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写作的修远姿态：语言的轮盘与严峻的高度

夏可君

从语言的轮盘里，顾城转出

一个年幼的祖国，多多的

祖国白发苍苍

——西渡《顾城和多多》

从新文化运动和所谓的白话文革命以来，现代汉语的诗写作从来就并非单纯的纯诗行动，它一直承担着来自于诗艺写作“双重纠正”的责任：要么是诗艺艰难地去纠正生活，要么是诗艺不得不去纠正自身，当然有着所谓的生活纠正诗艺的时刻，但那就是灾难，无论是战争的直接暴力还是文化革命的暴力，无论是身体的欲望宣泄还是庸俗时代的格调下降，都恰好更为需要诗艺再一次去彻底纠正它们，这才体现诗艺的自身法则。

此双重的纠正，既要纠正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不如意以及被咒诅的生活，又要纠正诗意写作中的牺牲冲动，诗艺写作面对着选择：到底是对世界说不，或体现其“不”的力量；还“是”以“爱”去肯定世界，纠正世界的破碎，或说出创世的“是”。诗人西渡，最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诗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在西渡看来，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构成诗意写作态度与语言的迥异，而以爱的肯定姿态去写作，就形成了西渡写作的自觉以及双重的反思：一方面来自于海子通过自己的牺牲，所肯定的诗歌之王者的事业；另一方面，来自于张枣纯诗写作的间离态度，及其所导致的虚无主义；但这两种态度，对于秉承古典人文主义理想，甚至相信爱之神圣性的西渡而言，都是偏颇的，他必须继承另一位诗人骆一禾的未竟事业，面对诗性的轮盘咒诅命运，接续但丁带有神意祈祷的人文主义理想，确立自己坚韧的写作姿态与严峻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