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与“型”的设计秩序
——论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设计特点

马燕

一、人造的秩序

就图案来说，古人在对于某一自然物的形象进行再创造时，寻找到一种单个物体上的设计秩序。说到设计秩序，贡布里希曾在他的《秩序感》一书中提到：“设计是一个大的概念，如果我们一定要追述它的起源，我想，那些生活在远古的先人们，当他们或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用一块石头砸向另一块石头以便打造出有某种功能的工具时，设计就在这一瞬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的意思是说，设计其实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加在自然界之上，用以创造人类文明的一种广泛的活动。或者用更为简单的话来说，设计是一种文明。所以，古往今来，大千世界，我们所用的，所看的，所创造的，无一没有人类设计的痕迹，无一不体现出人类自身的理性与情感的特征。”[1]就像古希腊的哲人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或如马克思所说：“人按照自己的尺度，也就是美的尺度来创造”。这个美的尺度说到底就是人的设计。

二、“流”与“型”的设计秩序

春秋战国时期的刺绣纹样设计从单位纹样到整体连续都展现的不俗的审美意蕴，例如，战国刺绣纹样中的虎纹图案，可以看出虎纹的身体部位比例，并不与真实的老虎完全相同，设计者有意识地拉长了身部与尾部的比例，并且将其形态做出流畅外形的处理，但是，它给人的带来的视觉享受却更为生动传神。笔者认为，这是处理单个图案纹样时对物体组成部位比例的把控及概括和展现的曲线程度所体现出的“流”的特性。而后，当具有“流”动性的单个纹样互相组合在一起，便会重新构作成新的图案样式，这样的图案样式，由于创作时间和空间安排上的不同，又包含着“时间图案”和“空间节奏”[2]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表达方式基础上，构成整个纹样图案和布局上的“型”。

纹样形态的对称、组合、连续。独有基本单位纹样不足以支撑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刺绣纹样设计，我们可以从一些出土的刺绣文物中，发现各种纹样之间的联系，即单位纹样的组合、连续、对称等构图安排。

战国时期的刺绣纹样题材主要是动物纹和植物纹，如中国翟鸟穿花纹刺绣鞍褥面纹样（图1），从绘制的纹样上看，在战国早期，绘制刺绣纹样的人，就已经初步具备“设计”的概念。不仅对鸟的形态做了简化的处理，在中间部分为了使鸟与植物藤蔓相结合，有意识地设计出藤蔓的对称形态与鸟纹融为一体,初步展示了动物和植物纹样的变体和组合。

图1 翟鸟穿花纹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2 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出土的龙凤虎纹绣（图2），主要纹样虎纹、龙纹、凤纹依托菱形谷歌框架交错排列。其中，虎纹逼真，但并不是完全复制自然形态，而是通过对自然形态的提炼简化处理，形成极具流畅动感的虎纹形态，威武刚健。龙凤部分更是设计精妙，龙凤形态本就是流线顺畅，穿插蔓草纹的流动感，使得龙凤身体与蔓草纹合为一体。同时期出土的“盘龙飞凤绣”（图3），由25 片绣绢缝成，龙凤相间作反射对称排列。两片舞凤纹样左右对称，上下形态各异，画面纹样设计与构图安排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龙纹简化为蛇体形，交互盘绕”[3]在这幅衾被面的纹样设计中，可以发现纹样更为精妙复杂，宏观整体纹样布局，并不只是单一的对称反射，被面上部三分之一处用飞凤纹样将其隔开，下部则是舞凤逐龙纹对称布局，结合蔓草纹做装饰，使得整个龙、凤、草纹样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能看到构图上对龙凤纹样的变体、对称、组合及丰富的变化。

图2 龙凤虎纹绣

图3 盘龙飞凤纹刺绣浅黄绢衾被面

另两幅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出土物绘制的纹样，也是延续了战国中期纹样设计的特点，形态流畅，动物纹与植物纹相结合，布局对称而又富有变化，富有“秩序”感。如1982 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物绘制的浅黄绢衾面对龙对凤刺绣纹样（图4），凤纹尾部与蔓草纹融为一体，龙的形态生动富有变化；同墓出土的凤鸟花卉刺绣纹样（图5），变体凤纹隐藏于花草纹之间相互缠绕，并在中间转移隔断形成对称，重新组合出另一种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变体纹样，纹样简洁大气华美。

图4 对龙对凤刺绣纹样

图5 凤鸟花卉刺绣纹样

从战国中期的服饰刺绣纹样上来看（图6），已经可以初见几何形态的骨骼框架，主要为菱形，并且是几何形态的重复排列，从专家绘制的纹样复原图（图7）上看，菱形内的变体凤纹也都 不尽相同，这种变体的多样性能够感受到这件红棕绢秋衣的精致。图6 和图7，两幅刺绣纹样复原图上看，除了单位纹样的变体之外，更多的是连续性纹样，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四方连续纹样。在这幅纹样上便能看到几何纹样与变体凤纹的组合形态。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组合排列使得我们看到自然形态外的灵动，在组合形态下的和谐以及在对称形态下的丰富变化。

图6 变体凤纹绣红棕绢秋衣（模型）

图7 红棕秋衣纹样复原图

三、永恒的设计

战国时期刺绣纹样在题材选择上，也钟情于龙凤等有关神话传说的纹样。纹样不会完全复制自然形象，诸如龙凤一类的人文动物，是作者根据自然形象和综合自然形象特征的再创造，是对古代人文艺术的体现，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纹样的成型和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相得益彰。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再创造将战国时期的刺绣艺术，变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布局宏伟严谨、繁而不乱的战果时期刺绣，多数是以严格的对称，或是按照菱形几何框架排列布局，对称位采用水平线对称、垂直线对称或是对角线对称，可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样，依据对称中轴线灵活安排，时而反复连续，时而在某处停顿转折，亦或是在中轴线处错开二分之一形成连续纹样。花草藤蔓等辅助纹样围绕主纹样或骨骼框架交互盘绕，结合共生，极具装饰意味，完美地诠释了战国时期纹样布局所传达的“流”与“型”之美。

注释

1 贡布里希《秩序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页“设计学丛书”总序。

2 “时间图案”“空间节奏”源自贡布里希对于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的理性和审美特点的解释。详见《秩序感》贡布里希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3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