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神 中篇小说

马青（回族）

开始了。

主持人介绍完了我和我的乐队之后，我举起了手中的笛子。

我的几只笛子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中国竹笛，在任何一个小城的乐器店里都可以买到，很一般。比如今天我参赛的这首叫《茶山踩青》的曲子，如果拿这支笛子，用筒子音等于2 的指法演奏，有一个半音就会稍高，需要用手指恰当地控制笛子的气孔。不过，这支笛子跟随我多年，在我多年的摩挲保养和悉心交流之后，我们之间配合已经得心应手，天衣无缝。

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只很好的竹笛，好几年中我一直抱着它呜噜呜噜地吹，后来我发现，把笛子用水浸湿之后音色会更好，所以我就经常这样干。可是最后这支笛子却哑了，就像城南门口陈六家老爷爷一样，不喝下两口酒根本亮不开嗓子。因为这个，被我的父亲兼音乐启蒙老师痛揍了一顿。

我的伴奏乐队很小，中间是扬琴，几把二胡，阮，还有一把漂洋过海加入进来补充低音不足的大提琴。因为我站在台上的准备时间已经过长，扬琴手，那个美丽的女孩已经抬眼在看我。我的确不应该再继续傻站着，继续想布竜寨、想老胡头、想文馆长。因为我们的曲子的第一个乐句，是需要在没有指挥的前提下，由所有乐手心有灵犀地将主旋律和伴奏同时奏响。

那是一段高亢嘹亮又不失悠扬的乐句，像掠过茶山的绿风，像大梁子那道当地人叫吊水的瀑布在淙鸣，更像布竜寨花猫婶家竹蓬树上的鸟雀，突然受惊噗噜噜直飞蓝天，然后又不离不弃地在山水之间盘旋。乐句中欢快跳跃的节奏不是爱情故事的宣言，而是少男少女们拥抱春天的欣然和青春情感的自由放飞、释放。这显然是音乐语言中最生动最形象的中文，或者说是典型的华语乐句，但我相信全世界都会懂。

我说过，我的笛子只是普通的笛子，但我却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笛膜。它们来自布竜寨脚苍翠的金竹林，我知道布竜寨的金竹哪一片长得最懂音乐，也知道在哪个时段采集哪个年龄哪个部位的竹子，更知道应该把它们阴干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剥出笛膜，然后在不多的所得中精选、加工、保存。做这个事情我比做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挑剔，因为这薄薄的膜片的震颤就是我的灵魂在颤抖和飞扬。所以，笛声一响，往往掌声就跟着响起。

掌声如约而至。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后来他们传说的什么乐神。我以前，只是小城里一个爱吹笛子的捣蛋孩子，后来是文工团的小学员。这样的文工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应该怎样向你们讲述这个团，这个曾经的事业单位的故事呢？总之，这个团虽然是一个单位，其实更像一个大家庭，有老的，有小的。老的有老演员、老琴师，还有一个搞服装的和一个专门的有职称的舞台美工。演员队伍虽然比较年轻，但因为编制有限，基本上都属于非正式的学员，要等老的退休，腾出名额，才会择优录取将年轻人替补上去。

除了极少的几个科班出身的演员外，团里大多数人学历都不高，又因为演出任务重，除了配合政治任务，还要经常下村寨演出，很少有人有时间考虑过艺术上的深造。老演员要忙家务，年轻人要恋爱、考虑跳槽去赚钱。所以有人说这个文工团实际是一个杂剧团，唱的什么都唱：花灯、滇剧、现代京剧、流行歌曲；跳的什么都跳：民族舞、现代舞；演奏的更是五花八门，拿到什么就演奏什么，每一个人都多能，但一个也不专。像小号手老八，根本不会看五线谱，但看着简谱演奏，什么调都变得过来。当然前提是要有人给他一个音，如果需要他的小号吹个领奏什么的，他绝对有本事把整个乐队带偏。

不过，学员的日子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非常快乐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吵吵闹闹又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之间，我无忧无虑没有操过什么心。这样老团长——唱老生的郭师傅，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找我，建议我去报考文艺学校，是中专。考正式的大学你怕不行，语文可以，数学你就过不去。去文艺学校试试，今年特招一班，他们对基层文工队的学员有录取照顾，将来回来，好转正，还可以评个什么三级、二级演奏员的职称。

郭师傅是个好人，他家在解放以前就是旧戏班子唱戏的，练武生摔了，改唱正生。据说过去旧戏班子的戏子，社会地位低下，生活也苦。有一年，他还小，跟着戏班子去一个镇子唱戏，也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当地一个恶霸，砸了他们的场子，并把他们赶出镇子。可是在镇子外他们却看见了不少赶来相送的老百姓，给他们送吃的，还凑了不多的戏份子钱给他们。所以，老郭一直就说：老百姓是好人，唱戏就要给他们唱。可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旧戏不让唱了，老郭就很有些失落。唱现代戏，他也试过改唱村支书、唱退休工人马洪亮，但是不入戏，也老丢台词。当然外行看不出来，他自己却知道，从此就很少粉墨登台。

老郭的团长没有爵位，是大家民主选出来当差的角。事实上团里每一个人都是团长，都在教导老郭如何当团长，“老郭，你是团长，你得带头敬大家一杯。”“老郭，郭团长，这个事你一定要摆平，那个狐狸精把脏水都泼到我家门口了。”“郭团长，天气太冷，你是不是和局里说一下，演出的夜餐补助再给加几个钱好不好。”

老郭也一直无怨无悔地在为大家奔忙，因为文工团就是他的家，他的所有。

当然，老郭也有让我们吃惊的时候。

那天是文馆长我们几个的小聚会。小城的文人聚会，多少也还是要有点自己的雅兴。文馆长就让老郭来几句压箱底的活。

老郭闻言一震，像个角儿突然被戏文中的什么御赐金锤击了顶一般愣了，愣了一会慢慢回神，站起身唰地一个造型，借那点小小的酒兴，字正腔圆地亮开了嗓子：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

我的天，这不就是那个那个被赶下宝座的皇帝，逃离皇宫时候唱的吗？老郭唱罢前面几句，立马换了几个无可挑剔的造型。然后又是苍凉、仓皇，无奈中有几分认命几分解脱的唱腔，有板有眼地再次穿透了历史，也打动了在座诸公：城雄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绕梁三日。

哇呀，表面木讷的老郭居然还有这么深的功底，服了。看来这就是人们说过的艺人心底的“艺眼”和“灵光”。一生中也许就只会闪亮一次。

但一次也就够了。

文馆长说：“我想喝一口。”

可是，当我从那个被邻近单位称为“疯人院”的艺术职业学校毕业回来的时候，文工团已经在机构改革中被取消。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我只遇到了在收拾扬琴的小薄荷。

小薄荷的这台扬琴体积有点大，所以每次下乡演出，我都要为她效劳。看见我突然出现，她高兴了，张开了口，似乎要告诉我文工团取消的事，告诉我原来那些年轻团员的去向，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因为团没有了，原来个人使用着的乐器也三文不值两文的作了价，乐器也就跟着主人调离或者提前退休了。

我摆摆手，表示都知道了。

小薄荷的扬琴演奏一直中规中矩，严格按照乐谱，按照节奏，再挑剔的老师也挑不出多少毛病。不过我总感觉她缺乏艺术的灵感和再创造的能力。音乐感也有些问题，调弦时我在旁边用耳朵都听出了问题，她还要吹着小嘟嘟（调音器）摆弄半天。

我从包里拿出了我的宝贝笛盒。是最经常用的三件套，分别为筒子音等5 的G、F、C 调的三支竹笛，除了C 调的那支音色稍高接近梆笛以外，另外两支曲笛最适合演奏一般的民乐，吹段《紫竹调》《小放牛》什么的，音色特美。我告诉小薄荷，趁你的扬琴还没有收起，我们一起演奏一支曲子吧，以后也许不会有机会了。

演奏？奏什么曲子。

我用《雁落沙滩》编的那段。

小薄荷说：“我记不得你改编的谱了。”

我说：“跟我吧。”

《雁落沙滩》是陕西的唢呐曲，有双唢呐或唢呐齐奏多种版本。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曲子就相当于是民间的哀乐，过去在祭祀亲人的时候才演奏。我不会吹唢呐，就试着用笛子弄弄，改了一段，当然没有那种悲壮效果，但也可以借这个吐吐心里的疙瘩，纪念纪念我们这个即将卖给人家开歌舞厅的排练场。

跟着我的笛音，扬琴也奏响了。排练厅里又一次响起了琴声，虽然那声音别别扭扭，却有一种令人不忘不舍的情感在乐曲中缠绕，欲说还休。而且，透过我们这个不怎么和谐的演奏，我仿佛看到在遥远的陕西，在一条我不知道的河流旁边，一群陕西汉子站在一起，面对河流沙滩，喇叭口冲天，吹响了悲壮的《雁落沙滩》。

这是我自小就有的能力。有时吹一片树叶，脑子里却会有一支乐队在演奏的感觉，有时明明是河水的流动，我听见的却是音乐的旋律。

一曲终了，我们听见排练厅里传来一声轰响。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老郭倒在了地上。

我的团长和我的团就都这样没有了。

我是在布竜寨子的坡脚下第一次见到老胡头的。

而又是因为一段和布竜寨有关的短曲，让我认识了饵块。

后来我还有好几个故事最后都会交汇到布竜寨这里。看来，我还是得先说一下布竜寨子。

进到省城的艺术学校没几天，我就认识了胖子饵块，还有他的死党卷粉。

学校的宿舍都有些拥挤，我的这间却有点怪，虽然都是州县来的学员，可一到周末人家都回家了，莫名其妙地都在省城有家有去处，我就一个人留在宿舍。那个时候手机上网还不普及，没事我就拿一把二胡拉拉音阶，练练几个简单的曲子。突然一个胖乎乎的男生闯了进来，不打招呼就盯着我问，刚才你拉的是什么曲子？

没有名字，我以前收集记录的。

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布竜的寨子。

哈尼族还是彝族的？

这个我也说不清。因为那个寨子是哈尼族的名字，但彝族居多，也有一些汉族，在寨子下边的田坝里生活的又是傣族。这个时候又进来了一个卷曲头发的男生，我后来知道，胖的男生叫饵块，卷曲头发男生的叫卷粉，名字都是省城昆明人常吃的食品。

这样我就和他们谈起了布竜寨和布竜寨周边的音乐。那里有竜树林，有金竹林。那里有传统的小三弦、大扁弦（月琴），还有葫芦笙，后来又有了传教士传来的吉他。当地人会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唱歌，但跳笙对歌的时候用的都是汉语方言，应用得非常熟练；他们的音乐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又融入了有西方宗教音乐元素的和声；他们有完整的号队（唢呐队），其中还有超低音的大嗡筒，不能演奏旋律，但声音能传出很远，称为过山号；他们……

哇，饵块和卷粉都喊了起来，那不成了音乐的海洋了吗？

我还来不及告诉饵块和卷粉，布竜寨子下面的平坝里生活的是傣族同胞，而且那里号称是象脚鼓之乡，遇到节庆，往往会有上千人的象脚鼓队盛装出巡，舞蹈刚柔相济，盛况更是空前。

