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型塑

杜松梅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关系，所谓“文如其人”，认为作家的人品关乎诗品，严苛的理学家甚至将道德修养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人品包括作家的人格、操守、思想、品行等多方面要素，光明正大、磊落洞达、忠君爱国是人品高尚的表现，而狂狷、诡激、恃才倨傲、薄行寡义则是相反的品性，为儒家伦理所不容。尽管人们也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追求创作自由的观念常常使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打破传统道德习惯的约束，用道德判断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有失偏颇，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因人品导致对作家作品不能全面接受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李商隐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因背负着“背恩无行”的骂名，李商隐诗歌在唐宋元明四朝始终走不出接受低谷，尽管人们也注意到他在艺术方面的种种突出成就，但这些肯定的声音或被淹没，或仅有一时反响，总之，得不到主流诗坛的普遍认可。分析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塑造过程，可以让我们了解李商隐接受早期形态，理解读者对作家作品接受的影响，以及文学史上人品与诗品合一的接受现象，探究接受史的一般规律。

一 李商隐“背恩无行”形象的始作俑者——《旧唐书》

对李商隐人品的贬抑性评价由来已久。追溯所及，可至于唐五代。唐五代李商隐接受资料不多，除去选本选录外，大约有17条笔记文献，外加8首赠诗，其中就有4条明确涉及李商隐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