界中的回响”[10]122，本文借用上述极权主义的定义和构成要素，论证《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批判了极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政权。

二、《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批判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建立的极权主义政治与法律

《使女的故事》中的政权基列共和国具备“唯一的群众性政党”[7]44这一极权主义特征。基列共和国是基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大主教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唯一的政党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政党，他们对异教徒进行屠杀，对宗教信仰自由主义者宣战，将不肯皈依的贵格派分子、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徒以及犹太教徒吊死示众。

《使女的故事》里的基列共和国利用秘密警察实行恐怖统治。所有的人出行都需要通行证，晚上会有探照灯四处扫射，搜查随意出行者，探照灯后会有狙击手，所有道路设有关卡，配备持枪的卫士。秘密警察即眼目开着黑色篷车在街上随意抓捕人，而且暴力对待被抓捕的人。极权政府召开教区挽救仪式，名曰挽救仪式，实则公开行刑，召集民众现场观看对科学家、异教徒、同性恋者、以前实施过堕胎手术的医生、通奸者等的行刑场面，将上述人员吊死之后悬挂在公共场所多日以示众。

基列共和国极权主义政权按照圣经来规范国家的法律。在基列共和国，堕胎、婚外性行为、异教徒、同性恋者按照法律都应当处死。法律将统治阶级之外的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宣布为国有资产，使她们成为不能生育的大主教夫人的使女，即婢女。法律规定女性不能从事工作，女性不能拥有财产。法律规定没有不育的男人，只有不育的女人。法律规定使女的用途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法律规定，使女们生完孩子之后可以哺乳几个月，之后便将孩子留给大主教家，使女被送往下一个大主教家，继续为其生孩子。

基列共和国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首领大主教们组成的集团为其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眼目为秘密警察实行恐怖统治，以《圣经》作为国家立法的依据，为了实行大主教眼中的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残酷的极权主义政治统治。

三、《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批判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权主义政权的教育

《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的教育包含了“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和心理的控制技术”[7]44三个极权主义运动的要素。

（一）对使女的驯服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要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消灭人的多样性使人成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的群体，并通过以下策略达到对人性的摧毁，“首先是通过剥夺各种权利和公民权毁灭法人，然后是通过创造人的良心不再能起作用的种种条件毁灭道德人，最后通过集中营和死亡营毁灭个人，使得一个个个人成为‘绝对的多余。”[11]3

基列共和国对使女的驯服就是使用了以上三个步骤。首先，基列共和国极权主义政权剥夺了使女的公民权。先是宣布所有女性不能工作，派武装分子到所有的公司机构，逼迫他们解雇女性雇员。其次注销女性的银行账户，宣布女性不能有财产权。然后抢夺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分配给大主教家庭抚养。将失去工作、财产、孩子且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集中在红色感化中心进行人身和精神的控制。这些女性失去行动自由，只能穿规定的红色衣服，红色鞋子，白色帽子，不能交谈，不能阅读。使女们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也是严格控制的。基列共和国从各个方面剥夺了女性的公民权利。

第二步是毁灭使女的道德意识。在红色感化中心，“珍妮忏悔了十四岁遭人轮奸及流产一次的经历”[1]80，嬷嬷们认为这一遭遇是珍妮自己的原因，是她引诱别人轮奸的，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为了教训珍妮，嬷嬷们教导使女们一起批判珍妮，珍妮后来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错。之后珍妮主动做起了嬷嬷们的眼目，举报其他使女的叛逃行为。嬷嬷们教导使女“温顺的人有福了”[1]71。“所谓正常……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1]37。除了通过说教和集体审判来毁灭使女的道德意识，基列国还善用恐怖统治来让使女们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基列共和国组织使女们现场观看对通奸者、异教徒行刑，让使女们直接通过拳打脚踢处死一些罪犯来瓦解使女对极权政权反叛的意识，使其屈服于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第三步是让使女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彻底失去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女被送到大主教家之后，每天只需要去进行一次采购，每月与大主教进行一次受精仪式以期懷孕，其他时间只能待在分派的房间里，房间里除了床和衣柜之外，什么都没有。采购时两个使女相伴，但她们只能用固定的问候语，两两相互监视。使女不能和司机、卫士、大主教夫人、大主教等人交流，使女不能乘坐地铁。使女的饮食也是严格控制的。使女们不能阅读，每天有大量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奥芙弗雷德觉得“无所事事的大把时间，毫无内容的大段空白。如同白噪音似的时间”[1]77，觉得自己“是闲置不用的物体”[1]77。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极权主义政权完成了对使女的身体和思想的完全控制。使女们得以和统治者们的目标一致，她们以怀孕为骄傲，奥芙沃伦怀孕后期，本不需要再去完成采购任务，但她仍坚持去采购，为的是收获其他使女的羡慕，她也的确如愿。使女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被极权主义政权驯服，失去了反叛的意志。

