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皇帝的赏医与赐药

周宇燕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关于唐代皇帝的赏赐这一议题，学界已有具体而微的研究。但是在各类赏赐的研究中，对唐代皇帝赏赐之一种——赏医赐药问题却鲜有涉及，只可从部分论著中找到片羽光影，例如范家伟的《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中有“皇帝、方书与赐药”一章,提到唐代皇帝亲自拟写方书并赐药,所赐药物主要有两类，口脂面药与金石类药。皇帝通过方书与赐药涉足医疗，间接地影响作为“外史”医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即便谈到唐代皇帝的赏医与赐药，所探讨问题也只是浅尝辄止，现象式陈述，并未进一步挖掘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政治意涵。因此就目前而言，依旧未发现对唐代赏医赐药的单篇成果。当然，文章的着眼点暂时只是区别于时下较流行的“眼睛向下”(1)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的第二章中以“眼睛向下”的视角讨论了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因此本文探讨的仅限于“眼睛向上”的阶层。的观史视角，即“眼睛向上”，这是因为囿于史料局限，皇帝对民间赏医赐药的记载确乎少之又少，且相对零碎和分散，因此将眼光移到了上层。

一、君臣之义·厚莫重焉：赏医

唐代的中央医疗机构分为太医署、殿中省尚药局、太子左春坊药藏局三大系统。其中，尚药局基本只为皇帝服务，药藏局基本只为太子服务。而太医署负责全国医政和医学教育，其所服务的对象除了官员之外还有一些特定人群[1]22-23。另外还有一类官职，翰林医官，以精通医术供奉皇帝。“唐代皇帝有了官方医学机构，其实即掌控了医疗资源，皇帝可以利用掌控的医疗资源，既可作为本身使用，又可作为对大臣的赏赐。”[2]27因此，赏医来源即从中央医疗机构(2)关于唐代中央医疗机构及医疗体系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如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赵芳军《唐代医疗体系研究》、《唐代宫廷医疗制度研究》，徐正东等《唐代医事管理与医疗机构设置制度初探》等，文章内容及结构皆大同小异。中选择与派遣。

(一)殿中省尚药局

尚药局隶属于殿中省，由殿中监总领，据《唐六典》卷十一“尚药局”条：

奉御二人，正五品。……直长四人，正七品上。……侍御医四人，从六品上。……主药十二人，药童三十人。……司医四人，正八品下。……医佐八人，正九品下。……按摩师四人。……咒禁师四人。……合口脂匠二人。……尚药奉御掌合和御药及诊候之事，直长为之贰。凡药有上中下三品，上药为君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疗病以应地，递相宣摄而为用。凡合药宜用一君三臣九佐，方家之大经也。……凡合和御药，与殿中监视其分剂，药成先尝而进焉。合药供御，门下、中书司别长官一人，并当上大将军卫别一人，与殿中监、尚药奉御等监视；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然后封印；写本方，方后具注年、月、日，监药者扁署名，俱奏。饵药之日，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次皇太子尝，然后进御。侍御医掌诊侯调和，司医、药佐掌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如太医之职[3]324(3)《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中为“合口脂匠四人”，其后有“掌固四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8页。。

尚药局中有医官及相关人员合七十四人(含药童在内)，合和用药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合药时以殿中省最高长官殿中监监督；进药之前需试用，试用人员根据其官职高低别有次序，医佐、尚药奉御、殿中监、皇太子，最后进御。

尚药局为皇帝的御用医疗机构，负责皇帝日常疾病的治疗，根据机构人员的设置及合药程序的复杂足可反映其医疗资源当属全国最领先水平，基本集中了当时最优质的医疗资源。皇帝赏派御医负责给官员治病，便成了一种特殊的关怀与优待。例如：直属于皇帝的殿中省尚药局作为皇帝赏赐医的主要来源，其赏医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二)左春坊药藏局

