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拥华,漆 放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金融总量水平以快于GDP的速度增长,企业杠杆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刘习习等[1]表示,尽管当前我国尚未出现周期性金融危机、资产冗余、大面积破产等现象,但是中国面对的债务压力依然相当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债务总额高达219.4万亿元,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从债务结构上看,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37%,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53.2%,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53.6%。据肖崎等[2]统计,2010年巴西和印度的负债率分别为148%和122%,俄罗斯的债务比率为73%,而我国资产负债率高达191%。查询万德(Wind)数据库得知,2007—2018年,我国实体企业持有负债大幅度增加,由原来的0.61万亿元上升至3.93万亿元。周彬等[3]曾认为,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会给企业转型带来困难。鉴于此,中央财经小组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指出经济发展要化解过剩产能,金融环境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有效去除杠杆,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高杠杆的危害得到重视,如何利用财务杠杆和资产配置将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同时,检验资产配置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成因,多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市场秩序、董事会的个人特征等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