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觊文章概析

吴小清

江西师范大学

《三国志》记载“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卫觊一生为君、为人、为己，创作了不少公文应用文，这些文章多以实用为主，兼有文采，具有极强的文学审美价值。其文虽有不少散佚，但仍有不少文章传之后世。现存卫觊的文学作品，主要收录在清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三国文卷28中，总计17篇。留存下来的多为实用文体，按照其文体属性以及功能对象可将其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代帝王书”的诏册文、“尽臣子命”的奏疏类、“为人事题”碑志类三大类。“代帝王书”的诏册文的主要包含《为汉帝禅位魏王诏》《乙卯册诏魏王》《壬戌册诏魏王》《丁卯册诏魏王》《庚午册诏魏王》《禅位册》；“尽臣子命”的奏疏文包括《受禅表》《请恤凋匮罢役务疏》《公卿将军奏上尊号》《奏请置律博士》；“为人事题”碑志类包括《西岳华山亭碑》《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汉金城太守殷华碑》《大飨碑》。我们在对这些文章研究考证以及文学价值的辨析时，须紧紧抓住其为文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写作目的，从整体入手把握其整体风貌。

一、“代帝王书”的诏册文

诏册是天子用以册封王侯、任命百官、颁布命令的权威性质的公文，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一般不直接由皇帝写作，大多由具有一定文采皇帝亲近的侍从官员代作，故而具有“代帝王书”的性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及，汉代诏册可分为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昭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对这四类诏书的功能对象进行了大致的区分。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对诏、册二体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曰：“夫诏者、昭也，告也。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论“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然唯两汉诏辞深厚尔雅，尚为近古。”论及“册”，徐师曾曰：“按《说文》云：‘册，符命也。’字本作‘策’。……至于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册，字始作‘册’”。吴讷又论册曰：“按《汉书》，天子所下之书有四，一曰策书。”可见古时册、策通用。诏册文，作为一种帝王的文书，须得特别注意内容切合对象、文辞典雅适度的体制要求。这也使得诏册文内容易流于中规板滞、缺乏生气，然而卫觊的诏册文却颇为文采斐然、晓畅动人、温厚尔雅，为古代诏册文中特为秀出者。

卫觊书写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庚午册诏魏王》《禅位册》等6篇诏册文都作于公元220年，即黄初元年，是曹魏通过禅位方式夺取政权的一段历史的见证。220年3月，曹操去世、太子曹丕继位，新王登基，群臣以及曹操本人都蠢蠢欲动，欲取汉室而代之。介于其父曹操在位期间尚没有取而代之，故而不便用武力直接争夺，故采取禅让方式。据《三国志·卫觊传》记载，曹丕欲让汉献帝禅位之际，使卫觊“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这在赵翼《廿二史札记》亦有提及“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故而，卫觊成为整个禅让过程的主要发言人。

《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全文脉络清晰，语言得体，气势宏贯，先是以献帝口吻回顾了其继位以来三十二年来，天下所面临的灾异震荡，依托宗庙神灵的庇护才得以延续。继而讲到曹氏夫子的神武之绩、贤明之德，提出“大人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继而写到追慕唐尧不私于厥子的美行，今日追踵尧典，禅位魏王。全文一气呵成，丝毫不见板滞志气，简明清晰，在赞赏魏王功绩、拔高魏王地位之时，亦维护了汉帝的尊严和体面。

《乙卯诏魏王》则更是叙事井然，文脉贯通，短短篇幅中，将事件发生之时间、主体、缘由、内容、结果介绍的条理清晰。这篇册诏先是把视点放置在历史上，提出自古“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继而回到现实，谈到汉道陵迟已久、皇纲肇亏的状况、缘由，具体呈现了汉末以来朝纲衰败、寸土难守的现状，接着写到魏王缵承前绪、顺应天命。将汉朝正处炎精幽昧之期与魏室人神响应之时形成对比，为禅让提供了现实的人道和天道的依托。这一部分叙事井然，形象生动，文采熠熠。“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一连用四组并列词语将董卓乱政后社会的黑暗混乱写得淋漓尽致。“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上下两句均为反问语句，且对仗工整、极具文学色彩。文末回到远古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进一步论述汉禅于魏的历史合理性。整篇文章气韵贯通、温厚庄雅，又紧扣禅让这一历史事件，文辞驰骋之间，有礼有据又显得优美动人。

《禅位册》一文在行文谋篇方面和《乙卯诏魏王》也大致相同，都是先叙写上古三代圣王以德禅让的事迹，然后再写现世失道、武王拯救乱象之功业，最后写逊位于魏仍天命之所归。其他三篇诏册文大致也是从这些角度去书写，大都写得通达凝练、条理清晰、温厚渊雅、气度雍容。

