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和《帕罗赋》中的女性意识比较

摘要：《金瓶梅词话》与《帕罗赋》同为情爱小说，不谋而合地大胆直面女性的情欲和追求。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和帕芬、帕平这些女性同处于被压抑的封建社会，但她们都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想要的幸福，虽然手段可圈可点，也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萌芽。她们最终的命运揭露了中泰两国妇女在古代遭到的压迫和摧残，无力改变现状的女子们，只有将好不容易觉醒的女性意识只能被禁锢在狭小的天地中。

关键字：金瓶梅词话;帕罗赋;女性意识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白话世情章回小说，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者兰陵笑笑生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女性生活，尤其因较多的性描写而充满争议。然而从它诞生之时起，为它辩护的声音就从未停息。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小说观念的更新、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金瓶梅词话》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越来越受研究者们的关注，已不再是学术禁区。

《帕罗赋》是一部爱情悲剧，取材于泰国大城时期北部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写作体裁为律律体，在泰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泰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关于著作者，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部分学者推断认为是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国王、王子或宫廷诗人所著。[1]

一、背景及内容分析

《金瓶梅词话》成于中国明代中叶之后，《帕罗赋》成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两部作品的成书时间大体一致，在这期间中泰两国都经历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巨大的变革。明朝时期阶级矛盾加剧、新思潮涌动、内忧外患、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邱绍雄在《中国商贾小说史》中写道：“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商人凭借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这不能不使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追求受到极大的冲击。” 这一时期对正常的人欲加以肯定，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自我和爱情的意识也开始萌生，同时也揭露了明代中叶时期霸主巧取豪夺、政客唯利是图的黑暗与腐败，其深刻性不言而喻。《帕罗赋》产生于阿瑜陀耶王朝，[1]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对成熟，封建制国家也已基本形成。在文化方面，除了继承素可泰时期的文化遗产外，还吸收了很多周边国家的优秀文化，如柬埔寨、中国、印度、缅甸等。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迸发出许多新鲜的灵感、文学样式、表现手法及内容，泰国古代文学就在这一灵感碰撞、百花齐放的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民间文学、寺院文学和戏曲文学都相继出现。

《金瓶梅词话》的书名由小说主要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组合而成，以兼恶霸、官僚、富商、淫棍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西门庆为中心，以与西门庆发生两性关系的顺序作为出场顺序，通过对他荒淫无耻的生活和霸道蛮横的丑行进行描绘，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明朝时期黑暗腐朽的广阔社会生活图景和女性被压抑残害的社会悲剧。西門庆家族中的女性与传统意义上封建社会所要求的贤妻良母大相径庭，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熏陶，她们重视自己内心的渴望，勇于追求情欲、物欲的满足，以及对道德观念和名利的淡漠。《帕罗赋》的篇名由男主人公帕罗的名字和诗体的名称组合而成。作品主要以女主人公帕芬和帕平倾慕敌国的国王帕罗，并施计引诱他为线索，描绘了一幅泰国古代大城王朝时期上至王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画卷。

二、女性意识的体现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女性意识，学者们从各方面都做出过阐释。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使广大女性认清自身处境，努力摆脱“他者”地位，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2]《新女性文学论纲》一书是这样总结的：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简单的水平就是女性的自我意识。

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正常人欲的肯定，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情的意识也开始萌芽。但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让中国妇女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存，丧失了主体性，更没有话语权，导致这种自我觉醒还处在萌芽状态就变得岌岌可危，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这在《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各个个性鲜明，暗含了萌生的女性意识，可最后都逃不掉不同程度的摧残，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攻击，和作为商品被送出的悲惨命运。

泰国女性的境遇也是如此。由于泰国国情和印度文学的影响，在泰国文学中，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宗教文学和宫廷文学。《帕罗赋》是第一本表现人民社会生活状况的世情作品，其中对两位女主人公的描写大胆又开放，因此渴望突破枷锁的女性意识也在这时候慢慢浮现出来。

（一）欲望觉醒

从古代封建文化来看，性是服务于婚姻的，而性和婚姻又要服务于生育。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失去自我，首先是从失去自我的欲望感觉开始的，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3]《金瓶梅词话》和《帕罗赋》不谋而合地都直面女性的欲望，她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她们的行为更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和追求现实的享乐，而不是为了实现生殖的目标。“认识到个人生命的存在价值，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充分享受生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可视为新思想在旧体制内萌芽的体现。”[4]

欲望觉醒方面，《金瓶梅词话》中最典型的两个人物便是潘金莲和李瓶儿了。张大户和武大郎都不能满足潘金莲的欲望，她便将目光投向了帅气英勇的武松，遭到拒绝后的潘金莲又把目标锁定在了风流倜傥的西门庆。与西门庆成亲之后，由于家中女眷众多，西门庆分身乏术，潘金莲又感觉到空虚寂寞，于是在妻妾间争风吃醋博得宠爱之余，她还引诱其他男性，如女婿陈敬济和奴仆琴童。李瓶儿也贪恋西门庆“高强的情事”，于是她气死前夫花子虚，抛弃蒋竹山，放弃正妻身份来给西门庆做妾。这也体现了她们对于自身欲望和满足的追求。