（二）对莫伊拉的驯服

莫伊拉是小说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挚友，她最初是一个极具反叛精神的人，在被基列共和国剥夺了工作、财产权、人身自由，抓捕到红色感化中心之后，莫伊拉两次企图逃出。第一次莫伊拉要装病逃离红色感化中心，被两个天使军士兵抬上了救护车，晚些时候被救护车送回，抬进理化实验楼，在里面用钢条对莫伊拉的双脚行刑，致使莫伊拉的脚“看上去完全不像脚的模样”[1]104。肉体的刑罚并没有摧毁莫伊拉逃离的决心和意志，她再次在上厕所时拆了抽水马桶里的铁杆，然后控制了伊丽莎白嬷嬷，换了嬷嬷的衣服，将嬷嬷绑起来，自己逃走了。在奥芙格雷德的心中，莫伊拉一直是一个勇敢与极权主义政权斗争的代表，是将使女们解放使她们重获自由的希望，她觉得“莫伊拉就像一台四周没有封闭的电梯。她使我们头晕目眩。我们早已经忘记了自由的滋味，早已经感觉到这深院高墙的安全牢靠”[1]153，“由于有了莫伊拉，嬷嬷们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变得更为愚蠢可笑。她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了破绽。……莫伊拉那种胆大无畏令我们欣赏不已”[1]153。

莫伊拉成功出逃之后奥芙弗雷德很久没有她的消息，而再次见到莫伊拉时，莫伊拉已经被极权主义政权驯服，失去了斗争的勇气和意志。具有英雄气概孤军作战的莫伊拉是如何变得苟且偷生的呢？正是极权主义的集中营和死亡营使斗士彻底投降。莫伊拉从红色感化中心逃出后，找到一个贵格教徒组成的负责营救使女的组织——妇女地下交通网，该组织将莫伊拉转移了很多地方，计划帮助莫伊拉坐船出境，在乘船出境途中被捕。被捕后，极权主义统治者给她看隔离营的场景：隔离营的女人们负责焚烧尸体、有些隔离营负责处理有毒物质和辐射泄漏物，隔离营里全部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不育。之后莫伊拉彻底投降，选择了去妓院。莫伊拉与奥芙弗雷德再次相逢，就是大主教带奥芙弗雷德去妓院时遇到，奥芙格雷德说“我真不愿她像我一样，委曲求全，苟且偷生。那真是尊严扫地。我希望看到的是威武不屈的莫伊拉，虚张声势的莫伊拉，具有英雄气概的莫伊拉，孤军作战的莫伊拉”[1]289。极权主义政权使用集中营实现了对人的“非人化和全面控制”[12]53，连最初极具反抗精神的莫伊拉都在集中营面前瓦解了斗志。

通过禁止女性阅读、禁止女性工作、禁止女性拥有财产、剥夺女性公民权、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以及集中营的恐怖统治威吓，基列共和国将使女们驯服，使其成为实现极权主义政权生育目标的工具。

四、《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批判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权主义政权的社会关系和经济

（一）男性拥有绝对权威的父权制

乔万尼·萨托利认为极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对人的非政治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8]20。《使女的故事》背景设定人类社会生态环境恶化，水污染空气污染导致婴儿畸胎率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基列共和国对男性和女性的婚育权力进行了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男性按照权力等级划分为大主教司机、卫士、天使军士兵、眼目、大主教。司机、卫士等级最低不能结婚，天使军士兵可以结婚，天使军到了一定的年龄由政府统一分配满十四岁的女孩作为其妻子，统一举行结婚仪式，夫人不能生育的大主教可以拥有使女为其生育。

（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女性按照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是否具有生育能力分为几个群体，每个群体有统一颜色和样式的着装：穿浅蓝色长裙的大主教夫人，穿深绿色长裙的马大（年长没有生育能力在大主教家做佣人），穿红、绿、蓝三色相间的长裙的穷人家的女人（又称为经济太太），穿黑色长裙的寡妇，穿红色长裙的使女和穿棕色长裙的嬷嬷。信仰基督教且属于初婚的女性是相对安全的，不会被掠去做使女，只有非基督教信仰或信仰基督教但非初婚且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就被极权主义政权强制做使女，为不能生育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大主教们生育孩子。几个女性群里中大主教夫人权力地位相对最高，有一定的自由和权力，但是同样不能参加工作、没有财产权、不能阅读，甚至不能进入大主教的书房。

