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刺吴、赐紫、立祠：多维视角下的文官行迹与价值碰撞

余 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有唐一代，大批文官在地理空间中的迁徙成为著名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官行迹的移动，不仅改写了唐代文坛的书写面貌，也关涉到唐代政坛深层的权力斗争及价值判断，同时文官行迹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流动与重塑。刘禹锡入吴任苏州刺史便是这一文学、政治、文化综合视域中的典型个案，事件本身如投石入水，澜表方圆，在个人、中央、地方等多个层面均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力，体现出不同角度下的言说形态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立场，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着碰撞与对话，具有当下、即时与跨越时空的综合意义。

一 刘禹锡刺吴：以“才”为中心的文官坚守

约在大和五年(831)，刘禹锡离开了长安，出使苏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离开京城，此前两次离京，皆因获罪受贬。此次情况与之前有所不同，这是刘禹锡在受朝廷政治斗争排挤之后，主动选择的离京。《旧唐书·刘禹锡传》：“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唐代苏州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刘禹锡曾在江南一带度过漫长的青少年岁月，此番刺吴可谓回归故地。刘禹锡虽然在京受人排挤，胸有不快，但从长安南下，经洛阳等地时，受到旧友热情的接待，心境渐趋旷达。白居易在《与刘苏州书》中写道：“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觞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