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
一
有学者将柳青的《创业史》认作是“政治叙事”“革命叙事”,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史》同时是一部关乎“创业叙事”的长篇小说。这倒不是因为柳青的小说名曰“创业史”就望文生义地认定其为“创业叙事”,根本在于,“革命叙事”“政治叙事”中的“革命”“政治”形态都是建立在梁生宝等人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创业”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没有合作化道路的“创业”历程,也就无从谈起附诸其上的革命、政治等形态。与解志熙高度肯定《创业史》“成就非同一般”不同,陈思和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时,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就只选择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和李凖的《李双双》,而没有选择柳青的《创业史》。陈思和解释道:“中国近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发展经历了激烈的动荡与反复,以‘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三个时期的国家意志作比较,它们都是以否定前一时期的国家意志为特征的。以农村经济政策为例,从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到80年代的农村新经济政策,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样的结果便是柳青的《创业史》因为“与现实政治尤其是时代主潮的关系过于密切”,而让陈思和等放弃了选择。
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在论述“1949—1976年间的文学”时,将柳青的《创业史》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并列为“以社会运动为主体叙事的长篇作品”代表作,敏锐地指出这两部作品的艺术特征:其一,“题材和主题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运动的过程和性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的同构和同质关系”,作品是“按照一种严格的编年史的方式,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城乡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