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历史借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

习近平同志在2020年11月16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法制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法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文化，它不仅是古圣先贤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结晶，也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法系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虽然世移时易，面对世界法制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法文化中蕴含的许多优秀传统和理性因素，依然构成一座值得认真挖掘和传承的文化宝库，依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一、立足现实，重理性思维，很早便摆脱宗教的束缚，这是中华法文化科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据文献记载，中国法律起源的蚩尤作刑，就是面对现实的阶级斗争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制定了法律。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从此制定了五虐之刑，揭开了中国法律起源的大幕。除此之外，北方皋陶受命处理“寇贼奸宄”的社会动乱，他在制裁犯罪的过程中，把典型的案例上升为法，即所谓“皋陶造律”，它同“蚩尤作刑”遥相呼应，在法律的起源上表现了唯物史观和中华法文化的先进性。但是，夏商时期生产力的极端低下，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不能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因而对于天充满了敬畏，以致夏商两代，天命还有一定的威慑力。表现在司法上，便宣扬“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然而，商之亡，亡于滥用刑罚，激起商民的反抗，神灵起不到保护的作用，所以周初改重神为重民。周公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而且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明德慎罚的指导原则，实行重民命、讲德化、慎刑罚、宽养民的方略，维系了八百年的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治国理念，充分显示了立足现实的理性思维，创造了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法律文化，影响深远。在中国五千年的法制发展过程中，宗教没有深入到政治领域，西方的教会法与宗教法庭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相反，一旦宗教势大，干扰现实的法律、政治，便要受到打击，唐末的灭佛运动、康熙帝驱逐天主教徒，就是史例。

二、礼乐政刑，共同治国，体现了中华法文化调动政治上层建筑各个部分进行综合为治的功用

周公治理周朝所采取的步骤，是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他施政的立足点是综合的，是礼乐政刑并用的，既分别发挥礼乐政刑各自不同的作用，又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治国体系。如同《史记·乐书》所说：“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的功能在于教化百姓，改良风俗；政刑的作用，在于建立国家统治，惩罚犯罪。无政刑，单凭礼乐，并不能有效地治国，如同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单纯理政司法，得不到道德的支撑，也会影响政刑作用的发挥。这种综合为治的法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一直影响后世。

三、以德化民，以法治国，明德慎罚，德法共治，是中华法文化的核心要义

面对国家兴亡的残酷斗争，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意识到道德对于治国的作用。周公灭商之后便提出明德慎罚。至汉代，进一步认识到德的作用，遂以德为主、刑为辅。至唐代，更将德礼与刑罚的不同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总结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消除恶习，进而改良社会风俗习惯，所以古代的政治家坚持以德化民。但德的教化功能不能实现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具备强制惩奸治恶的功能，故而以德化民必须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借助法律的强制作用，惩戒违反道德的行为及各种犯罪，所以二者密不可分。以德化民，建设稳定的社会基础，以法惩恶，维护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强盛。法律的制定要以主流价值观及道德原则为指导，使法律成为道德的承载，让法律更多地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将某些道德规范直接融入法律，以道德涵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只有将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四、以亲九族，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法文化的包容性与和合精神

据《尚书·尧典》所载，尧治理国家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尧作为一国之君，注意培养恭敬节俭、温和宽容的道德，而且明察四方，以德化育，使家族和睦；进而认真处理各族的政事，使各族友好相处，在取得社会的认同以后再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协调各个邦国的利益，使各个邦国都能和谐合作。此后，以亲九族，协和万邦，成为中华民族一贯的处世之道。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荀子更强调“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左传·隐公六年》也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如果说先秦诸子之说构成“协和万邦”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基因，那么，唐朝制定的中国古代属人主义的“化外人相犯”的法律，表现了对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与中国人平等相待的法律保障。历代明君对邻国的关怀与尊重等等，都体现了“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影响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所发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与中华法文化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一家、求同存异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反映出中国引领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五、纵向传承、代有兴革，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衔接，体现了中华法文化的实践性和进取性

中国五千年的法制文明史，是沿着纵向传承的路径发展的，但每一个特定的时代都进行了革故鼎新，体现了时代性和创新性。研究传统的法文化，就要从纵向传承、代有兴革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同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纵向传承是法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革故鼎新是法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一般规律使历史互相联结，特殊规律彰显不同时代的前进的烙印，只有充分了解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才能掌握中华法文化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基因。历史启发我们，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治国理政不仅要重视顶层设计，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也必须善于因时制宜，通权达变，使法律、政策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紧密结合，使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在新时代的法治实践中有机统一。

以上虽然只简取中华法文化的优秀传统，但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精神，它具有独树一帜的特点和优点。正因为如此，中华法文化在相当长时期，被相邻国家所传承和奉行。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法系长期自立于世界法系之林。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的价值，绝不限于历史范畴，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除了上述优秀传统外，在中华法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法情允协的司法原则，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明职课责的法律监督，良法善治的法治追求，严以治官、宽以养民的施政方针，保护鳏寡孤独和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可以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因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中华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待优秀法制传统的应有态度。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以史为鉴”的教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