药藏局为东宫专属医药机构，负责给太子问诊。《唐六典》卷二十六“药藏局”条：

药藏郎二人，正六品上；北齐门下坊领药藏局，有监、丞各二人，正六品下；侍药四人，正七品下。隋门下坊领药藏局监、丞二人，侍药四人；监，正七品下。皇朝改监为太子药藏郎。丞二人，正八品上。北齐药藏局有丞二人，正八品下。隋正九品下，皇朝因之。药藏郎掌和齐医药之事；丞为之贰。凡皇太子有疾，命侍医入诊候以议方药。应进药，命药僮贰筛之，侍医和成之；将进，宫臣监尝，如尚药局之职[3]667。

药藏局长官为药藏郎，掌和齐医药之事，《唐六典》只记载有药藏郎和药藏丞的医官人数，《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中有：“药藏局：药藏郞二人，正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侍医典药九人，药童十八人，掌固六人。药藏郞掌和剂医药。”[4]1908据此，太子东宫医官人员合三十七人。资源配置规模虽比尚药局略小，但是进药时程序同样复杂，亦有专人监尝。赏医来源有时出自东宫药藏局，作为皇太子对臣僚的特殊慰问。

如孙处约墓志铭载：“(孙公)咸亨元年(670年)五月染患，久未痊复”，“复蒙皇太子口使舍人，就宅降口。口遣药藏丞蒋义隆，专在宅救疗”[8]369。

表1 唐代皇帝赏医表

(三)翰林医官

唐制翰林院中有翰林待诏之职，“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鍊、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4]1853，其中以精通医术供奉者为“翰林医官”(翰林供奉)，“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9]2。

唐代待诏有两类，其中一类即凭借自己本身的技艺(如医)而成为待诏，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没有功名科第，主要职务是服侍皇上或皇太子在书、画、琴、医、僧道、天文、五行等数术工艺方面的需要[10]69-105。如服侍皇帝丹药的僧道，“宪宗末年，锐于服饵，皇甫镈与李道古荐术人柳泌、僧大通待诏翰林。泌于台州为上鋉神丹，上服之，日加躁渴，遽弃万国”[4]476。但是此二人因医方不精，妄谈医术而被贬杀，“山人柳泌，轻怀左道，上惑先朝，罔求牧人，贵欲疑衆，自知虚诞，仍更遁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宜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翰林医官董宏景、程准，山人李元戢、田佐元并流岭南”[7]690。

又如供奉太子东宫的李泌，“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4]3621唐中后期，随着翰林医官职权的不断权加强[11]18-19,“部分地分担了尚药局的职任，同时尚药局仍然保留了一些职掌”[12]229，因此会被皇帝派遣为大臣医疗。如令狐楚《为人谢问疾兼赐医药等状》：“十九日，中使张良祐至。伏奉诏书，赐臣乌药蓼子各一合，药方两纸，并借供奉医官两人医臣疾者。”[7]5493又权德舆《代卢相公谢赐方药并陈乞表》：“臣迈言：臣自染偏风，今已弥月，将息未减，渥泽转深。伏蒙特令供奉僧智昌医疗，并每日令中使存问，及赐柳汤煎驴头方，仍便令服饵者。”[13]253

以上尚药局与药藏局两个中央医疗机构及翰林医官是皇帝赏医的主要来源。

二、神方秘术·礼优常遇：赐药

唐代皇帝赏医问疾多半会兼赐药物，而赐药种类也并非单一，诸如治疗见效类药、养生保健类药、美容驻颜类药、手诏方书等。

(一)治疗见效类药

赏赐治疗见效药最为常见，因其目的为救治，故多出现在臣属疾病甚笃或身受重伤的情况，赐药以为见效。如《旧唐书》卷七十三《颜相时传》：“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药。”[4]2596李勣寝疾时“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子弟为之迎医”[5]6360，常袞深患腰膝风湿之病，“半身风痺，右足拘急”被赐汤药后“渐觉痊除”[7]4262，前表《旧唐书·吴凑传》及张说为姚崇所书神道碑中，都因疾病渐笃而被问疾赐药，用以治疗，以示慰问。另外，金疮药为兵将臣属等受伤后的常见赏赐药物，例如以下：