布竜寨一带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民族音乐之间的融合和因为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艺术的演变，其实在当地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连我都被本地或者外地来的老师拉着去了好多次，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事实上，直到今天，那里依然是我的生活基地，我只要在布竜寨的山坡上一躺，白云之下，青山之上，宣泄快乐，或是抚平伤痕，我心中的琴声就会自动奏响。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饵块和卷粉是我们这届的同学，饵块是键盘手，卷粉是弹电吉他的，在省城的娱乐圈子已经小有名气，来这里是奉父母之命混个文凭。因为这个学校虽然简陋，但周边领土不少，正式计划是两年之后升级为艺术专科学校，据说再往后学生还可以挂靠其他艺术名校升本。饵块和卷粉都是搞文艺的家庭背景，所以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这里，这样可以简单一点就拿到大学文凭，以后要找个吃皇粮的单位或者做个什么事情都好说。也因为有这个家庭背景，他两平常连课都不怎么来上，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管我们的时候也不多，都在忙着为学校升专科努力工作。一旦学校变成大学，他们就成了大学教师，那才是学校和他们自己一辈子的奔头。对我们特定的基层文工团员为主的这一届，管理就比较松散。

饵块和卷粉的演奏是非常出色的，初次看到他们的手指在键盘和琴弦上如魔法一般飞舞的时候，我简直看呆了，简直想象不出人的手指会表演出那么快的速度。我从小学的是民乐的竹笛、二胡和月琴，在文工团里因为经常帮单簧管抄谱、磨哨片，还吹了一段时间的单簧管，后来发现吹单簧管会影响我吹笛子的口型，就没有学习下去。键盘我确实不懂，吉他更是一窍不通，直到现在依然无法理解吉他那种奇特和声的奥妙所在。

因为年龄和经历，还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饵块和卷粉承担了带我这个土包子熟悉昆明省城娱乐圈的任务，引导我去参加一些聚会、走穴。慢慢地，我们自然组成了一个三人小乐队。键盘和吉他手固定，我则以万变应不变，有时打鼓，有时在他们伴奏下，用那只C 调的竹笛吹奏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或者拉拉二胡版的昆明小调《猜调》——小乖乖来小乖乖，我们说给你们猜，哪样团，团上天？哪样团，海中间？哪样团团街前卖嚜，哪样团团妹跟前哟喂……很多时候，他们在伴奏，我反而变成了主角。

是饵块和卷粉，让我去到了多处凭我一个人无法深入甚至根本去不到的场所。让一个老土见识了当时省城流行的歌舞厅、练歌房这些当时还很时尚的地方，认识了附庸在音乐这株大树上的许许多多的歌手、经纪人、准歌星、跟风的粉丝或者爱好者，看到了不少的热情、奔放、单纯，还看到了许多顽强结成圈子热衷走穴，不择手段打压同行，一头栽在钱眼里的老师、名演员，也知道了不少那些旋转彩灯之后的暧昧、堕落。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穴头饵块一直很义气地付给我报酬，当然给多少我不计较。但这样的收入直接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所以这样的日子我特别能够适应，慢慢地，我喜欢上了水鬼灯的炫目，以及演出结束后烧烤摊上喝啤酒撸串的场景，和卷粉一样早上睡懒觉不起，在女生夸张的尖叫声中也一次次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自控的迷失。

这样的日子却在第一个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日子中止了。

起因是一个女歌星，说不上是几流，反正后来谁也没见她在中国歌坛红过，甚至去了哪里都没有人在意。但在当时省城的那个小圈子里，她张扬得不行，带着女助手、男保镖、经纪人，一首歌开口就敢要十万八万。

那天我们约定，上午十点在老纺织厂的排练厅合练一下，因为下午这里有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启动，项目老总指定要这个歌星登台献唱一首与好日子有关的歌曲。乐队中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一支小号和一支长号，我打架子鼓，这阵势，为这个歌星伴奏效果绰绰有余。不过我们忘记了，那一带原来有好几个国营纺织厂，都面临倒闭改制，我们找错了地方，把时间耽误了。

女歌星因为她的宝贵时间被浪费，大发雷霆，骂出了很多难听的话。就在我想解释一下的时候，她听出了我的“州县口音”，就更加正眼不看地借题发挥。

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烂的乐队，你们到底懂不懂音乐，还敢在这里混什么混？

饵块挺了挺胖乎乎的身体，抹抹头发，歪着头盯着那歌星，手指着掉落在地上的一张乐谱：“你也有资格和我们谈音乐？你要能读得出这张乐谱，祖公我就给你烧八辈子高香。你不就是苹果上的一只蛆，沾了音乐的光吃肥了，以为自己了不起。没有音乐，你就狼一样去嚎叫吧！我去过草原，狼的声音比你的鬼哭还要更好听十倍。寄生虫！”

也就是在这回的歌星事件之后，饵块再也不带我去走穴。他带来了一些他用过的音乐教材，说我不能像他一样混下去，要我学习键盘学习和声基本知识。

卷粉的意见也和饵块一样，对待音乐，事实上卷粉比饵块还更激进。在一次联欢表演的时候，因为那边艺术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我们文艺学校学员的节目，他还带头和人家打了一架。而且卷粉经常有一些奇怪的论点，就如那次他拖我去听一个本地原创作品的音乐会。听完以后他说，听这种本土现代作品就像看中国足球队踢足球，架子很像一回事，但就是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要告诉别人什么，很臭，让人听着难受，有时候简直想叫他们赶紧休止，来一段经典的《卡门》之类，把他们那些堵心的音符扫荡一下。

那你为什么还追着来听？我问。

那你为什么还看中国足球队比赛？他反问。

中国足球总是会有希望的嘛。

中国的交响音乐也同样会成熟长大的嘛。

当然，也有作品会让卷粉感动。一次我们去听王立平的《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当《枉凝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卷粉不能自制地哭得一塌糊涂，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办。

在他们帮助下，我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学习。饵块和卷粉带我参加了一些讲座、沙龙，认识了新朋友和老师，包括拉小提琴的那位老师，原来人家是名人，他有一首云南风味的关于月亮的混声合唱作品曾经广为流传。就是他告诉我，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和声是苏俄的风格，而后来郎朗他们的和声则是受到了欧美的影响，但现在的一些作品中，作者和演奏者们已经在探索中国式的和声风格，然后还闲聊一般向我讲述了一些具体的表现手法。如果不是他，这些知识和其中细微的差别，我难有地方获得。

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事，关于三个音乐男孩的故事。我们后来一同去了布竜寨、去了我家乡的千年万亩古茶园、在纸上、在心上记录下了一些能让我们回味一生的音符。

我们约定，学校升格之后，又一同考回去，再做同学。

有人说，我们三人是一组标准的和弦。如果其中有一个唱响了一个主音，那另外两个一个是冠音，另一个就是根音。

文馆长是我现在的领导。

他是市群众艺术馆的馆长，他经常穿着整齐的衬衫，衬衫的袖口紧扣，衬衫外面套一件紧身马甲，偏瘦的身材加上宽边的眼镜，以及配上经常拿在手中的一个烟嘴，一看去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我们这个城里，文馆长是学音乐的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一个。

他是名牌学院毕业，老师还是中国音乐界的名宿。

关于文馆长为什么最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发展前途不大的小地方，一直有好几个版本在流传。最直接的版本是说，他毕业以后是追着一个学地质的漂亮女生来到云南边地的。但是那个女生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嫁回了大城市，文馆长则留在了这里。

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可信性。

我的家乡有茫茫千里的大山是著名的有色金属王国之乡，地质部门有很多单位驻扎在这里。他们属于“垂直管理”的单位，我们地方政府管不着他们。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也相对集中、独立。里头有很多人说着当地人不怎么使用的普通话，每年都有不少的年轻学生从各地的大中专院校分配到这些部门来。我小时候，就知道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质队驻地，里头知识分子多，会玩乐器的也多，周末常常举行舞会，男女面对面搂着跳舞。伴奏的是手风琴，鼓，还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把更大一点的提琴，后来我知道那叫中音提琴。最好玩的是那个拉手风琴的，演奏时就像睡着了一样，但一有人要求他换个曲子，他马上就睁开了眼睛。

蓬嚓嚓、蓬嚓嚓。

我知道，这是《滇池圆舞曲》。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苏联歌曲《小路》。

几年前，本市一次群众歌咏大赛上，意外地我还看见了那个手风琴师，苍老了、头发全白了，但依然精神抖擞地在台上地伴奏着他们年轻时候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满怀无穷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富饶的矿藏。

这个追寻月亮到边地的故事，我不敢向文馆长核实，但我判断可能是真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一首轻盈的回旋曲，几个乐段之后，又回到开始的第一个旋律。然后因为文馆长的出现，乐曲有了第二个旋律，可是这第二条旋律始终没有斗过最早的那个旋律，于是乐曲又回到了开始。

但最后发生的故事，却是一首温馨的舒伯特《小夜曲》：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飞来的是另一个大城市，在一家国营大企业工作的一个女工，她不怎么懂音乐，但是爱唱歌而且唱得不错，常常一个人轻轻地在没有人的地方唱，和那些喜欢当众卖弄的歌星们恰好相反。她是车工，但是这个企业太大太专业了，她从学徒到出师转正定级，就只会车一个零件，他们那个大厂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也只需要她车一个零件就可以。

这个只会车一个零件的女车工离开了城市和家庭，来到了文馆长的身边。在这里，她表现出了很强的生活本领，不靠文馆长出面，自己联系到了一个工作岗位。她的出现，让文馆长的衣领永远洁白干净，就像随时要登台指挥乐队一般。

不过，在老郭团长还活着的时候，他告诉我，文馆长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才引进计划。当时的地方领导中，还是有几个明白人，知道要发展文化发展旅游，领军的文艺人才还是要有的。这样才把文馆长请了来。小地方条件有限，但还是在住房、职称等方面给了照顾，钢琴也是配给的，这个已经是破天荒了。文馆长也还是尽职，在挖掘民族民间音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本地那几个只会大齐奏或者各吹各打的乐队也被他训练得有了章法。他参与的好几个节目都得了奖，现在旅游部门那边常唱、放的几个招牌音乐段子，就是文馆长的作品。

文馆长的工作态度我是知道的，他也很难。乐队条件有限，声乐队的条件更参差不齐。写个曲子配个器什么的，要根据乐队的现有条件和声乐队员的情况去写，反着艺术规律思考。经常摇着头无奈地把乐队或者声乐队员的位置变来变去，力求得到最好的艺术效果。

女中音阿布因此曾经大声抗议：“我要疯了。”

有一年，一支交响乐队来到了我们边地“三下乡”。指挥是文馆长当年的同学，同门弟子。不过，文馆长从来不把自己老师的名头打出，这个同学则经常把老师的名字挂在嘴边，还印在了名片上。这个“三下乡”的活动是要当地的文化部门、文艺团队配合的，这样，老同学就让文馆长也登台指挥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