卫觊的诏册文不仅言辞尚为近古，文采彪炳，而且古朴典雅，颇具尚书遗风；言辞中多流露出浓厚的自汉代以来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刘勰《文心雕龙·诏册》曰“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指出卫觊的诏册文极具典雅文采。“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为汉帝禅位魏王诏》），一“仰”一“俯”，“炎精终，行运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更是几字之间蕴含磅礴的胸襟气度。“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睹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庚午册诏魏王》）更是写得气势磅礴，一气呵成，炼字用笔形象生动，“配”“秉”“睹”“移”“让”几个动词的使用，则颇具贾谊《过秦论》的风采，兼具汉魏风骨。故而吴讷《文章辨体》赞“然唯两汉诏辞深厚尔雅，尚为近古。”卫觊散文古朴典雅，更在于其多用散文句式，质朴间颇具尚书遗风，感动乎人。

二、“尽臣子命”的奏疏文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汉高惠时，未闻有以书陈事者。迨乎孝文，开广言路，……自时厥后，进言者日众。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答，或曰奏状。”刘勰《文心雕龙》亦曰“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章、表、奏、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对于刘勰章表奏议的言说似乎界限分明、功能清晰，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却不见得如此功能分明，往往交替使用。正如徐师曾所说“当时奏章，或上灾异，则非专以谢恩。至于奏事亦称上疏，则非专以按劾也。”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言“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故而，奏、疏、上书、表即为古代臣下因之当时政治、时事而向上对君王的进言之书，因此这里将卫觊现存作品中冠奏、疏、表、议字样的文章统归为奏议文类进行讨论。

《文体明辨》引字书曰“表者，标也，明也，标著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刘勰曰“表以陈情”，指出表文是古代臣子向天子上书陈请的奏书，因其具有强烈情感，故而颇具文学性。表文也是汉代以来正史的一种常用体式。“表”作为史书的一种体式，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年月大事记，通常为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受禅表》借鉴的就是汉代正史的一种体例，是对曹丕受禅于汉历史大事的记录，由钟繇镌刻成碑，与《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并立于许昌以南的繁城筑曹丕受禅台。由于该碑去时久远，故多有磨损，些许字句模糊难辨，然虽留存不全也难掩此文的恢弘华采。表文开篇先交代受禅时间，并称此事为“尧舜之事”，可谓总说其事。下面具体勾勒受禅的缘由过程、受禅仪式。先是赞美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具写其事业功绩，“鸿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上天灵应，呈现出一片祥瑞的嘉禅之貌，皇帝再三让德终承顺天命接受天子之位。最后写筑灵坛、储牺牲等准备工作，然后写受禅仪式流程、改元称制的功绩，最后祈愿魏朝“永保天禄，传之罔极”。全文浩浩荡荡，颇具气势，将受禅这件大事的缘由、过程、自然灵瑞景象都写得曲尽其致、易得头绪，雍容磅礴，可谓大家手笔。

《公卿将军奏上尊号》同为记叙受禅之作。虽题未曰“表”，然其体式内容却合于陈情表文，故也将其归与表文。从格式上看，文章开头列举了诸多公卿将军稽首言，结尾写到“臣谨拜表朝堂”等可见表文体式。文章以恳切坚定的言辞劝谏曹丕接受皇帝尊号，先从曹丕以“德孤”之由推辞禅让说起，可分为两层。第一层先引《论语》“君子畏天命”，论献帝禅让是畏于天命，不得不禅，曹丕不受禅则是违背天命，将使神灵不悦，继而写到武王栉风沐雨、为世拨乱的功绩，曹丕继位勤恤为民、德被四表的功绩，呈现出一派祥瑞的自然景象。第二层从古人言“微禹，吾其鱼乎!”写起，写到如果没有大魏，诸臣将如白骨交横于旷野，魏室功绩堪比三王五帝，曹丕受禅是民心、天心所至。最后写到魏室久稽天命，是群臣所失，故而即替曹丕营设坛场、择备吉日，准备受禅登基之礼。全文辞意畅达、层次清晰，情辞恳切、有理有据，酌古御今，文采华茂，句式整饬间以不断变换。

