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践、影响及扩散研究综述

杨慧莲 刘培生

(1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2六盘水师范学院“三变”改革研究中心，贵州 六盘水 553001)

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是2014年发轫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场自下而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盘活农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居民收入等多重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三变”改革自开展以来便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批示、指示，并多次被写入国家级重要政策文件中指导全国实践。具体来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汪洋曾五次对“三变”改革做出重要批示与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家重要会议中曾三次提到农村“三变”改革①；进一步地，2017年9月，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市被农业部批复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农村“三变”改革实验任务。特别地，农村“三变”改革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而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变”改革意义的表述，也有变化：“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是2017年一号文件的表述；2018年的表述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2019年的表述则是“总结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显然，2019年的表述更有高度，直接上升到了总结推广改革经验的高度，更具普遍性和长期性，同时也显示了中央相关部门对改革及实践的认可与肯定。从2017年到2019年三个一号文件的表述来看，其推进工作的力度是依次递增的：从鼓励到推动，再从推动到总结推广。这种推进工作力度变化充分说明，中央及相关决策层对农村“三变”改革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

农村“三变”改革的相关表述除了连续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还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5]这样的重磅文件中出现。当前，农村“三变”改革被誉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范本，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地市效仿学习其改革相关实践及成功经验②。伴随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扩散，有一批学者就农村“三变”改革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梳理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针对农村“三变”改革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针对改革发源地六盘水相关实践展开研究，具体包括：（1）对“三变”改革背景、内涵、具体做法及成效的研究；（2）对“三变”改革价值评价及理论解析的研究；（3）对实践过程中存在风险与政策建议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三变”改革作用及影响的研究，其中涵盖了“三变”改革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第三个层面是针对“三变”改革在贵州省之外其他地区扩散与实践的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农村“三变”改革已由地区实践逐步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并指导全国实践，且学术界已针对其做了一系列研究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行，研究成果的累积，特别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且能在剖析已有研究重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深化相关研究的政策建议。鉴于此，本文将在细致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深化研究的可能方向。

一、农村“三变”改革背景、内涵、做法与成效

（一）农村“三变”改革背景

我国在农村经营体制、脱贫攻坚任务及农民增收渠道拓展三个方面面临的现实困难是农村“三变”改革产生并扩散的重要背景。系统考察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的实际情况，一是从农村经营体制方面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的充分、“统”的不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分散的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等要求。如何发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激活并释放农村生产力，成为当前背景下必须面对并解决的现实困难和挑战；二是从脱贫攻坚任务情况来看，六盘水位于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2012年全市4个市县区中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个省定贫困县，2014年全市贫困人口达50.99万，贫困发生率为19.55，该贫困发生率相比贵州和全国其他地市分别高出1.55和12.55个百分点③。这种现实背景下，找到一条精准脱贫的可行路径任务艰巨；三是从保障农民长期持续增收来看，六盘水农业产业经营较为传统，长期过度依赖玉米、土豆等传统农作物，高价值特色农业经营数量较少，财产性收入仅占农户年均可支配收入的1.63%，而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已有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村“三变”改革的缘起和背景。陈全认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经营体制遭遇发展瓶颈是农村“三变”改革的逻辑起点[6]。张绪清从农业经营体制遭遇新挑战、农村发展机制遭遇新挑战、脱贫攻坚遭遇新挑战、乡村建设与反贫困主体严重缺位四个方面分析了“三变”改革的缘起和背景[7]。王永平和周丕东则从农村生产要素分散、农业规模化发展受限、现有可利用资源低效利用、农民增收渠道狭窄几个方面分析得出，农村“三变”改革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唤醒沉睡资源、积聚分散资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是一条既有别于东部又不同于西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路[8]。姜长云和芦千文在其研究中阐述了六盘水市面临的发展难题，提出农村“三变”改革是化解现实难题的应然产物[9]。杨小成从社会需求变化引致农村供给侧结构适应性调整、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迫切的农村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压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依据[10]。进一步地，谢忠山和刘娇娇在梳理我国已有改革探索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如何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优越性，通过改革手段激活、释放农村潜在的巨大生产力将逐步成为实践探索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后续改革应集中围绕“人、地、钱、经营主体、集体经济”深化探索，而农村“三变”改革正是对深化农村改革总要求的积极回应与实践探索[11]。