这个曲子其实我也很熟悉，还在我们只有盒式录音带的时候，我就认真揣摩过它的每一道爪子每一根羽毛。我曾经告诉过饵块和卷粉，说听《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感觉，非常像听我老妈在数落我，教训我：节奏鲜明地重复、唠叨；有时候是和风细雨的开导，诱哄；有时候是暴风骤雨的斥责。我的话让饵块把含在口里的普洱茶还是可乐什么的全吐了出来：是是是，你最懂音乐。

穿上老同学的燕尾服，文馆长无可挑剔地指挥完了《拉德斯基进行曲》。这应该是文馆长离开学院之后第一次指挥一个完整的双管交响乐队，所以很长时间里他一直沉浸在《拉德斯基进行曲》的音符之中。不过，馆里的几个捣蛋鬼却发现，文馆长指挥的动作很像那个曾经红了一段时间的，智障的指挥者舟舟，于是就悄悄给了他一个“老弱”的外号，但只有我们几个少数人知道。

在我经历了一些故事，一些挫折，文馆长不再用看文艺青年那样的眼光看我之后，我才从文馆长那里听到了一些真实的故事。

文馆长大学录取时是作曲专业，学院在他的那个省仅招一个名额，可见录取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后来，他的老师，也就是那位音乐名宿，却希望他改学指挥。

老师，那毕业以后我能去哪里，指挥什么？

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别的音乐指挥。

老师，您知道中国音乐界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我永远没有没有机会用上这些，永远没有乐队让我指挥？

很可能，你说说我们的军队中现在会有几个林彪、粟裕、刘伯承，现在这些年轻的未来军事家，也许一辈子遇不到战争。

为什么是我？

就因为是你。

你了解长笛的飘逸，但不会迷恋一支长笛；你会礼貌地和首席小提琴握手，对乐队成员的合作表示感谢。但是发现他的情绪影响了乐曲的展示，你会当众让他拉一遍《开塞》，再坐下演奏；你表面无视那个竖琴旁边的乐手，整个乐曲中似乎她不存在，因为有时候她怎么演奏都是对的，但其实她在你的整体感中一直存在，特定的时候你指挥她一个刮奏，春天就会流淌进听众心底。

你理解作品，你有思想。理解作品的快乐和忧伤比较容易，理解作品的痛苦很难，理解责任更难。

音乐也有责任吗？

当然，在原始的人类部落，一个母亲失去了孩子，你用一种奇异的声音分担了她的痛苦，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力量，这是你的责任；当面对外族的入侵，你发出了有力量有节奏的战吼，让同胞的心连接起来，去获得胜利，这也是音乐家的责任。

可是老师，你看今天的现状，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太抽象了？该怎样细化成具体的作品，也就是该怎样去做才对？

孩子，这应该是你的任务。

在我的小城，我发现，当年吹笛子的小学员我，可以随便进出很多的地方，别人也不怎么在意我的出现或者离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能够不拘礼节随便进出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文馆长的家就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他的家在那个能干的师母打理下，不管什么时候都干净整洁，但只有文馆长的书房，也是他的琴房，依然保持了艺术家的不修边幅的风格，那是尊重艺术的师母，刻意为文馆长留下了一部分的自治权利，艺术特区。

和我常见的很多艺术家的书房一样，凌乱的书籍和乐谱是他的标配，但表面的凌乱并没有影响文馆长的记忆，他随手就可以从那些堆放的乐谱中找到所要。钢琴的上方挂着一幅照片，是文馆长和他老师的合影，也是室内唯一的装饰。照片上的文馆长非常年轻，和眼前的他判若两人。这台钢琴的琴盖几乎就从来没有合起来过，端着茶或者端着酒的文馆长，会突然在钢琴面前站住，伸出手拉出几个有普洱茶风味或者有阿佤山韵味的和弦。当然，更多的时候，这个不怎么参与做家务的男人，会认真地坐在钢琴面前，反复地弹奏和琢磨《苍白的格罗夫》（三部形式），但有时候也就那么长时间地坐着对着黑白键发呆。当然，他也会有突然的创作冲动，抓过乐谱纸，没等谱纸放正就拿起笔在挥洒，谱纸上面一串串小蝌蚪灵活地随着他的手出现，排列成优美和谐的形状。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又热情减退，变得神情凝重、变得有些呆滞、变得连自己都仿佛不存在了一般，最后还是撕掉了那些一排排的小蝌蚪，或者把它们拿到外面街道边有垃圾桶的地方焚毁。

文馆长焚稿的时候，师母——那个我们称之为“舒伯特小夜曲”的前女车工会静静地在旁边陪伴，文馆长则会摇摇头，向妻子投去一个“还是不理想”的歉意微笑。那个喜欢轻轻悄唱舒伯特《小夜曲》和歌剧《绣红旗》的前女车工则会微笑，一如既往地，给丈夫回报一个鼓励的眼神。

接下来，那个老胡头，那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老胡头，就那么突然地在布竜寨子，在我的生活中不请自来地出现了。

布竜寨子实际不止一个寨子，总共由老寨、大寨和新寨三个寨子组成。

老寨，哈尼族居多；大寨是彝族居多；而新寨则是汉族居民占多数。在布竜山这面坡上，三个寨子，就像传统小三弦上的三根琴弦，随便拨动了哪一根，都会发出美妙的音乐。

实话说，在云南，在我的家乡，布竜寨这样的充满了民族音乐的地方很多，但是布竜有其不同之处，因为民族杂居，使得他们的民族音乐在保留各自基本特色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传教士的介入，又给他们的音乐带来了宗教音乐的和声。还有在我们家乡婚嫁时候少不了的跳笙对山歌，也许是为了更好交流，山民们多少年前就全部改用了汉语方言来对唱，这些几乎不识字的布竜寨山民用汉语唱人情世故、历史故事、现实生活，非常得心应手，反过来让那些真正的秀才佩服和着手去收集整理。

曾经有一位布竜寨走出去的彝族歌手，把她的山歌一直唱到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据说，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开群众大会，只要听说这位歌手要到现场唱歌，赶来的群众简直人山人海，让那些当时的政府领导都感到非常吃惊。

这些因素，还有后来在这里拍摄的电视剧、音乐片等，又大大鼓励了布竜的山民，所以这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几乎都会唱会跳，成了一乡风气。

那条柏油的二级公路只通到布竜寨子的坡脚，走上寨子还有一段不怎么好的土石路面。后来根据一个村村通的政策，改成了水泥路，不过路面不怎么宽。这样山民会把要送出去或者拉回来的东西，放在路口这里，然后再用摩托、拖拉机之类运回寨子。

寨脚原来有一个棚子，可以给大家临时放放东西，避雨。后来有一个搞根雕的老板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盖了几间简易的彩钢瓦房子，堆放他的树根，在这里搞初加工，作为这个老板承诺的附加条件，山民们歇脚什么的也就更方便了。我也会经常把摩托骑到这里丢下，逛着风景进寨，省得喝醉了酒下坡时候把摩托骑翻。

根雕厂原来的那个老头和我很熟，没看到人，我就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可是走出来的却是一个花白胡子老头，说着很地道的北方味普通话。他告诉我他是刚来的，这样我和他打了个招呼，停好摩托就往寨子里走去。

那天是花猫婶家杀猪，城里她没叫别人，按花猫婶的人气，要真叫人，那她家得杀好几头猪才够。所以只叫了老熟人老朋友的我，让我早去一点帮帮她的忙。可是到了晚上开饭的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头却出现在花猫婶家。而且看去花猫婶和他还很熟悉，然后她向我介绍说：这个是老胡头，你们都是搞音乐的，同行。

在那个堆满树根的厂房里，我看见了一些手抄的乐谱，清晰、简洁，没有在这个上头花过一些功夫的人，是抄不出这样的效果的。他向我要了一支烟，然后问我，你的胡琴是不是摔过，你今天拉到泛音的时候，好像音色有点问题。我说就是就是，想用胶处理一下，又怕影响到整把琴，所以没动。老胡头说没多大关系，实际上用胶布处理一下就可以。

在几天前和老胡头一起从布竜寨出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地问了老胡头好几个问题，想知道他在哪里学的音乐，现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这里。但老胡头一概不回答或者不正面回答，我只从花猫婶那里知道，去年在江西的一个民间歌手的大赛上，这个人认识了花猫婶，花猫婶说当时赛会上的很多评委，对这个人很客气，尊敬，连几个年纪很老的专家也这样，看来也是个专家。然后他说要来布竜寨找花猫婶，当时以为是说着玩的，想不到人家真的来到了寨子。更巧的是根雕厂老板也来找花猫婶，要她帮忙找一个人看他的树根，老胡头就说他也懂一点根雕，正好想在布竜寨这里住一段时间，这样也就留在彩钢瓦厂房那里住下了。

在根雕厂房里，老胡头用医用胶布，还有一点不知什么胶，为我处理胡琴上的那条细小裂纹，很认真细心，有点像一个做乐器的匠人。他说，以前他为了搞懂乐器发音的奥秘，曾经在一家乐器厂当过学徒，学习过制作月琴、胡琴。完了之后，他调了调弦，试试音，拉出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乐句，然后又是一串高难快速的演奏，哇，是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当然，我的胡琴没有小提琴那样宽广的表现区域，但就这么一个乐句，已经看出了这个老头的音乐功底和内心世界。也许，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他和这位西班牙大师一样，是一个浪迹天涯的音乐流浪者。这以后，我就不再问老胡头关于他身世的任何问题，直到他从我身边消失。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了老胡头的外表，他长得瘦，但全身充满力度，站在那里像一个长脚的符干朝下的精炼的四分音符，穿条牛仔裤，配一件有很多口袋的夹克，是一个经常出门，全部财产都随身携带的旅人形象。刻意留着的一把花白胡子倒是很有特色很漂亮，但也因此很难判断出他的年龄。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老胡头确实懂音乐，这个做不了假，而且我估计他曾经接受过严格的音乐教育，至少是正式的科班出身。

这个根雕厂原来看守的那个老头，是因为家里要盖房子，据说是要盖一间两层半的小洋楼，一时半时回不来。他把铺盖、炊具、包括种在菜地里的菜都留给了老胡头。那铺盖看去不怎么干净，老胡头不嫌，但花猫婶却看不过意，从家里抱了一套干净的来，外加一些新鲜的肉、菜。老胡头的生活本领看来不错，用简单的炊具就做出了一顿很不错的饭菜。

我去过的比这更艰难十倍的地方都有。他对我说。

寨脚根雕厂房离我的住所也就五六公里，布竜寨又是我的生活基地，这样我就带着我的音乐朋友，前来拜访这个来历不明的老胡头，当然，每次我们都为他带来一些食品、酒。他也毫不见外地和我们融合在一起，听我们唱很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原创歌曲，一面用手在那些半成品的根雕上打着节拍。

更多的时候，是我和他在一起，去布竜寨或者更远的寨子参加他们的婚嫁或者某个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听他们对歌或者弹奏三弦、吹响篾。在熟悉了之后，老胡头开始告诉我一些他的故事。他去过的地方确实很多，去过欧洲的多瑙河，虽然《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还在回旋，但实际的景色已经不是施特劳斯眼中的那样了；他还去过俄罗斯，在滔滔的伏尔加河边，只为感受一下当年那些船夫的号子；去年还到过非洲，虽然时间很短，但还是感受了非洲丛林那种野性的原始的乐曲。