“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者，进也。……疏者，布也。及论其文，则皆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要，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大体也。”卫觊以“奏、疏”命名的文章有《请恤凋匮罢役务疏》《奏请置律博士》《奏论赐谥》三篇。魏明帝时，臣子建言却多称颂皇上仁爱，请求用兵，谓吴蜀不堪一击。卫觊不以为然，认为长期战乱已使人民困苦不堪，且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请恤凋匮罢役务疏》卫觊认为对臣下的各种建议要具体分析，尤其要看到他们曲意逢迎、阿顺人主的一面，万不可轻信轻从、招致损失。对朝廷之内器用奢靡、工程浩大、浪费人力财力之举亟宜禁止。疏奏提出的问题符合实际，建议针对性强，有益于国家，表现了忠直之臣的一片赤心。又以古代礼制与魏武俭朴的作风为理为据，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量。其中“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更是生动贴切地写出了生民的困苦与百姓的艰难。《奏请置律博士》请求依古之制设置律法博士，转相教授，使狱吏懂律法且依法断狱。其文平实简洁，然紧贴其论，读之一目了然。从其内容看不仅体现出对国家政权的维护，更体现出对古代人权之尊重。《奏论赐谥》文章篇幅十分简短，先说古代严谨有序的赐谥制度，继论作者希冀公侯王子随行赐谥的制度建议，酌古御今，治繁总要。

“‘议者，宜也，周爰谘谋以审事宜也。’……然其大要在于据经析理，审时度势。文以辩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覈为美，不以深隐为奇，乃为深达议体者尔。”议是应帝王的咨询，臣僚议论朝廷政务的文章。《关西议》是卫觊今仅存议体文，文章深具议体文“据经析理，审时度势”之特征且其行文表达简洁直白，对所议之事的观点态度鲜明而不深隐。就曹魏引兵入关中征讨一事，卫觊从战略战术及敌方心理入手，敏锐地提出不宜急切派兵如关中的主张，应先以爵禄稳定西方诸势力而后图进取，如当下以兵入关中则易打草惊蛇，形势难以周全。“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史书记载卫觊判断极为准确，憾曹操未采纳卫觊的建议，致使损失惨重。刘勰《文心雕龙》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夬》，贵在明决而已。”《与荀彧书》其创作背景在本文首章已有提及，时卫觊通过荀彧向太祖曹操建议由国家控制食盐，用这笔收入作为经营关中的资本。该书内容深切关乎天下形势与安邦定国之事，且内容层层递进，深切时弊，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符合书体文畅达明决的特征。这两篇议书文均展出卫觊作为臣子朝廷的一片忠诚，也侧面表现出卫觊在经略地方行政富民以及军事谋略方面的过人之处。

三、“为人事题”的碑志文

碑文，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据考证，碑原是古人置于宫室、宗庙前的石桩、石柱之类，有的是用以系牲畜，有的是用以“识日影，知早晚”，后来发展到在这些石上刻字记事。刘勰《文心雕龙》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古代碑文按用途和内容可分为三类：记述某次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人功业的纪功碑文；记载建筑兴建缘由和经过的宫室庙宇碑文；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诉悼念、称颂之情的志墓碑文。在形式上，通常由散文或骈文部分的“序”或“志”，与韵语颂赞部分的“铭”共同组成，仅少数有序无铭，或有铭无序。碑志，又称碑铭。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言：“故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又碑之体主于叙事，其后渐以议论杂之，则非矣。”可见碑体之文内容宽泛、涵盖面广，主于纪事。

《大飨碑》写于文帝继位初期，彼时曹丕刚刚接替曹操的位子，在政治军事上迫切希望能大展身手，遂出兵南下希冀早日平定吴蜀、完成统一大业。《魏书·文帝纪》载，曹魏“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东邑”。此碑序文叙事分明，语句错落有致、颇具气势，而后面铭文因其文字整严简短反倒不是很重要。《大飨碑》序文以“临飨之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记载了曹丕登基以来爰整六军，出师讨伐吴蜀、次于谯县的背景，歌颂了魏国军队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的面貌；后半部分主要描绘了大飨之日浩大隆重、神奇瑰丽的盛况。整个序文写得气势浩荡、辞藻优美、想象瑰丽，有叙事、有描写，以铺陈描绘为主，行文运笔中显见出汉大赋般铺张扬厉、博富绚丽的特点。铭文主要由七句话，四十二字的简短韵文构成，以最精简的语言概述此次大飨事件的前因后果。碑文前后接洽，文学性较强，且紧紧围绕着大飨事件去写，体现了陆机“披文以相质”的碑文特点。