（二）农村“三变”改革内涵

逻辑学认为内涵是事物特有的属性，农村“三变”改革内涵指的是“三变”改革具体涵盖的内容。目前各界对农村“三变”改革内涵基本达成了统一认识，即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9,12-15]，具体内涵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变股金”内涵在后续实践中被进一步拓展。王永平和周丕东在其研究中阐述了这种实践拓展，其研究指出除了各级财政投入到乡村的各类项目发展资金，“资金变股金”中的资金还包括村集体和农户的自有资金、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资金和社会主体所属的社会资金等多种类型的资金，这些资金在用途和投放方面具有点多面广、投入分散、效益外溢等突出特征和问题。而“资金变股金”的制度设计则是将上述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以放大其使用效益[8]。进一步地，魏人山指出农村“三变”改革一词是对“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高度概括，旨在明确“三变”这一思维对象的范畴。进一步地，农村“三变”改革本身的内涵比较丰富，至少能从改革农村资源产权、变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农村的生产关系三个层次展开分析[12]。

（三）农村“三变”改革做法与成效

在分析农村“三变”改革内涵的基础上，有相当一批研究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归纳总结了农村“三变”改革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17]。例如，黄延信等基于实地调查，将农村“三变”改革实践总结为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有效盘活农村集体闲置资产、探索财政资金转变为农户股份三个方面[18]。罗凌和崔云霞将农村“三变”改革实践总结为，从要素集聚发力，再造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再造农民参与社会分工的产业体系和环境，同时创新要素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重构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拓展空间深化促进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快速发展[19]。与此同时，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之后，将农村“三变”改革主要做法总结为：聚焦贫困群众、找准“三变”改革主体目标；聚焦优势产业、积极搭建“三变”改革平台；聚焦相关资金整合、有力保障改革投入；聚焦经营主体，大力培养改革承接主体；聚焦改革风险防控、坚守“三变”改革底线五个方面[20]。除了对农村“三变”改革做法的宏观分析，有一批研究者聚焦于对改革的某一个或多个方面展开分析。例如刘琴和周真刚将研究聚焦于农村“三变”改革股权架构的具体做法方面，分别从出资方式、股份确认，决策管理和监督机制，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股份流转及退股机制几个方面阐述了“三变”改革发源地的股权架构主要做法及存在的问题[21]。肖兴燕则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集体产权量化的具体做法，认为当前六盘水“三变”改革实践过程中的集体产权量化形成了较为规范的量化操作规程、达成了农村集体资产量化范围及方法的共识、探索了政府和民间资金共谋发展的支持方式、增加财政对农村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且正在努力探寻资源股权定价新模式[22]。

在分析农村“三变”改革具体实践做法的基础上，已有研究者肯定了“三变”改革取得的成效。例如，黄延信认为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了农业规模经营体制机制、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培养了职业农民、促进了农民增收[18]。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指出，农村“三变”改革在促进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带动贫困农户增收，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经济转型升级，有效组织农民群众、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乡村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王永平和周丕东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盘活农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形成改革示范五个方面[8]。相较于对“三变”改革成效的整体性分析，也有研究者基于在“三变”改革典型村庄的深度蹲点调查得出，典型案例村庄通过“三变”改革的方式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改革以来村庄在劳动力回流/积聚、贫困户脱贫、普通农户增收、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成效显著[23]。

