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之辩

杨小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统一之后，秦王朝为了大一统江山的万世永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其中，与文化有关的就是著名的“书同文”，采用李斯创立的小篆以统一六国的文字，采纳这位丞相的建议去除百家争鸣时期不同思想体系的各类著作，为此不惜“焚书坑儒”。秦朝因过度严厉只存在了十几年，让“万世江山”成为遥远的梦想。但是，“书同文”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却为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奠定了牢靠的基础。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至今，成为古代人类所有文明中唯一的存在，“书同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麦克卢汉在评价加拿大历史学家和传播学家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贡献时指出：“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1]在这里，所谓“因果关系”，是讨论文明发展进程中各种技术的作用，是强调技术恰恰构成了“因果链”中的“因”，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形态却是此因之一个合理的结果。

如果考慮到文化中的这一“因果关系”，则“书同文”中，“书”指书写，“文”指写作，“书”和“文”恰恰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因果”关系：从历史发展看，因“书”而成“文”，“文”是“书”的结果；因“文”而使“书”获得意义，“书”因“文”而立。

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往往把“书”看作书法。更关键的是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又把书法看作艺术。当我们把书法看作艺术时，其实我们的参照系是绘画，从而把书法的“艺术性”狭义地理解为“字形”，以及因构造“字形”而带来的书写风格。结果，写字变成了描绘，书学因之而被边缘化，识字不再成为其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