危险呢？肯定遇到过。他的小提琴毁在维也纳，吉他在非洲丢失，人在柬埔寨吴哥差点被绑架，几次努力想去中东看一看，都被战火阻隔。

为什么你要这样满世界跑呢？

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有一种声音在前边召唤着我，想停也停不下来。

不过，在跑遍大半个世界之后，老胡头说，他突然发觉，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祖国的音乐反而不怎么了解了。这样他又回到祖国，也想要跑遍这块文化历史悠久的土地。在广东，他学习了“拱洞央末”（广东音乐）；在北京，他为京胡版的《夜深沉》而陶醉；在陕北，一个民间艺人用三弦弹奏的《兰花花》，让他泪流满面。后来，在那个陕西、陕北的充满历史更迭的黄土地上，老胡头走过来走过去，突然有悟，一个时代的更迭，常常会有民间的歌谣什么的，向人们预示新的时代的来临，可惜是过去的史书只说过什么什么民谣、儿歌，却没有人把乐谱记录下来。

自此后，他更加扩大了“走”的范围，来到了这里。

相处几天以后，我真正感受到了老胡头音乐水平的不一般，他仅听了我们给他唱的几首原创作品，只一遍，就把旋律、和声都记住了，而且很认真地给我讲述调式、旋律的归属，特点，其中的元素和得失。有那么一首，老胡头指出，旋律很好听，可是与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很相似。他找了一张旧包装纸，拿起木工铅笔用简谱飞快地写出那首歌的主旋律。这个作曲家不怎么出名，那首歌更不出名，可是和他的歌一对比，我简直是在抄袭人家，幸好我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传，否则真丢人。不过，老胡头接下来也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雷同现象的原因，以及他知道的几个著名例子。

我说，老胡，你懂这么多，那你自己有些什么作品啊？

老胡头没有回答，拿了几件木工工具，开始对一个造型有些别致的西南桦树根动手修整。其实对本地的树木，我比老胡头懂，这种西南桦本地叫花桃树，木质容易开裂，用来加工根雕可不是好材料，不过我没有说话，只是看他在那里瞎努力。因为我知道他目前的动作属于乐曲中的休止，待会还会有段落。果然，过了一会他告诉我，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找到心中的那根磁针、那条属于他的旋律。

磁针？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音乐的磁针。

直到有一天，我提了一小罐本地农家自烤的包谷酒，老胡头我们两个面对小酌，谈起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他说，阿炳，客气一点，华彦钧。是个标准的民间艺人，一辈子就接受过一次音乐采访，录过一次音。老胡头看过些资料，可以证明，当地人说他每次拉的版本都不一样，但主旋律没变。至于这曲子叫什么名字，他自己的表态也是模棱两可的。后人说是描述无锡著名二泉月下的景色，或者是表现人生的无奈、凄凉，或者是对光明的期望和对命运的愤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苦难生涯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旋律。不管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听来的，总之，这个旋律、这个主题，已经深深融化在他灵魂当中了。

阿炳另外一首二胡曲《寒春风曲》，即使不懂音乐的人，也会听出《二泉映月》的影子，可见，这个旋律是那样刻在了他心底。如果阿炳现在复活，拿你的胡琴给他，他拉的也只会是这个旋律，另一个版本的《二泉映月》。我说音乐的磁针就是这个意思，外部条件怎样千变万化，他心中的磁针永远一头指南一头指北。

萨拉萨蒂也如此，如果他活到今天，他还会修改他的作品，也许，这个顶级的小提琴家会继续加大演奏的难度，但，不管怎样，你听到的依然是那个人生旅途中艰难前行的流浪者。

在你的作品中，我听出了布竜寨的蓝天白云、茶山、梯田，还有花猫婶她们那些山民的身影。但是总感觉到还缺少了一些东西，一些与命运、与快乐和痛苦相关联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音乐也许就这样吧，它很简单，因为有节奏和旋律，原始人都能接受。但又非常复杂，复杂到要用灵魂去理解、用生命去诠释一个乐句，或者一个很短的曲子。

这样，有人注定就会成为一个，在音乐道路上停不下脚步的孤独的流浪者……

如果他的演说也是演奏的话，演奏在我最感兴趣的时候突然结束了，没有掌声，只有渐渐加深的夜色一点点融入彩钢瓦工棚之间。

因为我在文馆长面前说了老胡头的一些故事，后来有一天，我就应邀把老胡头带到了文馆长家里。

文馆长现在已经不是馆长了，年龄的关系，他被安排到文化局机关，担任艺术总监。实际比以前更忙。因为现在本市的文化活动很多，都需要文馆长去显一显身手。那天，老胡头正在干活，穿得随便，甚至有点邋遢。但一贯礼贤下士的文馆长依然客气，认真地为他沏了一壶普洱景迈山绿茶。话题就从茶谈到了音乐，老胡头向文馆长展示了一件在山寨得到的民间乐器——响篾，也有叫口弦的，竹制，声音很小，只有五个音，但老胡头研究了一下，通过控制气流，可以演奏出半音效果。文馆长这时候提出了一个他的看法：民间乐器简单易学，但是因为简单和不完满，很多学习音乐的人在接触了钢琴之类高级的乐器之后，就会放弃那些原始的乐器。

正在喝普洱茶的老胡头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说他反而反了过来，接触了西洋乐之后，倒是在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民族音乐中更深地感觉到了音乐的魅力。一句话，交响音乐是音乐，但花猫婶她们在寨子后面用树叶吹奏的山歌小调，同样也是音乐，而且更接近音乐的本质。

文馆长点点头，问老胡头：“看样子，老兄对西洋音乐，也是有研究的了？”

老胡头在文馆长示意下坐到了钢琴面前。不过，从坐下到老胡头开始演奏，这个过程很长，因为他看到了钢琴上方文馆长和老师合影的照片，明显地垂下了头怔了一怔，慢慢地才坐正位置，抬起了手，然后又收手，似乎是在寻找感觉，就在我不耐烦地把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普洱茶的时候，琴声石破天惊地飞出了。

《出埃及记》。

是的，《出埃及记》。不过不是马克西姆的那个版本，老胡头没有克罗地亚神童的天赋条件，这个应该是老胡头版本的《出埃及记》，但依然再现了乐曲恢宏的气势，也显示出了老胡头高超的技巧。尤其是他的手指和琴键接触又跳起的那一刹，更是完美地表现了弹钢琴那个“弹”字的内涵。

在先知的召唤下，以色列人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诡异的和弦像死亡的危险陪伴着他们，终于，他们渡过了一个一个的难关，浪花里飞扬着妇女和儿童的欢笑。但男人们依然面色阴沉地一步一步前行，向着他们心中神圣的目标……

乐曲结束。

文馆长拿起了老胡头的手。

这双手的手指，比起我见过的所有钢琴家的手，都略显短粗，但很有力度，这在他用我的二胡演奏《流浪者之歌》的时候就感受到的了。同时我还发现他的手掌有几道不大的伤痕，肯定是在搞那些根雕的时候弄伤的。这使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位著名钢琴家的手——白皙、纤长、柔和。据说是他的手因为保了上千万的险，出门的时候连包都要妻子提。当然，他这样的手只会在一些高高在上的庙堂里表演，老胡头的手却可以在火塘旁边，就像遥远北方，我的乌兰牧骑同行为牧民表演节目一样，去为花猫婶等山民们演奏。比起老胡头的手来，他的那双优雅的手此时在我眼中是那样苍白……

文馆长说：“我想喝一杯。”

花猫婶其实还年轻，是个俊俏的小媳妇，连孩子都还没有呢，虽然没有论过，但好像和我年纪也差不多。主要是她的丈夫班辈大，因此很多和她同龄的人都还得叫她婶。而且原先她也没有这个外号。

花猫婶的奶奶就是那个建国初期本地非常出名的，一直把山歌唱到北京的歌手，解放以前，到栽秧季节，山下坝子的地主就会专程来请她去，和那些帮工栽秧的人一同栽秧，对唱山歌。因为有她的歌声在，大家都不觉得怎么累，干活的效率就高。另外地主们也讲点迷信，认为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中种下的秧苗，一定会有一个好收成。

后来，当地一个有钱人，看不惯这个山上的婆娘唱山歌总压着坝子人一头，就找来了几个当地很有名气的歌手，摆下场子邀约花猫婶的奶奶对歌，据说那几个歌手还带来了当地文人收集整理的山歌手抄本，很像电影《刘三姐》里刘三姐与莫老爷请来的秀才们对歌的情节。只是结局没有那么你死我活的故事。

夜幕降临，从月亮升起、落下，到太阳当空。花猫婶奶奶的曲子，没有一句重复，而且越唱越响亮，对答越来越快，那些快乐的、讽刺的、说理的歌词仿佛就挂在嘴边，一张口就来，最后，对方心服口服地唱出了这样的曲子：箐鸡从此远飞去，不和画眉比声音。

山民们也都是懂行的，知道这是对手认输了，于是在大家的哄笑声和花猫婶奶奶安慰对手的“大家都是一路人，说玩说笑莫认真”的歌声中结束了歌场。但也从此树立起了花猫婶奶奶的名声。

解放后，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中，花猫婶奶奶的歌声更是响彻了四乡八寨，还随着到北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把她的歌唱到了北京。可是，在后来的大跃进、砍伐森林大炼钢铁铜的时候，这个正直的老太太看不惯那些狂热和过头的行为，也就毫无顾忌地用歌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她唱出了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但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幸亏她名声大，年纪也大了，所以也没有把她怎样，按现在的说法只是把她的歌声给封杀了。到后来大家都能够正确地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奶奶已经亮不开她的歌喉了。我自己也曾经和文化馆的同事们去采访过这位老太太，想整理一些她唱过的山歌，可是这些山歌都是用方言唱的，一转换成普通话，原唱中的那些诙谐、幽默、辛辣和机智就都荡然无存，无法可想。

不过，就像我们滇南大山里的山花一样，冬樱花才开过，野棠梨又漫山遍野开了，没等棠梨花开败，大朵大朵的攀枝花又红了，从冬到秋，从春到夏，年年代代，总会有鲜花次第盛开。不知不觉中，老太太的孙女，也就是花猫婶又无师自通地将奶奶的山歌唱遍了家乡也唱红了自己。

花猫婶的歌声自然也引起了我们群众艺术馆的注意，经常拉她来参加市里的演出活动，推荐她去参加一些民间文化的比赛。我就这样和她家交上了朋友，也为她量身做了一些包装，打造。可是有一回，省里来的一位音乐学院的大教授，沉着脸把我们好一顿骂，说我们过度包装，差点直接毁掉了一个天才歌手。

你听，她那个嗓子一亮开，音乐教材上都没有这样的唱法，我只能称之为亮声唱法，绝啦。你们还要教她什么美声？人家天生是画眉鸟，不是八哥。

有一回，花猫婶去省城昆明参加一个表演活动，结识了一个女歌唱演员，这个演员很欣赏花猫婶，认为她其实尖鼻尖眼的蛮俊俏，可惜就是皮肤黑了点，于是向她推荐了一款自己常用的美白化妆品。这款化妆品效果还真的不错，一周之后她回到市里，我们见了都很奇怪，怎么才几天她就变白了。不过一回到布竜寨，被山风一吹，太阳一晒，她脸上就变得白一块黑一块，好几个月后才又恢复了她原来那种健康的偏黑肤色。

