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乔

早年二度游欧的经历,让张君劢一度怀疑他以往全盘西化的观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更是让他对寄希望于欧洲列强的科学之梦破灭。在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中,张君劢从“耳闻目睹的不断罢工和食品匮乏、住房拥挤的状况中感觉到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刘义林,罗庆丰:《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37页)。由此,张君劢选择并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这也正是其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以及游欧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民国早期的军阀混战让中国百姓有着对和平社会的向往,而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安危自然也在张君劢的考虑范围之中。
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张君劢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方式:即认为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形式上与当时的中国更为类似。考虑到德国统一后的迅速崛起,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最符合“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相互协调的原则。简而言之,便是“劳资携手的议会政策带来的民主政治”再加上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张君劢厌恶激进的社会改革,因此他持渐进主义逐步改良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改造,大业也,先之以舆论,继之以实行。与其急之而生反动,不如缓之而坚其基础。”(张君劢:《国宪议》,《张君劢集第109页)这种认识也是其研究方向向哲学转型的标志。张君劢号召将德性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