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明
最理解钟鸣的人,或许是他本人。这倒不是说他自恋或自傲。而是因为身为“旁观者”,他有一种罕见的自知之明。倘若在世俗生活中,这不过是朴素的为人之道,但在“宝贝儿精神”当道的“强人时代”,这却是难得的德性。当代诗人里,他是第一个勇于写自传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花五年时间,潜心完成三大册、一百五十万字的《旁观者》,一部“融个人成长史与广义新诗史于双重叙述”的“成长小说”,开一时风气之先。此后,才有“朦胧诗”以来的诗人撰文作传,追忆个人与时代。
为什么说《旁观者》体现了一种勇气呢?因为除了那种拿自传来自我册封的“宝贝儿”,谁都明白,自传并不轻松。爱伦堡说过,“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自传固然不能“自恋”,可还需“记得”,且更不能“回避”。还有什么比自传更考验个人的眼光与德性呢?北岛一代之所以对历史讳莫如深,“不敢写”那段诗歌运动,固然考虑到历史叙述的复杂,但个中缘由,则是身为历史当事人,瞻前顾后,不免有所回避。“北岛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既不变成西伯利亚的帽子,也不变成与狼对立的道德绵羊,而是一个牧师,测绘着奴役和自由的变量关系”。这一点,反观《旁观者》,就能多少见出历史的担当了。关键是它没有采用“历史排除法”。既没“排除历史”,也没“排除自己”。
反观《旁观者》,就能多少见出历史的担当了。关键是它没有采用“历史排除法”。既没“排除历史”,也没“排除自己”
而“诗人自传”就更加不易了。它要跨越自我和诗文的双重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