那段时间，她成了山民的开心话题，有人来家里找她不在，就问她老公，你的那个花猫媳妇哪里去了？花猫婶的称呼其实就是这样来的。我的朋友圆号和双簧管他们几个，还用《九妹》的调调，编了一段调侃花猫婶的歌：花猫花猫，美丽的花猫；花猫花猫，胖胖的花猫。这样，慢慢花猫婶就变成了她的艺名。

花猫婶的老公叫大红椿、大树椿。

大红椿小时候瘦弱，父母就让他拜祭了一棵大椿树。在当地山民心中，椿树是树王，此举就是希望他今后能够像椿树一样强壮。椿树分红椿、紫椿多种。他拜祭的那棵是红椿，所以他的小名就叫大红椿。但后来叫来叫去又统一叫了大树椿。大树椿是他家最小的一个儿子，就是滇南人所说的“小老老”，事实上他姐姐哥哥的儿子都比他更大，因此寨子里很多比他年长的人都得管他叫叔叫舅。花猫婶嫁给他之后班辈也跟着变大了。她的一个同学为此还用山歌打趣说：藤子攀着大青树，黄毛妹子成阿婶。

大树椿后来果然长得很强壮，平常话不多，为人随和。对花猫婶到处参加文艺活动，他一直都大力支持。不过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不怎么开口的男子汉其实也是一个山歌高手。

有一回事寨子里有人家办喜事，晚上在院场上搭起了青棚跳笙对歌，入夜后其他寨子的山歌手也赶来了，不巧是花猫婶被我们艺术馆抽去参加一个普洱茶交易会的文艺表演，不在寨子里。面对外寨歌手的挑战，缺少了花猫婶这个头，布竜的山民们稀稀落落的一时组织不起应答。于是有一个外寨歌手就奚落地唱了起来：布竜山头百草多，做得药的才有一小棵；寨前小妹出门去，这个寨子没得歌。他是用方言唱的，我无法在这里重现原词，在原词中，那种讽刺奚落的成分要比这严重多了。

这时候大树椿出现了，在小三弦的伴奏下，他字正腔圆地唱了起来：山头大树搭伙靠，棵棵都是好材料；要盖房子做得梁，刻成弦子有声音。我家寨子歌手多，小妹想对歌只管说；三婶出门赶街去，你三叔在家搭你疯。

这样，几乎溃不成军的布竜人在大树椿的带头下，重新组织了力量，开始了绝地反击，歌场上顿时热闹了，歌声笑声不断，一直唱跳到东方发亮。寨人这下才知道原来大树椿也是个对歌的高手，怪不得会和花猫婶成为一家人。次日花猫婶知道了这件事，也感到意外，说这条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的犟牛，这回是自己跳出来的？我早就说了，他敢亮开唱，不会比哪个差嘛。

不过，大树椿的“艺眼”，也就这么难得地亮了一次，往后的日子他又恢复了平时憨厚的样子，任山民怎样挑逗，就是不下歌场，在花猫婶面前甘当陪衬，只憨笑着和朋友喝酒、用扑克牌斗地主。

看着花猫婶两口子恩爱的样子，我感觉有点酸溜溜的，想起了我的女朋友，那个原先文工团的扬琴手小薄荷。

那次的文工团撤销，对团员个人来说并不是坏事。老的都因此提前退休了，剩下的，有的归并到市里的其他文艺团队，有的自谋职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本市什么业余剧社，或者是企业的演出队，还有那几支常在广场表演的电声乐队，骨干几乎全是我原先的同事。文艺活动，本来就是起自民间，现在又还了回去，这样也好。

对我来讲，归并到市级文化单位也好，那里有水平更高的演奏员、文馆长那样专业院校毕业的老师。硬件当然也更好，晚上，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到琴房专心致志地练习钢琴，否则，饵块他们给我的那点底子早就被我扔到爪哇国去了。

小薄荷没有去别的文艺或者文化单位。她的父母本来一直认为她搞文艺没有前途，就走了些关系，让她去了当地很有财力的烟草公司，在办公室工作。烟草种植是当地的财政支柱，因此这家公司的接待任务很多，甚至为此专门修建了自己的内部宾馆，领导就安排年轻漂亮又学过文艺的她，在一个老主任的带领下负责接待工作。据说除了正常工资以外，每个月还会有一些补贴，年底还有大笔的奖金可拿，实在令我这个穷小子羡慕。当然，自从她去了那里之后，我要见她就很难了，好不容易约她出来，找到个地方坐下，没说几句话，她的手机就不停地响，弄得我兴趣全无。

在文工团的时候，她什么事都要依赖我，甚至下乡演出被蚊子跳蚤咬得受不了，也要向我抹眼泪。当初她的父母不反对我和她交往，可能也就是想在文工团里能有一个大哥哥帮着她一点。后来小薄荷的地位变了，她父母对我的态度也就有所不同了，只有表面的客气。小薄荷对我倒一如既往，有一回我装台，脚被道具砸坏了，走不了路。小薄荷知道后丢下那些很重要的接待，直接照顾了我三天，让我感动得想起床冲到单位的排练厅，掀开钢琴盖子，为她演奏一曲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作为赞美。

同时，我自己也觉察，实际上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力量正在把我们两人悄悄分离。之后我们的见面越来越少，我看得出她心中也已经对我隐瞒了一些东西。路过她们那个掩映在树林中的我进不去或者不该进去的内部宾馆，我也会怀着一种难言的感情站上一会又走。

在路旁啊在路旁啊有个树林，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在树林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一见她我就神魂飘荡……（巴西民歌《在路旁》）

还是让我跳过那些前奏和主题，直奔最后一个乐章吧。

那是某个沿海城市的老板，很有钱。可惜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无法体验那种能够拥有私人飞机的感觉。他认为像小薄荷这样漂亮，又有教养而且一直还能保存着淳朴素质的姑娘，在当今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对这个老板，我当然有着无法调解的敌意，但我仍然赞成他对小薄荷的评价，而且据说他为人也不是那么铜臭逼人。当我最后一次去到小薄荷家时，她父母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客气，不失礼节地接待了我，关心地问候了我和我单位的近况，直到告辞时他们才交给了我一个信封，说是小薄荷留给我的。封口没有打开，显然她父母也不一定知道里面的内容，这是他们对女儿的尊重。

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你想怎么说我都行，我不解释。银行卡留下，有难处时你会需要的。密码是《国际歌》，头六个音符。

狼终于来了。

要说我无动于衷，那是假的。要说没有心痛，那也是假的。反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天一亮，睁开眼睛想起的就是小薄荷，不知道今天我该做点什么。和朋友相聚，欢笑声中，会暂时忘掉这些纠缠，可是欢笑一过，她的模样又突然出现在眼前。

直到有一天，我带着二胡从布竜寨花猫婶那里回来。已经是夜晚，有月亮。这段时间，花猫婶也知道了我的故事，对我关照很多，还说，要不嫌我们农村姑娘，我在寨子里给你说上一个吧。虽然小薄荷的离去对我是个大打击，但我心中一直有一些声音在呼唤着我，要我从这样的情绪中走出来，告诉我后边还有路要走。所以我只是笑笑没有接下花猫婶的话。

在寨脚的金竹林旁边。我把摩托熄火，找了个土坎坐着看月亮，看着看着，就很自然的拿出二胡，拿出这件“马尾胡琴随汉车”融入了汉文化的拉弦乐器，面对宁静的山野和皎洁的月亮，拉起了阿炳的《二泉映月》。这个曲子我照着谱照着标注的弓法指法从引子到曲终都可以毫无瑕疵地演奏无误，但却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觉，文馆长曾经批评我那是和尚念经，不是演奏。可是那天，我突然就一下子走进了作品。

作品当然没有喜悦，但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悲，更没有被社会边缘了的愤懑和不平，那是一种人性的自然地流露和超越了人世纷扰的宁静，甚至是对命运的一种平淡接受，平淡到如同一杯白水，唯其这一杯白水，似乎才是作品想要表述的真谛。这一刻，我感觉我已经接近到了阿炳在演奏这首曲子时候的心态。尽管那天我的演奏，在弓法和指法的处理上显然有些随意，但确实是我最完美最得意的一次表演，而且是无法再现的一次表演，也算是一次没有听众的“艺眼”吧。

一曲终了，月儿正高。在静静的山野中，我似乎听到了来自未知世界的掌声和喝彩。

那天，我就这样用《二泉映月》埋葬了一段感情，并回归到了我正常的生活。那张小薄荷留下的纸条后来也不知被我弄到什么地方，银行卡还在，估计里头的金额也不会很小，但直到今天我没有打开使用过。

在距离我的单身宿舍，也就是我心目中的C 键——很多人会说C 位这个词，却不知道那本来是指钢琴最中间的那个键，在距离我的C键近两百多公里的地方，是一个著名的有拉祜族同胞们生活的地方。实话说，那个地方经济并不发达，是个贫困县，但是，这些拉祜族同胞独特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音乐，一直以来就被文艺工作者关注。我告诉你这么一首歌，想必你也会唱的——阿哥阿妹情谊深，好像那芭蕉一条根；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就是芭蕉心。没错，《婚誓》，它就诞生在我说的这个地方。

老胡头还没有在布竜寨脚的彩钢瓦工棚“落草”的时候，就自己去过那里，不过，由于没有本地的文艺界人士带路，他的见闻有限，反而还没有“落草”之后我们给他介绍的多。

老胡头从那里带回来了一把小三弦，高兴地炫耀给我看。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民间匠人批量的制作，很好看，挂在家里可以做装饰。但和我认识的那些彝族、拉祜族小伙子自己制作的弦子还是有区别的。那些小伙子的制作，是自己手艺的展示，也是自己对音乐、乐器甚至木材的理解，以此为自己，为爱人而制作的一份礼物，手工的痕迹很重，人的个性也鲜明地展示在乐器上。制作成了，便终身不离不弃，时间的推移会让这些乐器的音色越来越美。有人离世后，给后代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件摩挲了一辈子的乐器。

老胡头大感兴趣，要我一定为他搞到这样一件乐器。如果搞不到，能亲眼见识一下也好。

因为小三弦，我突然想起了曾经在拉祜山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与音乐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以前，拉祜山的一些拉祜族同胞，不堪官府对他们的欺压，就揭竿而起，冲进官府杀死了欺压他们的官员。不过，这些拉祜族同胞不懂得要保护胜利成果，以及保护自己，出了气就各自回寨子去，照常过他们的生活。官府很快组织了人马杀进拉祜山，那些参与杀死官员的领头人都被抓去砍了头。这当中有一个拉祜汉子，也是带头人之一，轮到砍他的时候，担任翻译的那个人突然下跪求情，说这个人小三弦弹得很好，杀了可惜。