（三）极权主义政权控制整个经济

基列共和国的经济具有中央政权控制整个经济的极权主义政权经济特征。虽然在小说中，阿特伍德并没有着重笔墨描述基列共和国的经济状况，但寥寥几笔的描述也将基列共和国的经济特征呈现出来。在基列共和国，供应和需求并不是按照市场自由调配，而是按照政府配给实行的。出售化妆品、珠宝、时尚物品的店铺全部关门，只有专门出售祷文的店铺营业且遍布城市各个社区，供大主教夫人们电话购买祷文，以显示自己对政权的绝对忠诚。

对于基列共和国的公民，不论男性女性，都被政权规定了职责、服装、婚育权，经济全面由政府计划，除了政治、法律之外，基列共和国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也进行全面的极权主义统治。

五、结语

阿特伍德说她创作《使女的故事》时的一个原则是“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1]1-2，小說中剥夺女性公民权、抢夺婴儿、公开处决犯人并悬尸示众、集中营等场景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政权统治下出现过的场景，因此让读者尤为震撼。从熟悉的生活是怎样发展到极权主义统治呢？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探讨了美国现代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因素。

根据阿伦特对希特勒法西斯极权主义运动的分析，希特勒极权主义运动的起因是“民族国家的没落和崩溃，以及现代大众社会的虚无主义的泛滥”[11]2，其极权主义的构成因素是“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为扩张而扩张，资本和暴徒的联盟”[11]3，而“大众是极权主义的基本条件”[11]7。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着重批判了极端宗教思想和对政治冷漠的大众，这两者是引发基列国极权主义统治的主要原因。阿伦特所批判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阿特伍德所批判的极端宗教思想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即都声称自己是上帝特选的群体，优于其他同类群体。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声称雅利安民族是上帝特选的优等民族，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应当消灭劣等民族。而种族主义通常是指白人种族在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时，宣称白人种族是比其他黄种人和黑人更高等的人种，白人种族应当统治、奴役其他种族。而《使女的故事》所展现的极端宗教组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宗教都是异教，不皈依的异教徒都应当被处决。“由极端思想引发的斗争……破坏了社会稳定与政治结构，并为未来的极权主义打下了基础”[13]76。

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批判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另一个极权主义构成要素——大众，这里的大众指的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没有共同利益的意识，也缺乏特殊的阶级关联……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冷漠的，不会入党，也不会去投票站”[11]7。《使女的故事》中当极端分子制造恶性杀人事件时，大多数人对报纸电视上的报道的态度是“视而不见”[1]63，觉得“可怕的同时又觉得难以置信”[1]63。当极端宗教分子枪杀总统和国会成员，夺取军队控制权时，大众的感觉是“街头上甚至见不到丝毫暴乱迹象。人们晚上待在家里，收看电视关注事态走向”[1]201。当极端宗教分子建立的极权主义政府宣布女性不能工作，女性不能拥有财产时，女性只是从工作场所回到家庭，只有一些人上街游行，而当人们获知一旦游行，武装分子会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时，便没有什么人参加游行了，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也没有参加游行，她听从了丈夫的建议，为了家庭，不让自己去街头拿生命冒险。这样缺乏斗争性、缺乏组织性、缺乏政治目标的大众任由极端分子摧毁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政府，建立起极权主义政府。“社会问题的日积月累与普通民众对政治权力的忽视从客观层面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基础”[13]75，大众对政治的冷漠是极权主义得以掌握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向读者描述了基列共和国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该政权以《圣经》作为国家法律的依据和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意识形态，以秘密警察实施恐怖统治，以统一计划掌管经济，以禁止阅读和控制媒体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用恐怖手段实施人身和思想的控制，阿特伍德批判了滋生极权主义政权的两大因素，即极端宗教思想和对政治冷漠的大众，为现代社会敲响警钟。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289.

[2] 洪建军，曾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美国法律[J].国际资料信息，2005（3）：31-35，40.

[3] 许卓.试论美国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曲折历程[J].长春大学学报，2007，17（2）：73-75.

[4] 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J].美国研究，1997，（4）：32-54.

[5] 李力，曾强.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教育[J].国际资料信息，2005，（10）：33-37.

[6] 洪建军，曾强.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与政治[J].国际资料信息，2005，（7）：32-41.

[7] 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学海，2004，（2）：43-51.

[8] 刘磊明.极权主义与公民教育：对阿伦特的一种新的综合[J].教育学报，2015，11（3）：19-28.

[9] 王恩铭.试论美国新宗教右翼[J].世界历史，2007，（6）：81-90.

[10] 王一平.应对“风险社会”的原教旨主义国家——论《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对现代社会的颠覆[J].外国文学，2017，（2）：122-131.

[11] 张汝伦.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J].现代哲学，2005，（4）：1-9.

[12] 张淳，陶东风.阿伦特、卡夫卡与极权主义统治的元素[J].中国图书评论，2007，（1）：49-55.

[13] 王韵秋.非左即右——《使女的故事》中美国极权主义未来的意识形态溯源[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1）：6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