表2 唐代皇帝赐治疗见效药表

(二)养生保健类药

唐人崇道，鋉石金丹为君臣所好[14]315-317，以求长生。皇帝所重，赐予诸臣则更显体恤，某种程度上可比作君臣关系的润滑剂[15]76-77。

如恩赐钟乳，《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高季辅因劝谏药石，太宗则以药石相赐[4]2703。又颜真卿为宋璟所书神道碑：“端五日蒙赐钟乳，命医归鍊，或以为上药异味，不宜委之。”[7]3479此条可见，固定节日如端午皇帝会特赐此药。

恩赐金石凌，“臣憬言：伏奉恩敕，赐臣金石凌并方及服法，并金花银合一，又赐臣苏膏方及眼赤有疮方……致金石之固，通性命之和”[13]196。又“时属炎暑，赐前件红雪等，…灵药旁沾，念臣有丹赤之愚，故赐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讷之性。故臣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冶之清冰，在合若遇园之降雪”[7]6609。由此见得金石凌同金花银搭配有消暑减热之功效，然而为何发热，除夏日暑热外，当是唐人服食丹药所引起的并发症所致，《备急千金要方·胃腑》条载：“凡人患大热，皆须候脉。若大大热者，不得一准方用药，皆准病用药。大热不可那者，当两倍、三倍。大大热者，乃至十倍用之，乃可制之尔。有人苦热不已，皆由服石所致，种种服饵，不能制止，惟朴消煎可以定之。武德中有贵高人师市奴，谓之金石凌，非也。此方直用二消寒水石石膏可也，即不劳金。有金者，贵高人所加也。”[16]362因此，金石凌作为压制丹药性热之药，其赏赐便显得尤为关键。

恩赐药金，药金是养生延年之药，如“赐臣药金盏一匙，并参花蜜余甘煎及平脱合二，兼令中使辅朝俊亲授昨所赐金方法者”[7]3372。不仅赐药金，还亲赐使者教授服食之法。又“赐臣江东成金二挺，若服之后，深有补益，兼延驻者，伏以仙方所秘，灵药称珍。必候休明之辰，上益无疆之寿”[7]7110。

(三)美容驻颜类药

美容驻颜类药以腊日所赏赐的口脂与面药为主，而这两类药是皇帝常赏赐的药物。其一般有固定的赏赐传统，即在腊日，为何腊日会赐予大臣此类药物，而非它日？腊日为一年之冬，寒气袭来，人的皮肤易皲裂生疮，冻伤手脚，白居易《腊日谢恩赐口腊状》中，宪宗在腊日赏赐白居易口脂、红雪、澡豆，时属寒冬，有“皲瘃而润”“不龜之泽”的功效，且从口脂与澡豆类药品一同赏赐亦可知其主要功效。另外，尚药局有专门的医官负责口脂，即“合口脂匠”[3]324，于唐初设置，并非沿袭旧制。

口脂与面药是性能相近，用法不完全相同的两类药物，《备急千金药方·唇病》条有：“甲煎口脂，治唇白无血色及口臭方”及“上先炼蜡令消，乃纳紫草煮之，少时候看，以紫草于指甲上研之，紫草心白即出之，下蜡勿令凝即倾弱，合甲煎于蜡中，均搅之论，灌简中则勿触动之，冷凝乃取之便成好口脂也。敷口面，日三”[16]141。口脂多用于嘴唇干燥，以涂口，亦可涂面。

面药则混面脂一起使用，《千金翼方·妇人面药》载面脂方及面药方：“面脂方，主面及皴靥黑皯，凡是面上之病悉皆主之方。”“面药方，……净洗面，夜涂之。以一两药和面脂，令稠如泥，先于夜欲卧时，澡豆净洗面，并手干拭，以药涂面……其色光浮，与未涂时百倍也。”[17]90面药混和面脂一起使用，只可涂面，未见有涂口之例。