执行斩首的官员看到现场有好几个人，包括拉祜族的一些上层人士都在为这个人求情，沉吟了一会，就叫人去找来一把小三弦，要他当众弹弹看。

此人本来已经准备赴死，突然意外地有人塞给他一把小三弦，这样在万念俱灰，或者是生死已经看淡之际，他坦然即兴弹起了一支自己以前也没有弹过的曲子，似乎是借此对人世作一个告别吧，其中对生命的眷恋、对强权的控诉以及对爱人的倾诉，统统包罗其中。从一开始的那一串凄美的琶音开始，一下子就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那几个官员和刽子手。

血腥的刑场一片沉寂，只有音乐的旋律在回荡。

最后，官员宣布，免死。

这回老胡头不光是感兴趣，而是直接跟在我后面转，询问这个人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后来怎样？说这个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一首乐曲救了自己也救了好几个人的性命。

我告诉他肯定是真实的，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还活着，在拉祜山成立自治县的时候他还表演过小三弦。他弹的那个曲子，后来人家都叫它起死回生调。

有录音吗？

那个时候，哪有那个条件。

老胡头后来又找人了解这个故事。一问才知道连大树椿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还具体地说出了那个小三弦艺人的寨子，寨子里听过他弹三弦的人还活着很多，那个起死回生调，还有人会弹一点点，当然没法和当年的老倌比。

老胡头就更是一定要去那个地方走一走。

不过我们没有马上成行，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要准备策划一台大型的文艺表演。

我们这个远离省城昆明的地方，其实有很大的一片地，其间有大面积的茶叶叫作普洱茶，是地方的特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连我也能说出这种茶的几大特点，什么越陈越香、降血糖、降血脂、有助生命的新陈代谢等等。可惜是地处边疆，知名度不高，价格也起不来。政府为打破这种局面，举办了几起与此为主题的节日，还很见效。

这种节日，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少不了我们文艺界的参与。而且很多时候，在前台摄像机前很风光的我们，好像还有成了主角的感觉。这回领导总结了前几次的经验，准备扩大场面扩大影响，请外地的文艺名家参与，当然，整台的节目质量也要有提高。

兵分几路，文馆长和市领导前往首都北京求援，我则南下广深，去找一找我们原来的那个女中音阿布，她现在和人合伙搞着一家很火的演出公司，想听听她们对此事的想法。

去拉祜山的事就先放一放。

阿布是哈尼族的僾伲人。阿布在她们的语言中是小姑娘或者女人的意思。小时候她在寨子里就喜欢唱歌。可她的声音和小伙伴的不一样，人家能唱的高音她唱不起来，有小伙伴笑话她，说她的声音和牛的叫声差不多。寨子里的小学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但她们寨子里的一个老师懂一些音乐，认为她的嗓子是天然的女中音，很难得。

因为这个老师的偶然点拨，又将她推荐给了镇里，这个文化课很差的女孩的命运就这样出现了变化。也是她的运气好，初中毕业刚有了大姑娘相，就赶上市民族歌舞团要招一批少数民族的学员，阿布就被前去负责招生的文馆长等看中，招进了歌舞团。在专业团队环境的气氛影响和文馆长等老师的指导下，阿布的水平和山箐里的蕨蕨草一样见风就长。领舞不行，但群舞还过得去，而她的独唱则成了团里的金牌节目，台风也很好，一开口总是掌声不断。她在排练厅练习那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时候，光听声音不看人，还有人误以为是关牧村在唱。

后来，就出现了那一次，把文馆长弄得下不了台的事件。

那次是市里组建了一个演出团队，应邀去广州等南方城市参加商演。目的嘛，一个是让演员们见见世面，二来是我们也要搞开发文化市场，要探索文艺团队怎样改革。演出是成功的，我们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和那些带有原始风味的节目，在那些地方大受欢迎。除了原计划一个多月的演出，还计划外加演了好几场表演。但就在完成合同，准备返回云南的时候，有三个女演员突然不辞而别，不愿意跟团返回，其中就有阿布。

阿布走的时候，还委托一个女伴向团领导打了个招呼，另外两个女演员则真的就是不辞而别。回到我们市里，那两个女演员的家长就三天两头找到歌舞团，找带队的文馆长闹，最后连市领导都被惊动了，把管文化的领导找去臭骂了一顿。

走市场也不是这样走法，人都走丢了，走什么走！每年市里给你们的拨款难道还少？

关于阿布，后来的版本很多，不外乎是傍大款、攀明星、蹭名导、当小三、陪人上床什么什么的。好几年以后，才有知情的人说她有一段时间也是过得很惨，又没有脸回来，最后还好，在一家演出公司，做得有声有色，有房子车子，还回来见了文馆长，顺带又找了几个外貌有佤族、傣族特征的演员去那边和她一起干。

我和文馆长是在昆明机场分手的，他和几个领导北飞，我独自南下。在候机厅里，文馆长拉我坐他旁边，告诉了我老胡头的事。

文馆长说，他的老师，那位已故的著名音乐家、教授，一共有三个儿子，大的两个他认识，一个是演奏员，另一个是音乐教师，小的那个没有见过，但都说那是一个难得的音乐天才。即使是在文革那样封闭的时代，他依然获得了去欧洲留学学习音乐的机会。

据说他的成绩引起了音乐界的注意，本来是留在一所著名的音乐学院工作的，已经拿到了很高的学位。可是后来看不惯学院某位音乐权威对中国音乐的轻蔑，他选择了拍案而起和走人。

你知道中国的韶乐吗？

你知道中国十二音律的编钟是什么年代的？那个时候你们欧洲的音乐是一个什么状况？

你知道中国人管弦丝竹是怎样分类的吗？知道中国的戏剧音乐吗？那可是音乐的海洋。

近代？你知道你们的八国联军吗？那个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听到的音乐是落在我们头上的炸弹，不是小夜曲的旋律。所以，我们发出的是不愿做奴隶的战吼。

他辞了职，在朋友帮助下很艰难地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增加了许多与音乐有关无关的见识。后来回国，没有接受专业学院的聘用，说是要先走遍全国各地，去继承散落在各地的祖先留下的音乐遗产，然后想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音乐，让世界也重新认识一下中国的音乐，尤其是中国近当代的音乐，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自己的歌声中走出了黑暗、寻找到光明和走向明天的。

哇！老胡头果然不是普通的人物。

我也想起来了，老胡头随身还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有时很晚都还在记录和写作，但大多是用英语，还有些像是意大利语，我当然看不懂，他和我谈的那些像是为我上课的谈话，听去也似懂非懂。今天文馆长一点通，我立马就明白老胡头要说的是什么了。

文馆长补充说，他还不能肯定老胡头就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怎么改名也不可能姓胡，除非是因为他留的那口胡子。但文馆长通过微信与几个老同学联系过，都认为十有八九此人就是他恩师的那位小儿子，另外老同学还告诉他，这个人这几年有好几篇关于中国音乐的文章在中外一些权威期刊发表，非常有影响。

哦，老胡头，我现在再见你，可是要脱帽致敬了。不管你认不认，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对了，还有那次在文馆长那里演奏《出埃及记》，老胡头抬头看见了文馆长和老师的合影，当时表情就大变。文馆长看来就有所悟。这个文馆长，现在才说，我本来有很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找不到人请教。不过好了，现在老胡头的身份基本搞清，以后就有问处了，尤其是那些传统的音乐理论，现在好多都被作曲家在实践中突破，而我们这样在基层的音乐人，经常被搞得云里雾里，找不着北。

轱辘把，柳罐绳，上来下去两呀条龙呀，八搭拉拉又一罐，写上了一块算。我在心里高兴地哼了没有几个人会唱的这首黑龙江民歌《打水歌》。

交谈被登机的广播中断了，文馆长认真整理了一下他的马甲，朝我挥挥手，跟着领导走进了登机口。

南下的其实不止我一个。

歌舞团的一个领导和一个音响师已经在广州等我。他们先去是到那里采购一套音响设备，这个也是这回表演计划中的一项，借此更新一下我们已经老旧的设备。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以前有这类大型活动，都得去租人家的音响。现在的演出基本不用乐队现场演奏，音响不能按时起来，或者突然没有了，简直把演员气得想自杀。这回领导咬牙放血，我们必须认真货比三家，不能有些许的闪失。

虽然文馆长已经和阿布打过了招呼，但电话终于打通时，阿布似乎记不得有这么一回事，我报上了名后，感觉她也还是记不得我是谁，我只好又啰啰嗦嗦地把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阿布听到是有一个大型文艺表演的活，这才开始认真听我的电话。最后她说，这几天不在广州，在深圳参加一个活动，还有好几天才会回来，要不你就过来深圳一趟，我们具体谈谈。然后报了他们下榻的酒店，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深圳其实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小薄荷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她走后我们就没有联系过，但只要一提起深圳，我首先想起的就是小薄荷。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联系，但估计同样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二泉映月》就这么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见到阿布的时候，她看着我，终于认出来了。你不就是那个笛子哥嘛，早说不好，还让我想了半天是谁。原来我的姓名一直没有出现在她的记忆中，我白白为她伴奏了那么几年。不过，这也不奇怪，乐队队员本来就没有名字，乐器就是他们的名字，我的好几个同事，我也只记他们的乐器，圆号，架子鼓。向大家报告重大新闻的时候也是说，大提琴和我们的双簧管恋爱了，估计长号要吃醋，以后长号的演奏更是要跑调，可以直接把指挥气死。

因为认出了我，阿布的表情变得和谐多了，毕竟曾经是一个舞台的战友嘛。这个时候，我才认真打量了她一番。胖了，也没有打扮得珠光宝气，时尚、简约，演员的气质和形体还在，往台上那么一站，还是有能力镇住场面。

阿布皱起眉头，开始仔细地看我带去的那些文本，抬头问我抽不抽烟，然后自己拿出了一包女士专属的烟不那么优雅地抽了起来。期间接了几个电话，好像是客户投诉昨天有个话筒不响的问题，看去还是挺忙的。

这个酒店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看去也确实很洋很上档次，当然我的报销标准住不起这样的酒店。在看完文本和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阿布很专业地告诉了这么几点。

首先是钱。这样的活，在经济发达地区，预算应该在两千万以上。家乡的经济状况我也认得一点，但不拿出一千万以上的钱，我看是整不下去。

因为是对我，阿布用标准的普通话夹杂云南方言的方式和我说话，声音还是那样深沉的女中音，富有磁性。不过，据我所知，她现在已经不怎么登台唱歌了，即使再唱，我估计，原先她歌声里的那些让人倾倒的元素，那些透过歌声传递给我们的山寨草房、流水、炊烟月色、牧童等等画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如果能够出资到一千万以上，你可以算我们团队的人，我们给你一个比例提成，一次活动报酬不会少于十到二十万。你们这些基层搞文艺搞老了的，我晓得，手都散，不会有什么积蓄，买房子恐怕还是要爹妈帮忙吧。我还想劝你呢，到我们这边，乐队一个普通乐手的报酬，都会是你现在工资的两三倍。

你们先找我是对的，别找我们老板。他一听说有活动有生意，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接下来，表面打的牌子很大，后边的名堂就多了，平常我们也都这么跟着混，但是我不想让家乡人背后指着骂。顺便问一下，舞蹈队的阿馨大姐还好吗？退休还是改行了？因为那回我那么就走了，我晓得她恨我，但我心里还是一直挂着她。

你把我说的这些都全部想一下，你们地方政府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做下去吗？不要到时候连你也被拖进去。

盯着阿布的眼睛，我看到当年的我们团那个独唱演员又回来了，同时我也明白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当然，我的那十到二十万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回到我住的那个小宾馆，我立马用电话向文馆长，还有留在广州和供应商谈判的那两位汇报了见面情况，文馆长半天不说话，估计在那边也遇到了同样的或者更麻烦的问题。要是在我的c 位宿舍，恐怕他又会提出建议——我想喝一杯。

夜里，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发呆。

这里不是深圳的繁华地段，但依然那么热闹。我看着远处连绵不断的高楼大厦，似乎每一个窗口都有灯光亮着，那么为什么街上还会有这么多的汽车？看着那些窗口，我想，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小薄荷的家，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样，有孩子了吗?