二、农村“三变”改革价值评价与理论解析

（一）农村“三变”改革价值评价

已有研究在明确“三变”改革背景、内涵、做法与成效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村“三变”改革的价值意蕴并对其创新价值进行了评价。具体来讲罗凌和崔云霞指出，“三变”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邓小平同志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一个实践方向[19]。中央党校农村改革调查课题组认为“三变”改革对于推动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对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对于依法依规治理乡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带动意义；对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重要支撑意义[20]。王东京和王佳指出认识“三变”改革的价值，眼光应放得长远些，不能仅从农村扶贫角度看。“三变”改革将是中国整体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不二之选，其妙处在于——它立足扩大资产增量，而无须“抽肥补瘦”[24]。孔令刚和蒋晓岚认为“三变”改革的价值体现在，其是农村产权制度、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创新，对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有利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农民主体”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25]。刘琴和周真刚则认为在破解农村资源、资金、农民分散难题方面，“三变”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的改革新路，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贡献突出[26]。进一步地，陈林通过研究指出，贵州等地发端的农村“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充分激活城乡发展要素，有力印证了习近平农村市场化，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理论[27]。柯炳生则认为“三变”改革是一种机制创新，其并没有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而只是对现有可利用资源的一种整合，是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其根本意义在于能够把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资产盘活，用于回报率更高的农业经营项目[28]。

（二）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

由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当前已有研究者给予了农村“三变”改革极高的评价。基本肯定“三变”改革和其他制度创新一样，均是利益相关者结合内外部环境而进行互动博弈的结果，继而改革实践有其内在的形成逻辑、改革绩效有其特定的生成路径和机制。鉴于此，借鉴经典理论对“三变”改革进行解析则显得极为重要和必要。梳理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已有几篇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农村“三变”改革进行了解析。桑瑜在肯定农村“三变”改革价值和意义基础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三变”改革相关研究大多还是经验归纳和总结，缺少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进一步从要素分配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实地调查案例剖析改革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总结得出，“三变”改革的中心思想和制度诉求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着力点是“平台+产业”推动资产增值，利益机制是驱动与制衡[29]。于福波和张应良则通过构造“制度—机制—行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分别对“三变”改革的制度渊源、动因和实施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指出，“三变”改革从一种模式上升为制度变革，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资本下乡对原有的乡村治理结构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产生了冲击和重塑；农村“三变”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30]。刘培生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变革理论深入解析了“三变”改革隐含的制度变迁价值，认为在创新生产组织形式、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等自然资源创造出新价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优秀的合作社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方面“三变”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原来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颠覆性的“创造性的毁灭”，即创造出符合现代化特点的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四个方面。进一步地，“三变”改革体现的制度变迁思想则表现为一项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环境情况，当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时，经济主体就会产生对新制度、新规则的需求[31]。张敏娜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从探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优化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分工配合关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注重分配公平，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四个方面均体现和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32]。

三、农村“三变”改革风险及对策相关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村“三变”改革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效，有一批研究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且当前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尝试运用政治、经济学相关经典理论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解析。但仍需注意“三变”改革是触及深层次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过程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需要谨慎客观评估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综述已有研究发现，目前有一批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农村“三变”改革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对策建议方面。例如李裴从亏损把控、权益保障、资源破坏、法律规避、资金安全几个方面分析了“三变”改革发源地在推进“三变”改革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一步从选择好改革试点、把握好关键环节、建设好交易平台、掌控好融资风险、发挥好政府作用方面提出改进建议[17]。刘远坤认为农村“三变”改革是一项向农民“还权赋能”的改革，但是在产业经营亏损把控、权益保护、资源破坏等方面存在风险[33]。韩保江研究指出，农村“三变”改革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尚需注意涉农资金转化为企业发展股金过程中可能的国家资产流失风险，土地入股确权量化不明晰、不稳定暗藏的风险，入股土地用途质量改变引致的风险，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监管不到位形成的风险等多种可能风险。为了有效防控风险，一方面需要完善并提供改革配套保障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法律支持，具体来讲，当前“三变”改革实践对农村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等带来的冲击，已经涉及《宪法》《物权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后续仍需明确相关法律支持[34]。

除了对农村“三变”改革可能存在风险进行宏观视角的分析，也有研究者基于对改革发源地的深度调查而分析当前存在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例如周真刚在肯定农村“三变”改革实践成效的基础上指出，要注意加强防范“三变”改革风险。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情况，而各类新主体的经营状况将直接影响改革成效。因此，农村“三变”改革推行过程中还应当做好相关风险预案，重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提升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适应能力，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挥作用，实现长效发展目标[35]。王永平和黄海燕则基于对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改革进展及推广情况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随着“三变”改革的深入推进，可能面临包括自然风险在内的七个方面的风险及挑战，进一步剖析了不同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可能后果。最后，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自然风险抵御能力；加强经营主体能力建设，降低经营风险发生概率；增强技术支撑能力，降低技术风险发生概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消除政策风险滋生土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法律风险的发生；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筑道德风险防范屏障；完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防止社会风险发生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36]。