古代凡有重大兴建，往往勒石立碑，宫室、庙宇在兴建、改建时往往立碑志其缘由、经过。《西岳华山亭碑》及《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均作于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且都是记录弘农太守樊毅兴建庙宇亭林的碑文。《西岳华山亭碑》序文采用散文笔法记叙了修缮华山亭整个过程：写樊君受诏奉祠，斋华亭破败不堪、法斋无处，继而写到图议修缮的过程；最后写二年斋华亭修缮完毕。铭文和序文的大意趋同，采用整饬典雅的四言句式，体现了华山的巍峨，修缮华山亭乃神圣蓄德之盛事。《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则是由斋庙祭祀而深入到具体修缮过程中涉及经济现实民生层面。从形式上看，它不算一篇体制规范的碑志文，序文和铭文的界限不是很清晰，中间也没有“其辞曰”之类的词语，更偏于一篇上书奏议文。多次提及“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之语，故而笔者推断该文极可能是卫觊代太守臣毅上呈尚书省请奏的文章，后碑刻以记。从内容上看，全文分为两个部分，以“谠又书言”为界。前文叙写樊君上任以来修缮庙舍、神欢民喜的事迹；后面转到现实，主要记载了侍奉神庙，需要大量开支，故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因此请求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状之事。该文具有极强社会历史价值，通过此文可窥视东汉末年民间庙宇人情等地方风俗，民间基层治理情况。

东汉以来，志墓碑文渐成碑志文的主流，创作之丰、影响之广远非另两类碑志文能及，内容又自成体系。刘勰《文心雕龙》论曰“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序”即是志，指用散文笔法写死者的生平事迹，一般包括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行治，寿年、卒丧月日、子孙大略等；志后有铭，多用韵语表达对死者的褒扬讼赞。《汉金城太守殷华碑》是卫觊为卒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金城太守殷华所作的碑文，属于墓道之碑一类。碑文先序殷华之传，从殷氏姓氏来源述及其自幼而长，仕历州郡，终卒于官。此碑全篇以叙事为主，用语考究，辞采丰富，历叙其生平一以贯之，甚多赞誉之词。“幼膺琼兰之美，长有冲邈之志。敦《诗》阅《礼》，韦番韦蜀竹贲；诞循前业，守以恪恭”，刻画出一个恭谦有礼、勤学远志的俊美少年形象。在他仕历州郡时，忠谔有间，处变不惊，故能“雄杰于并域，声班于上京”。后写其仕宦行治也是文采迭出，美其政惠民和，详写其到仕任金城太守的治理事迹。他将金城这个处于两国交界，多遭犬戎侵袭，室如悬罄的城市治理得民乐富足、猃狁率服，所谓“是以缙绅之徒，谭讲雅诵。释军旅之犀革，陈俎豆于泮宫……邦场宁静，岁时丰登，耆叟击坏，童龀讴噪”，昌平如此。是其功绩跃然纸上；其人也愈显可敬崇高。再看其辞，再借《诗经》雅颂体典雅的语言颂扬殷华的美德功绩。

四、卫觊文章写作的儒学背景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卫觊出身儒学世家，《晋书·卫瓘传》载“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卫瓘乃卫觊之子。其深厚的儒学家源决定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也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其为文重实用兼文采，文辞多展现出其典雅宏阔、情理相胜的体性风貌；流露出德行忠正、为国尚主的个人品格追求以及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深层审美理想。

卫觊文章多呈现出典雅优美、情理相胜的体性风貌。刘勰《文心雕龙·诏策》曰：“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高度赞扬了潘勖《九锡》和卫觊禅诰文的高拔俊秀。卫觊诏册文文采彪炳，温厚渊雅这在前文已经有过较多论述，这里不作缀述。卫觊不仅禅诰文写得符采炳耀、典雅宏阔；而且其奏疏、碑志文等也写得词采优美、情理相参。《公卿将军奏上尊号》句式骈散结合，语言典雅优美，用词准确生动，上奏叙事陈情间颇见《诗经》雅颂之风。如“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殁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夏必郁邑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句式灵动整饬，征引圣贤典故信手拈来，“轻”“重”“枉”“直”“忿愤”“郁邑”“不悦”又不免给读者以情感的起伏，情中蕴理，理中含情，情理交映。“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明显化用《诗经》中《樛木》《木瓜》《鱼丽》等诗中“木”“瓜”“鱼”的意象，辞藻翩然优美宛若诗赋之作。《大飨碑》中“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弧。千乘风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震曜康衢”，写临飨之日的盛况，实中见虚想象瑰丽、词采华美明显受到汉赋铺排变幻影响，且有《楚辞》遗风，足以见出对文帝大飨仪式的热闹隆重。卫觊文多尚朴实典雅、行文精致婉转而忌直露繁杂，既可尽其意又可显其情。