心中，突然又涌上了阿炳的二胡旋律。

看着这些远近的红红绿绿的灯光，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到了一种迷惘，和一丝说不明白的痛苦。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不清楚我来这里为的是什么？就像那个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古老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环顾左右，环顾我的生活，似乎什么都不缺，但又什么都没有。

我想念我的布竜寨子，想念那些美丽的金竹林，想念花猫婶和她家的火塘，和火塘边那些山歌和自烤酒的香味。冬天还没有过完，山上的那些美丽的冬樱花就已经开放了，一片片、一簇簇，点缀得滇南的原野无比艳丽，当中国北方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滇南的少男少女们已经在开始为春天而歌唱了。

这个城市里我却不能放声高歌，也不会有人应和。

和文馆长不同，他的创作需要打开那些空白的乐谱纸，在上面点出符头，画出符干，还有那些形状优美的一条或者两条小尾巴。我只需要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了。这个操作还是老朋友饵块，在假期中专门来滇南培训我，并为我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即使这样，我还是过了很长时间后，才逐渐适应了这个能在电脑上写谱子的程序。

当我们的文艺学校真的升格为艺术专门学校的时候，只有卷粉一个人回去学习，我和饵块都爽约了。我是没有办法辞去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正式获得了体制内的事业编制资格，获得了演奏员的职称，在我们小地方还挺不容易的，父母也不同意我辞掉工作。而饵块则是提前考上了在四川的一家艺术学院，作曲专业，他的天赋和厚实的家传的音乐基础，让他被人刮目相看，毕业后也就留在了学院。当然，他读书也等于是我在读，照他的说法是交一个人的学费，两个人上学。蒙他督促，我几乎就是和他一同同步学习。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音乐，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不再那么浅薄。比如我原来认为《雁落沙滩》就是民间的哀乐，现在回想起来，简直要为自己的浅薄羞愧。

卷粉完成了学业以后，就北上首都，在一个名气不大但很有活力的乐队中担任吉他手，而且把他的女朋友兼同学也带去了，收入虽然不那么稳定，但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而饵块老兄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了麻烦，他的一个美丽的女学生一直近似疯狂地在追他，为这个事，他在电话里足足和我诉说了半个小时。

只有我，唉，不说了，还是打开我的电脑，在这个距离滇南，距离云南其实不是很远但感觉很遥远的地方，今夜，我突然很想念那个地方。

我看见，太阳出来了，照亮了玉龙雪山、梅里雪山，阳光拨响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几条乐音润耳的琴弦，那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就是琴身上隆起的琴码；清晨的薄雾笼罩在滇池、洱海、抚仙湖这几处高原明珠身上，若有若无、如纱如梦，好一派晨曲之中的华彩。哦，我的三迤大地、彩云之南。

我不是在创作，我只是在记录。我用这些流动的小蝌蚪在那几条线上记录着我的心声。接下来是那些艰难的劳作了。是的，山高水险，其间那些不多的坡地、梯田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所在，因此，用脊背背负重物吃力地上坡下坎，是这块土地上最基本的乐句。也许，采茶的场面看去是轻快的乐章，但你可知，小背篓里的茶叶很难采满。后面采的茶叶盖上来，把前面采的茶叶压了下去，你的背篓永远有一截没有满。日晒风吹、小飞虫的骚扰和汗水的浸痒，眼睛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绿色，一阵阵地发涩、瞌睡。因此，那采茶的歌声，就是他们用来战胜疲惫的良方。

还有，曾经的瘴疠、干旱、匪患、饥饿、外族的入侵，都是这块土地上沉重的不谐和音响。

但云南人依然乐观地，唱着自己的歌从远古走来，用古道上的马帮铃声、用大大小小的三弦、用长长短短的葫芦笙，用清清河水、无边的老林、连绵的梯田，大象、孔雀，还有美丽的山茶花，组合成了一首无与伦比的南国交响。

——我停不下来了。

记录：哈尼族的《阿迷车》；记录：彝族的《海菜腔》，还有那些号角的低沉或者高亢；记录：佤族的木鼓节奏和他们的甩发舞、呼唤英雄三木罗的粗犷造型。还有节日里，这片淹没在歌舞海洋里的热土。

——嗒嗒嗒嗒。

我感觉写到这里，我的乐曲已经不需要旋律了，手指下意识地在电脑金属板上敲打着、重复着那些曾经让我为之心跳的节奏：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然后，我突然想起了拉祜族的摆舞，那个寨子、那几间桩上掌楼，一群拉祜族的少女跳起了她们的小天鹅舞，音乐的节奏也因此变得舒缓悠扬，这是云南民歌中不多的四三拍节奏，蓬嚓嚓、蓬嚓嚓，哦，悠扬中，我醉了……

当然，我记录的只是简单的旋律，但我的脑海里奏响的却是一支完整的交响乐队的效果，在乐曲的最后，我想象的画面是：在指挥的引导下，那些渐渐弱化的乐句戛然终止，聚光灯中，乐队中站起了一个傣族穿扮的男子，手捧葫芦丝，吹响了他在这首乐曲中唯一的一个乐句，也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句。

我的云南大地在夜色中归于沉寂。

但，夜风还在吹，河水还在流，凤尾竹还在喧响，茶树的根在地下潜行，准备在明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下，迸发出新芽。

我看都不看地敲打了一下回车键，我那些运动着的音符，就那么蹦跳着游向了我早就设定好了的地方。

半夜里，我醒了。准确说是被手机唤醒了。

是饵块。我赶紧打开了免提，一串钢琴的演奏飞出，演奏的正是我刚才的那些挥洒。当然，主旋律是我的，和声处理，以及其间部分乐句的修改和丰富，是饵块的。我听出来，他很专业地在第一时间就纠正了我在乐曲中过分的随意和即兴。乐曲的一半，钢琴中止了。过了一会，手机又响起，这回是卷粉的吉他和吉他特有的那种温暖的和弦。这是我熟悉但也一直搞不懂的和弦，我曾经对饵块和卷粉说过，钢琴的和声感觉有些太官方、太正式，而吉他的和声听去更民间，更随意和自然。他俩彼此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我看出他们眼中无声的赞赏，也许是因为我无意中说出了音乐中一些本质的东西。

卷粉演奏的是我那支曲子的后半部分。

我明白了，我的这两个朋友知道现在我在那个会让我想起小薄荷的深圳，又从我的乐谱中读到了他们都熟悉的元素，还读出了我此时的孤独和迷惘，痛苦，以及那份不甘心止步于此的艺术进取。于是，联手用这样的方式，分享了我的孤独和迷惘，并及时地给予了我鼓励。听着，听着，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之前，卷粉告诉我，他们那个乐队名声已经慢慢起来了。因此，他想尝试一下摇滚乐与民乐的结合，比如原先我们试过的那个云南民歌《猜调》，节奏非常容易和摇滚融合。有一些和摇滚距离较大的，如《小河淌水》，其实也会有交融的地方，要我想办法去和他会合。开始我没有答应，但在认识了老胡头，听他给我上了音乐要发展创新的大课之后，我已经在认真考虑卷粉的建议，因为连人家花猫婶都敢把自己的山歌唱到外省的大舞台，我更应该带着我那些云南音乐元素，去遥远的北方，让它们也跟随着这个时代开出更新的花朵。

吉他停止了，应该说，卷粉最后的那一组和弦，处理得实在太妙。仿佛我的心也在跟随着震颤了起来。一个标题也同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对，就叫《云南，今夜我遥远的思念》。这个题目可能不怎么音乐，但好在主题已经有了，我们三人应该联手合作，把它做成我们共同的作品一号，我们的第一交响曲。

窗外，不夜的城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喧闹。

听到布竜寨花猫婶老公，那个强壮的男子汉大树椿，因为车祸意外身亡的消息，我惊得腿都软了，这种感觉这辈子是第一次。

消息是我的老伙伴圆号传来的，我除了反复要他证实不是在开玩笑之外，一时竟不知道要说什么。镇定了一会之后，我才又拿起电话，拨了花猫婶的号码，但接电话的依然是圆号，在一片嘈杂中，圆号告诉我他现在就在布竜寨，他拿着花猫婶的电话，同时叫我不要再打了，因为花猫婶刚才休克了一次，村医正在为她打吊针。

哦，一切都是真的了。

唢呐声在我心底响了起来，是《雁落沙滩》，悲凉、扎心。

我难过，急不可耐，很想马上飞回布竜寨。这几年中，花猫婶的小院子几乎已经成了我，还有圆号、双簧管的家。这个时候，我应该也必须在那里。可是，我还得继续留在广州几天，去完成我此行的其他任务，急，也没有办法。

这样，很多的情况一直到我回到滇南，才清楚了事情经过。

事情和老胡头还有间接的关系。

本来老胡头准备要等我从广州回来，和他一同去拉祜山，寻找那个起死回生的小三弦调子。但后来好像有人要他赶回北京，去西北参加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大活动。他算了时间，怎么也对不合，就和大树椿商量，由大树椿送他，还有圆号也去一趟拉祜山。

大树椿开的是一辆农用小货车，我知道那个车，差不多等于布竜寨的公车，村民办事，拉点石料、化肥都找他，有的给点工钱油费，有的就是尽尽乡亲情谊了。这个车要去拉祜山不合适，大树椿就请他的一个侄子开越野车送他们去拉祜山，他自己则去帮那个侄子的工程队倒短，也算是换工吧。

因为有圆号当向导，他们在县文化馆找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还幸运地找到了一些多年前记下来的谱子。在寨子里，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变得更完满了，有人为他们讲述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过程，还有人用小三弦再现了那个人弹过的几支靠口口相传下来的小三弦调子。

这期间老胡头和我联系过一次，说了他的见闻之后，还引用了文馆长的名言——我想喝一杯。

侄子送他们回到布竜寨的时候，大树椿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倒短。花猫婶和圆号杀了老胡头从拉祜山买回来的生态茶山鸡，烹了一罐据说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古树普洱，还煮了一块上好的腊肉，等着大树椿回来喝酒。