四、农村“三变”改革的作用及影响相关研究

除上述对农村“三变”改革本身的研究外，逐渐有一批研究者将视野拓展到分析“三变”改革的作用及影响方面，其中包括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的作用及影响。

（一）农村“三变”改革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的作用及影响

由农村“三变”改革背景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贫困程度深、范围广及脱贫攻坚遭遇挑战是农村“三变”改革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即农村“三变”改革是一种典型的穷则思变的产物，是贫困地区不同主体为摆脱贫困而创造的、新型的合作发展思路与实践。综述已有研究发现，农村“三变”改革对实现精准脱贫目标的作用及影响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具体来讲，陈全分析了“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从助推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来讲，如何推进精准扶贫、实现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成为农村改革的重点与方向，而“农民有权利没利益、有资源没资产；农村有资源无市场、有供给无需求；农业有空间无效益”是摆脱贫困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成为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农村“三变”改革的制度设计则旨在通过实现资源资产化、资金股份化而增加农民资产性收益。从制度创新来讲，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对农村产权制度、对收益分配制度、对扶贫资金和项目运作制度的创新三个方面[6]。檀学文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在扶贫方面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资产收益扶贫的内涵，依据“三变”改革的制度设计，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农户家庭所有的各类资源资产、金融资源及其他各类社会资源都成了潜在的扶贫资产来源，扶贫资产的类型更加多样。进一步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与资产收益扶贫的理念高度契合。产权安排和收益分配是影响资产收益扶贫的关键，推动资产收益扶贫与农村“三变”改革已形成互为因果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可将“三变”改革作为资产收益扶贫的发动机[37]。李如海基于对“三变”改革发源地的深度调查指出，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依托“三变”改革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新路径；发展信用合作、实施金融扶贫；依托景区景点，以旅游带动减贫[38]。谢治菊则将农村“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总结为：聚焦贫困群众，重构乡村治理体系；聚合资源要素，为精准扶贫提供资源保障；搭建产业平台，为精准扶贫找到科学路径三个方面。进一步将具体实践模式总结为“三变”+特色产业+贫困户模式、“三变”+乡村旅游+贫困户模式、“三变”+村集体+贫困户模式、“三变”+经营主体+贫困户模式[39]。

（二）农村“三变”改革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及路径

综述已有研究发现，农村“三变”改革对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的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已有研究者肯定了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24，29，37]。且大量的实践调研经验证据表明，农村“三变”改革确实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8]。有别于对农村“三变”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宏观分析，孔祥智和穆娜娜基于对“三变”改革发源地典型案例村庄的调研基础上，将“三变”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来源及类型做了细分。具体来讲，其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正在推行的改革从本质上是通过增加农民的资源租金、股份分红、自营工商业、种植业、转移就业等方面的收入而提高农户的财产性、工资性及家庭经营性收入的[40]。