卫觊文章体现出其德行忠正、为国尚主的个人品格追求。卫觊生于公元155年，与一代枭雄曹操同岁，他见证了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地方割据、百姓水深火热的场景。卫觊少年早熟，凭借祖上世代儒学进入仕途，中年才得以显名，历仕三朝得以善终，卫觊的的一生是幸运的。汉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作为三朝老臣的卫觊所书内容多关乎当朝政治、军事、刑律、礼制等，现存作品中庙堂公文居多，其作品中充分显示其身居其位而深谋其政的忠为令德之儒家品行。《与荀彧书》《关西议》是卫觊早期从政时所写两篇关于时政谋主献策的书议。彼时的卫觊做的是胥吏和掾属之类的较为低微的工作，没直接参与社稷大事的权力资望，但他对国家局势却有较为清醒正确的认知，并善于抓住时机贡献自己的计谋，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在曹丕继位、曹魏禅汉之际，更是善于抓住形势大义，为当时政治服务，直接参与禅汉事宜的谋划和诏书的起草。卫觊先后替献帝起草了《为汉帝禅位魏王昭》《乙卯册诏魏王》《禅位册》等6篇诏书，代曹丕受写了《受禅表》，替百官拟写了《公卿将军奏上尊号》，一连八篇文章，行云流水，篇篇词采丰茂、典雅温厚、兼具情理。魏明帝继位后，此时的卫觊已经是年过古稀，却也不忘尽臣子职责本分，积极上书献言。《奏论赐谥》则体现出卫觊对国家典常制度的熟稔，提出关于礼法方面的建议。卫觊重视刑法律例，《奏请置律博士》提出官员任用尤其是狱吏选用应加刑律考察，主张“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均体现了卫觊作为汉魏老臣的忠直风骨。

卫觊文章在立足应用文体本身的体貌要求、文以载道的基础上，更体现出对儒家传统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极致追求。“文质彬彬”，不仅是中国古代君子人格的要求，更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美学原则，即追求文质兼备、文质和谐，避免文质偏胜的文质观。这种文质观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尽善尽美，即指艺术作品内容的“善”与形式的“美”相结合。卫觊出生于儒学世家，自小接受经学熏陶，对于孔子儒家的思想以及审美旨趣应该说是根深蒂固的。卫觊的文章以应用公文居多，涉及诏、册、奏、议、疏、议、碑等多种文体，每类文体有每类文体之体要。“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奏平徹以闲雅”；“碑披文以相质”……卫觊的各体文既都遵循着各体文的文章大体，通达晓畅，又尽力做到辞藻优美、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具有感乎人心的力量。“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按照儒家的观点，文质统一、有德有言，道德文章统一才符合文质彬彬的要求。卫觊作为儒学经义浸染出来的人，其文章博古通今、引经据典，贴近现实，针砭时弊，展现了儒家经世安邦为政之才，忠君直谏臣子之义。卫觊文出于有德之言，卫觊文章也统一于汉代以来所提倡的“内外副称”的儒学之义。

“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在中国古代，凡独立成篇的文字，都成为文章，包括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在内。因而，卫觊的诏册、奏疏书议、碑志文从根本上说都属于应用文体。纵观卫觊的这些文章，不仅可以窥见汉魏之际政治权力的波谲云诡、社会局势变化之趋势走向，民间生活的历史面貌；更可见出一位忠直之臣在动荡变化的朝廷迭换中善于抓住历史机遇，施展自己才干，绽放璀璨人生之花。统而观之，从整体风格上看，卫觊的文章偏于“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之作；从文学层面上看，卫觊文的特色突出表现为其“符采炳耀”，文辞优美、情理兼具的文学气韵；从文章审美观念来看，卫觊文展现了其丽辞雅义、文质并重的儒家美学观。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卫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2页。

[2]四篇碑文史书未载，均为严可均据《隶释》与《古文苑》所辑。

[3]（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0页。

[4]（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12页。

[5]（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5页。

[6]（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16页。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卫觊传》，第611页。

[8]（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

[9]（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07页。

[10]（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741页。

[11]（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第35页。

[12]（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第39页。

[13]（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826页。

[14]（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23页。

[15]（清）姚鼐纂，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页。

[16]（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22页。

[17]（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23-124页。

[18]（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33页。

[1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卫觊传》，第611页。

[20]（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916页。

[21]（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442页。

[22]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7页。

[23]（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144页。

[2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三国志·文帝纪》，第59-61页。

[25]刘绚蓓：中国古代碑志文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26]（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457页。

[27]（清）严可均校辑《三国文》，第1211页。

[2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卫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5页。

[29]（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中），第741页。

[30]（清）严可均校辑《三国文》，第1209页。

[31]（清）严可均校辑《三国文》，，第1212页。

[3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雍也》，第146页。

[3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昭明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