我知道那个地方的曲折山路，一边是峡谷，一边靠山，路面不怎么宽，大一点的车就只能减速慢慢地错过。大树椿被一辆喝醉了的拖拉机迎头撞上了。

从圆号的讲述中，我听到了长歌当哭的真实版：说好搭伙走到头，你狠心半路把我丢。宁隔千道梁子万条河，不隔这一层棺材板啊！

圆号和老胡头都哭了。

一周后，我回来了。

在我的中央C 宿舍，我把东西一扔就出了门。先是到银行，拿出小薄荷留下的卡查询了一下，密码《国际歌》，降B 调，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写成简谱唱名：51-721536-4。前六位。查到了，余额是十万零三百六十五元，这个数字让我呆住了，因为这个数字我听她说过，是她在烟草公司几年工作中攒下的钱，原来全部留给了我。唉，小薄荷，毕竟是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没有积蓄的月光族，这钱，显然是要给我以后娶媳妇用的。这份情谊，我如何承受得起。此情此景，《叫我如何不想她》。

刚去到布竜寨脚的彩钢瓦工棚，就遇到了在那里等我的花猫婶。

花猫婶还戴着孝，瘦了，很憔悴。工棚里没有人，老胡头已经走了。花猫婶是感觉到我已经回来，而且还感觉到我要来布竜寨，就拿了钥匙来这里等着为我开门。

在广州、深圳，想起花猫婶的时候，有好些安慰的话想对她说，但是真的见到了她，我却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只是那么看着，好一会，想起了小薄荷的银行卡，赶紧拿出来递过去：你现在办事要用钱，先拿着。

花猫婶推了回来，说不用，她和大树椿这几年还是苦下了一些钱。两边的亲戚家也送过来一些。

在我的家乡滇南，苦字是动词，挣钱叫苦钱。那个祸害了大树椿的酒鬼家穷，又因为酒驾，保险公司不理。不过大树椿这边还有保险，只是民事刑事的，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另外，她说，老胡头为这个事非常自责。虽然花猫婶安慰他，说这是大树椿的命，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但老胡头好像还是答应了去一家他原来不想去的学校任教，以此为条件叫人家赶紧打一笔钱来，把这个钱留给了花猫婶。花猫婶本来是不打算收的，但那几天她也伤心糊涂了，待想起这件事，老胡头已经去远了。她想把这个钱转给我，设法还给老胡头。

我说不用，他给你，就先留着。老胡头迟早还会回布竜寨的。

花猫婶有些伤感地说，老胡头怕是难得回来了，现在连你也要走，最后，只会剩下我留在布竜寨。

我非常奇怪，花猫婶怎么会认定我要走，目前我也只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你迟早是要走的，走到那些我不知道的大舞台上。我们这地方好是好，但是寨子太小了。你要再不走向远方，那就太可惜了，我们都要撵你走了。我只会唱唱山歌，没有文化，走不远。现在大树椿也不在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亮开嗓子。等到能唱的时候，怕是嗓子已经败了。不过，日子我还要过，甜歌不唱了，苦歌还会在心里自己唱给自己听。不管你也好，老胡头也好，走遍天涯海角，累了就回来，我家的大门会为你们开着的。

花猫婶比我想象中清醒，我无言以对。

电话响了，是叫花猫婶回去的，说法院、公安还有保险的要来她家。如今的社会也进步多了，很多部门都是主动上门办事，不用你跑来跑去折腾。她交代了我几句，就匆匆忙忙骑上了摩托车，我看出是大树椿经常骑的那一辆。本来我也想跟着她去看看，但花猫婶那么看了我一眼，我突然醒悟，她的家事，这个时候外人不适合参与，就没有再说话。

如同电视剧里马背上的骑手，花猫婶灵巧地骑上摩托，轻盈地消失在了山路上。看着她消失的背影，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或许，花猫婶会像今天的背影一样，从此也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消失。我立马联想到了一根皮鞭，一根曾经把西部歌王王洛宾狠狠抽打过的皮鞭。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但不管怎样，她的歌声，还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去广州之前，老胡头就说过，他最后的一站是西北，以前去过，但只是匆匆路过。他想再体验一下大漠、戈壁，然后看看黄河，听听《花儿》。现在因为他要参加一个活动，又接受了聘任，时间上肯定就提前了。也许是老胡头预感到等不到我回来，在我去广州的分手前一天，边喝酒边和我谈了很多话。

音乐，我不敢说懂，但确实会有人懂。当你了解了音乐的真谛之后，要寻找的，就是表现的形式。

我们中国音乐内容、形式都能用海洋形容，但也有先天的不足和发展的落后，你把工尺谱和五线谱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融入世界，以前就做了很多，远的有刘天华，近的有《梁祝》。音乐的世界，世界的音乐因为有了中国元素加入，已经变得更有活力，更加精彩。可是后来又不怎么动了，表面上热闹，实际在倒退，很多学院中把西乐和民乐是分开学习的，有的还有重西轻中的倾向，感觉莫名其妙。

我知道老胡头接下来要说什么，就开玩笑说，如果我带着我的笛子、二胡像你一样也浪迹天涯，会不会没饭吃饿死？老胡头说，那我要好好喝一杯祝贺你成为音乐的殉道者，不过，这个荣誉恐怕还不会落到你脑袋上。目前你只是有音乐的感觉，感觉不等于懂音乐，整个人实际还站在大门之外。

那个时候，老胡头已经知道卷粉的乐队和他们邀请我加入的事情，卷粉说那里有新的朋友新的老师，很多你有的东西他们没有，他们有的很多东西你正好没有。卷粉甚至焦急地对我喊话，目前我认为是中国最好的音乐时代，大家都在探索，都在寻找与现代世界的融入点，咱们要快点赶上，否则就来不及了。老胡头自然是支持我出去的，他说，有的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注定就是要寻找一样东西，完成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大树椿还活着，我的生活也还很悠闲，老胡头的真实身份我还不了解，所以我继续不那么恭敬地开玩笑说，要我去寻找音乐的磁针吗。

老胡头没有说话，喝了一口酒。

在工棚里，我拿到了花猫婶说的，老胡头留给我的几样东西。

一块茶板。据说是老胡头作为看守工棚的报酬，和那个根雕老板要来的，老胡头自己动手加工，说要留给我做个纪念。我好奇地把茶板翻过来。哦呀，老胡头真有两下子，他在板面上雕刻了几个似像非像的琴键，坐在茶板面前泡茶就像坐在钢琴或者电子琴面前。更绝的是，他把一段茶板上的天然突起，雕刻成了一支七孔笛子，一个一个的孔正好可以安放一个个茶杯。唔，这是一块有音乐气质的会唱歌的茶板，没有第二块了。谢谢老胡头，我要赶快把它带回去，不能让别人模仿，这个应该有专利。

此外是一叠乐谱。是我创作和演奏的笛子独奏曲《茶山踩青》，也是我目前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件作品，还得过一些小奖。在前不久我市的一次节日里。老胡头亲自去听了我的表演，现在这个是他为我重新配的伴奏。实话说，我的那几个伴奏伙伴，确实有那么一点想怎么奏就怎么奏的随意，还会喧宾夺主地自作主张加点花，现在他这样一规范，评委本来只给7.85分的，立马就会给到8.75 分，这个老胡头，一下子就抓到了我的狐狸尾巴。

我认真地读着乐谱，一面在头脑中想象着效果。考虑是不是用小薄荷留下的钱，去我的母校，自费制作一盘高质量的伴奏带。

乐谱纸还剩下一叠，空白，都是我从艺术馆、歌舞团偷偷拿来的。其中有一叠引起了我的注意，老胡头把这一叠谱纸单独叠成了一个本子的样子，我打开，看见上面写着几行流畅的汉字：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唔，想起来了，这个是那个伟人，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一篇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里说过的话。我不是一个那么爱学习政治的人，这段话还是在一个电视剧中看到，看到后才在电脑里查看了一下原文。不知道老胡头为什么把它抄在了这里，而且是直接写在了那五条线上，通过视觉，造成了一种音乐效果。

啊啊啊，等一下等一下。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以小号为主的铜管乐突然雄壮地奏响了，震动了音乐厅和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所有听众，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主题，一个无比宏伟的主题的宣叙。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激昂的铜管乐，在第一主题的句式下，又提高了三度，主题更加鲜明、嘹亮。在这个主题的号召之下，先行者们昂起了头颅，勇敢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乐曲的句式没有改变，但是柔和的弦乐加入了进来，音乐带上了母性的光辉，更加显得丰满，辉煌。像涓涓细流逐渐汇集、汇集，终于汇集成了时代的洪流……

我的心狂跳了。

这个才是音乐，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乐神。这个人，用他的一生，谱写的不正是一首最伟大最无与伦比的中国狂想曲！我、还有很多音乐人，要寻找的，不也就是这个主题吗？可惜，可惜，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乐章中，却一直没有领悟。老胡头啊，你走遍世界，要寻找的也许就是这个，无意中，最早被点醒的却是我。

等一下，等一下。

我得先冷静冷静。

你有音乐的感觉，但感觉不等于音乐。你整个人实际还站在音乐的大门之外。

有的人来到人世，注定就是要去完成那么一件事。

伟大的时代，就是要我们用音乐去再现的主题，也就是老胡头讲过的我们音乐的磁针。

我发现了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一个目标。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目标，我才知道，除了时间还宽裕外我空白如洗。当然我会学习，但是前面有那么多的艰难险阻……

我需要帮助，需要更多的老胡头、文馆长、饵块、卷粉，小薄荷和花猫婶的帮助。我应该下决心了，明天就带上行囊，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不过，我不是一个被赶下皇位的悲剧角色，我走的是一个光明的方向，首先与卷粉会合，将我心中C 键前移。

以前，我没有去读大学，已经错过了一个机会，不过，那个时候，我要上大学，已经不能像当初上艺术学校一样还能领取基本工资，确实是不希望年迈的父母继续供我上学。现在，我已自己能够负担。在与卷粉他们磨合之后，我知道明年，在上海会有一个中国主题的国际音乐节，卷粉他们正在全力争取机会，如果如愿，我会在那里看到老胡头、饵块，希望文馆长和花猫婶也会在那里出现。

而我，应该怀着心里的那个目标，在前行中付出或者牺牲。即使命运注定了我最终一无所成，穷困潦倒，也应该无怨无悔。因为我曾经在勇敢的追寻中快乐过、生活过。

最悲观的说，得到了这样结果的反正不止我一个。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这间彩钢瓦的工棚中独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傍晚，我才慢慢地从音乐的冲击中，将自己的心情一点点逐渐平静了下来。

工棚墙上挂着一支看去很廉价的七孔笛，可能是老胡头从哪里找来，照着雕刻茶板时用的。七孔笛没有笛膜孔，叫闷笛。因为不用笛膜，闷笛的音色并不嘹亮。不过，闷笛也有它的好处，拿起来就吹，不用小心翼翼地维护笛膜。另外，它也有自己特殊的效果，听到这种笛声，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想念起朋友。古人说的“夜雨闻笛”和那个“山阳笛”的典故，我一直怀疑他们听到的就是闷笛的效果。

我轻轻吹响了一声，笛音中果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不知在西北什么地方的老胡头。好吧，老胡头，那就让我为你演奏一曲，一曲《阳关三叠》，也借此，借此更好的理清一下我的思绪，首次认真地规划一下我的前路。

大漠，孤烟，落日。我看见老胡头那像极了四分音符的身影，正在沙漠中步履蹒跚地独自前行，笛音中，老胡头的身影和我的模样似乎在慢慢叠化，最后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