图1 以“三变”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及路径

（三）“三变”改革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及影响

农村“三变”改革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及影响是当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综述已有研究发现，罗凌率先发起对“三变”改革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作用的探讨，其研究指出，“三变”改革是以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而实现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流转的一种生产发展新力量，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造、重构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刘远坤认为“三变”改革有助于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农业产业增收和农村社会繁荣具有重要价值[33]。杜良杰和周怡研究指出，“三变”改革衍生出很多“变”的模式，但是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变”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脱壳”并实现发展。换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三变”改革这一制度创新支撑，农村“三变”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41]。税林敏研究指出，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内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化了农村集体财产权利，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提高村集体收入的独特道路[42]。温铁军则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农村“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要上升到理解一个新型集体经济如何重构这个层次[43]。特别地，张应良和徐亚东研究指出，已有的研究很少从学理层面深度剖析农村“三变”改革在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逻辑，因此“三变”改革对实践的制度价值非常有限。在脱贫攻坚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无论从强化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还是后续深入推进和推广农村“三变”改革均需要从理论出发探究并解析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其从经济学原理出发，首先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理论条件，接着分析“三变”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具体来讲，一方面论述了产权明晰与产权激励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影响，另一方面论述了拓宽市场、链条延长与维持特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影响，进一步对照具体改革实践解析“三变”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通过分析得出，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和产权激励，而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考虑拓宽市场、延长链条和维持特色，故而资源配置并不一定会实现经济增长，产权明晰、有效激励、拓宽市场、延长产业链和维持特色是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照发现，当前实际情况并不符合理论条件，而农村“三变”改革的各项措施，正是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向理论条件方向的改进[1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已有研究除了对农村“三变”改革上述几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外，目前还有两篇文献将“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了对比，总结得出“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存在诸多差异。具体来讲，杜良杰和周怡研究认为农村“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存在背景、特征、内涵、基本范式、目标诉求五个方面的不同[41]。于福波和张应良则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制度生成环境、制度变迁方式、政府参与程度、制度实施机制和制度新绩效五个方面的差异[30]。

五、农村“三变”改革的区域扩散及相关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知，发轫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成功引起各方关注而逐步向全国其他省市扩散。通过整理总结农村“三变”改革在全国扩散的资料④发现：从时间演进机理来看，农村“三变”改革自提出以来，在全国市级层面的扩散时间呈现典型的“S”形曲线分布，即可将农村“三变”改革的扩散过程分为基层探索、局部试点、整市推进、全省推广、全国扩散五个阶段。从空间扩散趋势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空间扩散过程呈现出典型的近邻效应、等级效应、集聚效应特征。从内容扩散特征来看，农村“三变”改革在不同地域的扩散过程中呈现出简单跟风模仿、创造性转换与调试两种典型特征。最后从总体扩散模式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产生与扩散模式更接近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扩散模式⑤。具体来讲，“三变”改革最初是由农户和新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为解决现实的发展困难而存在的；随后地方政府敏锐地关注到基层的实践探索，在响应改革诉求的基础上持续跟进并进行局部试点，同时对基层探索进行总结提炼并完善改革方案，之后抓住机会向中央政府汇报改革实践和成效，在获得中央政府层面批示和指示后，进一步强化完善其改革实践内涵与过程。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截至2019年底，先后已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其他省市县的党政机关及专家学者等1 130批次23 585人次到“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实地调研考察改革实践情况。

整理相关资料发现，农村“三变”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较快。2016年7月，安徽省启动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并在全省范围内选择11个区县和13个村庄推广改革实践，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0个区县整体推进。与此同时，陕西、甘肃、河南、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重庆、四川、青海、山东等地市也逐步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实践。伴随着“三变”改革在发源地所在省份之外的其他区域扩散，有一批研究者针对不同省市的实践和效果开展了系列研究。例如，窦祥铭在对安徽省首批13村“三变”改革试点调查的基础上将安徽省“三变”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总结为：推进“资源变资产”，让沉睡资源活起来；推进“资金变股金”，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推进“农民变股东”，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其认为安徽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在激活农村发展要素、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实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表现突出。进一步从农村集体部分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不到位、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滞后、对“三变”承接主体(经营主体)扶持力度不够、风险防范机制有待加强、股份合作机制不够规范五个方面分析了安徽省“三变”改革试点的突出问题，提出未来安徽省应进一步扩大“三变”改革实施范围、统筹推进农村集体各类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加大对“三变”承接主体(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规范股份合作机制[44]。马红光以陕西董岭村为案例，剖析董岭村集体产权“三变”改革实践，得出集体产权“三变”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村民自愿、统一认识、主动发展是前提；愿干能干公干的领头人是基础；选准产业方向、探索特色模式是关键；探索集体产权创新改革、共同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长久之策[45]。张婷则将重庆市州区太安镇“三变”改革的探索与路径总结为：“三变”+特色产业、“三变”+乡村旅游、“三变”+精准扶变”+特色产业、“三变”+乡村旅游、“三变”+精准扶贫[46]。