口脂面药的赏赐多见于臣子的谢赐表状中，以常见唐人文集及结合《全唐文》记载统计，涉及赐口脂和面药文计有25篇(4)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书中依据《文苑英华》及《全唐文》统计所得为21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7年，第125页。，如下表：

表3 “口脂面药”篇目统计

检表所得，第一，文集中最早书写谢赐口脂面药的表状为李峤的《谢腊日赐腊脂口脂表》，李峤生活于武后、中宗时期(曾三次被拜宰相)，由此可大致推断腊日赐口脂面药的时间上限(5)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书中认为，张九龄的谢赐表为最早记载。。

第二，24篇表状皆叙其感恩惠赐，内容文体大同小异，独有1篇格外显眼，权德舆《谢停赐口脂等表》，他认为口脂赏赐既不属厚赐，又劳师动众，因此影响到了国家生计，应一切从简，减少财政支出。再者从玄宗《答张九龄谢赐药批》中言语中已透露出，口脂赏赐是一种常制，“腊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则微物亦有嘉名，与卿共之，何足为谢”[18]810。常制渐行其例，所引起的财政损耗确实不可小觑。

第三，除了口脂面药之外，红雪与紫雪也是常见美容养颜类的赏赐药物。如令狐楚《谢赐腊日口脂红雪紫雪历日等状》中“赐臣前件物等者，……灵膏有琼液之容，仙散拟雪花之状，司天推步，定分至于四时，尚药煎和”[7]5494。知红雪与紫雪为散状类似雪花，功能主治“绛雪珍芳，捧持而炎瘴自消”[7]4622“赐之绛雪，众香流泽，芳润忽光于悴容，五药蠲痾，瘴疠潜销于腠理”[7]5194，即可以消除炎瘴、瘴疠之类的疾病。

(四)手诏方书

除直接的赏赐药物之外，唐代皇帝还多赐予药方，而且多为亲自手写“神方秘术”。符载身患热风，食欲不振，肢体不安，宪宗赐其药方四道：“臣某言：中使朱万春至，……念臣风疾，赐臣手诏，并赐御札药方四道。”[7]7046后一月又派中使问疾，已经痊愈，“臣某言：今月日，中使郭忠政至，伏奉手诏。以臣微疾，尚轸圣怀。……臣初中风疾，状候颇剧。自蒙圣泽，特赐神方，酌和剂之宜，备甘辛之味，曾不信宿，已觉痊平”[7]7046。又如前文所提权德舆《代卢相公谢赐方药并陈乞表》：“臣迈言：臣自染偏风，……伏蒙特令供奉僧智昌医疗，并每日令中使存问，及赐柳汤煎驴头方，仍便令服饵者。”[13]253令狐楚《为人谢问疾兼赐医药等状》：“伏奉诏书，赐臣乌药蓼子各一合，药方两纸。”[7]5493

有时，药方中还会特写服用方法，不过多在赐养生类药中见，从一侧面可反映出唐代皇帝对服食丹药的重视程度。如前文赐苑咸药金中，“赐臣药金盏一匙，并参花蜜余甘煎及平脱合二，兼令中使辅朝俊亲授昨所赐金方法者”[7]3372。赐权德舆金石凌中，“臣憬言：伏奉恩敕，赐臣金石凌并方及服法，并金花银合一，又赐臣苏膏方及眼赤有疮方……致金石之固，通性命之和”[13]196。

三、赏医赐药的对象、途径及动机

探讨了赏医来源及赐药种类后，则需进一步明确：皇帝的赏医赐药除了重臣之外还有何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赏赐？赏赐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一)对象途径