六、研究述评与后续研究展望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学术界已有一批文献就农村“三变”改革及实践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农村“三变”改革在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方面的价值与意义[1,47]。但是根据笔者的大量实地调查和观察经验⑥，当前无论从实际研究状况还是客观研究需求来看，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快于理论研究支撑的，且一些富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尚未被总结提升为理论创新成果。另外，现有研究成果中一些研究结论和观点仅停留在对局部经验的判断之上，缺乏基于更全面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说服力仍有待检验。综合判断，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宏观背景下，已有农村“三变”改革相关研究仍满足不了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现实需求。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聚焦于“三变”改革发源地实践，并就其实践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虽然有一批文献给予了农村“三变”改革极高的价值评价，但是现有的一部分研究似乎掉入了“只针对观察主体展开研究”的窠臼。另外，目前大部分文献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基本只是从现实视角出发研究，鲜有文献从历史溯源或未来改革需求的角度系统剖析农村“三变”改革。单一研究视角，在改革初期尚不会暴露出明显的窘境，但是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其局限性将会逐渐显现。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已有文献基本都是以定性研究或者加入少量案例的实证研究方式展开，有些研究只是基于对某个地区或者某个村庄的调查获取研究结论，一方面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尚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数据支撑不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后续研究深入推进，即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很难做出横向比较和纵向跟踪的实证研究成果。

第三、从研究发现来看，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相似性较高、政策建议扎堆雷同的现象；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相对更倾向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即已有研究中多次出现类似“‘三变’改革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三变’改革有助于壮大集体经济收入”等的表述，但是却鲜有研究者系统解析“三变”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内在机制及背后的学理基础。

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述评，后续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区域，一方面运用科学的抽样方法获取富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借助倍差法（DID）、断点回归法（RD）、合成控制法（SCM）等经典的政策评估方法，系统、全面、科学地评估农村“三变”改革成效。另一方面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充分捕捉那些不易用统计数据描述的关键变量，同时近距离地聆听底层的“细语”。以防止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本身的强迫性，有效避免研究者对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48]。力求近距离地、忠于事实地、小心翼翼地求证“三变”改革过程中“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及“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进一步系统梳理总结农村“三变”改革的具体做法、风险及未来发展建议。进一步地，在充分了解掌握农村“三变”改革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剖析其蕴含的理论内涵及理论创造，从“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增收致富的‘黄金腰带’”“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工商资本的下乡通道”“着力把‘三变’改革打造成为乡村善治的有效激励”等方面着手开展相关专题性研究，以期未来能够打破当前对农村“三变”改革局部的、单一视角的孤立研究，形成大视角、多学科、全维度的高价值综合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1月27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股份量化，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握好度，不要忘了农民这一头，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

②2016年7月，安徽省启动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并在全省范围内选择11个区县和13个村庄推广改革实践，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0个区县整体推进。与此同时，陕西、甘肃、河南、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重庆、四川、青海、山东等地市也逐步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实践。

③数据为笔者2020年8月-9月赴贵州省六盘水市调研时获取，具体由六盘水市委“三变”改革办公室提供。

④笔者首先进入全国、各省、各市县区的农业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对“三变”改革相关信息筛查整理；其次，在“中国搜索”“百度搜索”等权威网站逐省搜索农村“三变”改革实践相关信息和案例；最后将不同渠道搜索的信息整理在excel表格中，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GIS）绘制不同时间段的地图并进行针对性分析。

⑤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扩散模式集体体现为“地方政策创新-上级采纳-推广实行”。

⑥笔者长期关注并重点研究农村“三变”改革，曾多次赴贵州省六盘水市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工作。具体包括：2017年2月赴六盘水调研7天；2018年1月在六盘水蹲点调研30天；2019年11月赴六盘水盘州市调研10天；2020年9月赴六盘水调研4天；2020年12月赴六盘水调研15天；2021年3-6月赴六盘水深度蹲点调研90多天。综上所述，2017-2021年，笔者累计在六盘水市开展调研150多天，通过长期追踪调查和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蹲点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撰写了多篇内容翔实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