根据赏医赐药途径的不同可体现赏赐对象身份与阶层的差异，除了前文所列辅拂股肱重臣，诸如苏良嗣、杨绾、裴度、李勣、姚崇等高官，还有公主，身份尊贵，宠溺优渥，赏御医自是顺理成章，如肃宗第二女纪国大长公主“忽焉遘疾，御医驰诊，阴阳之祋已深，中使相望，药祷之诚无及”[7]6364。乃至远嫁的公主，其身份地位亦与重臣相当(无论是与皇帝的关系亲疏还是所担负的外交重任)，因此皇帝亦会派御医专程前往和亲之地，以示荣宠。高宗第十一姊李孟姜远嫁辽西边镇，佐助驸马几经辗转，“每炎凉舛候，腠理乖和则名医上药，相望结轨。……公主自届边垂，增动风疾。恩敕遣长子陇州司功，四子左千牛季童前后驰驿，领供奉医人及药看疗。调露元年，驸马以克清边难，驿召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又令息季童驰驿领医药看疗”[8]第一辑67。数次派遣御医前往为公主医疗，其重视程度亦可见一斑。

以上重臣及公主生病时，皇帝会委派皇太子送药以视重视，比如李勣，“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4]2489。

对于其它阶层的赏赐群体，皇帝会直接赐以诏敕书或委派宦官(中使)作为中间联系人，慰疾问病，顺便带去药方及治疗之药。比如敕赐边镇兵将，玄宗对北庭都护盖嘉运的敕书：“今遣医人将药往，可善自将疗。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18]620《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近闻卿手足风缓，颇有所废，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良用嗟称……今遣医人将药，就彼看疗，可与之商量。随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书指不多及。”[7]2905言语间透出皇帝的体察与关怀。再如赐僧道，“臣某言：伏奉中使宣勅，赐贫道药总若干味。……同问疾之荣，施等医王，感能仁之惠”[19]752。不仅派中使，还派以医官医治。

由此可见中使在赏医赐药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前文25篇谢赐口脂面药表中，有15篇都提到“中使某至，伏奉诏书”，即使无明确写明“中使”二字，也有手诏等字样，而手诏多半亦是由中使传递。

(二)背后动机

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皇帝赏赐医药是出于直接目的，如前所讲在赏赐治疗见效类药物之时，多是因为大臣疾病渐笃，身患重疾，赐予药剂以求康复，史料所见痊愈者不在少数。虽然有时已回天无力，但都体现出皇帝对人臣身体健康的特殊关怀，甚至要知悉朝官人数的增损，“自今内外官人，须相存问，勿致疑阻，有遇疚疾，递加询问，为营医疗，知其增损”[7]53。皇帝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赏赐之间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共享。同时，崇道风靡的唐代，对养生保健的需求与重视格外突出，药石金凌这类保健药品由于皇帝的赏赐而变得更加珍贵，遂成风尚。因此，一方面有利于塑造仁君圣主的形象，另一方面会影响唐人服食药物的日常习惯取向。

从权术运用的角度，皇帝的赏医赐药是出于间接目的，以直接的赏赐方式来获取间接的人心所向。所赐药物类似君臣关系的润滑剂，拉近君臣关系的纽带[15]76-77，近臣之间，甚示荣宠。而对边镇将士群体的赏赐，则更易突显一种利用的意味，在外出征战表现时尤甚，唐太宗征高丽时“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招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20]329。通过赐药这种单向行为，与近臣及兵将之间建立双向的信任关系，简单而言是笼络朝臣，稳定军心。本质上是皇帝以少御多的一种统治术，“一君众臣万民体制下，甚或一元化任命式官僚制下，资源与荣耀主要源于自上而下，尤其是皇帝(最高统治者)的再分配。”同时，“信—任型关系与其极致表现‘宠’，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源于由分封制国家到广土众民帝国的飞跃，是皇帝与府主利用自幼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并统驭作为‘陌生世界’的天下的一种手段。”[21]119-121从而在诸王朝日常状态下发挥了吸引众人，维系王朝格局的作用。如此看来，赏医赐药作为一种医疗资源的分配是制度支配力在巩固统治方面的典型展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唐代皇帝的赏医来源的多途可反映出医疗队伍的健全，赐药种类的繁多可反映出医疗资源的健全。皇帝凭借健全的医疗资源与臣下之间实现了资源共享，但这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人性的关怀与权术的运用，医药既是君臣关系的润滑剂，又是皇帝制度支配力的有效实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