《帕罗赋》中的公主帕芬和帕平对俊美的帕罗产生了炽热的爱恋，便想方设法借助巫师及使女娘仑、娘瑞的帮助，使用法术迷惑引诱帕罗，并将他藏在宫内，欢愉纵欲。然而事情败露，太后派兵包围了宫殿，最后死在宫中。帕芬和帕平敢于突破社会给女性设定的苛刻的道德礼教标准，试图挣脱封建制度的枷锁去掌握自己的命运钥匙，主动追求心之所爱。是泰国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地位相当，且女主人公更加大胆开放的作品。女性意识可谓是出露头角。

（二）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向来以男子为尊，女子在行为举止和字里行间中都需带有敬意。而《金梅词话》中的女性语言处处透露出鲜明的个性，饱含活泼、辛辣与讽刺的意味 ，尽管不符合古典文学的标准，但足以体现女子的反抗与勇敢。潘金莲被塑造成“恶”的化身，集狠、妒、淫、贪于一身。她无情地害死武大郎，驯服狮猫害死李瓶儿的儿子官哥，不择手段、用尽心机地反抗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李瓶儿对花子虚的破口大骂和对蒋竹山的凶狠劲儿也与一般唯唯诺诺的女子不同，也能体现出她的反抗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显露。宋惠莲发现丈夫来旺遭到西门庆陷害，不仅当面斥责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杀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还看出殡的” ，还在西门庆想要跟她和好时坚决不肯就范，最终自杀。在荒诞淫荡的生活背后，女性心灵深处依然暗含着勇敢的反抗精神，虽说她们追求的方式有对有错，但无论她们如何拼搏挣扎，却终究无法逃脱被封建社会吞并的悲惨命运。

《帕罗赋》中的帕芬和帕平，不畏帕罗身为敌国国王的政治现实，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追求爱情。她们费尽心机地派人在帕罗耳边鼓吹自己的贤能与貌美，又请巫师沙明波莱施法将帕罗从蒙双王国引诱到蒙松王国，最后再爱上她们。帕芬和帕平这段突破封建道德框架的爱恋，虽然违背伦理，但还是取得了短期的成功，满足了自身欲望。她们藐视封建礼教对女性严苛的标准，可以算是女性在思想解放上的一大进步。

（三）有情有义

《金瓶梅词话》中的女仆庞春梅对主子潘金莲始终有情有义、不忘旧恩，在被卖身守备府后一心想着潘金莲的处境，想接她同去。潘金莲惨死后无人问津，她又将其埋葬，还要了潘氏的床做纪念，可见情深义重。除此之外，庞春梅对西门府上没有与她结过仇的人都感念旧情，对吴月娘和陈经济都竭力相助。吴月娘在西门庆死后，并没有像其他小妾一样改嫁，而是帮助西门庆 撑起这个家。李瓶儿对待伺候自己的下人们极其宽和，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自己身边的丫头和奶娘。孟玉楼则屡屡调停西门家纷争、缓合矛盾：潘金莲与琴童勾结被发现时，她委婉劝解，大事化小，助了潘金莲又救了自己随嫁僮仆;主动去劝说冷战的吴月娘和西门庆一笑言和;当李瓶儿过门无人理睬时，她为维护瓶儿尊严去请来月娘出面迎接……爱恨分明的“义”让她们女性意识更加鲜明。

《帕罗赋》中公主的婢女娘仑与娘瑞有情有义、足智多谋，为引诱帕罗出谋划策：“待奴选亲信，乔装扮商贾，行吟到颂国，弹琴唱诵曲，讴歌公主容。”她们老老实实扮演着奴婢的角色为公主尽心尽力，在个人感情方面与帕罗的两位奴仆乃告和乃宽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和主人一样牢牢把握自己想要的爱情，但最终却为了维护主人和自己的爱情双双战死。娘仑与娘瑞有情有义，在有限的条件下正视了自我欲望，诠释了自我的价值，印证了女性意识的真谛。

三、结语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深蒂固和不可撼动，中国女子从小养在深闺，受到的教育就是要遵守三从四德，女性的世界封闭又狭小，得不到进步与扩展，所以她们只能展现出有限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这些突破也只能被局限在小家庭中，要打破这种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女性并非麻木不仁地遵守社会规则，她们积极追求自己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满足，却由于思想缺陷把它局限在争风吃醋和肉体欲望的满足上，缺乏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金瓶梅词话》中的女人来说，最高的目标就是获得丈夫更多的宠爱，她们想尽办法争风吃醋，努力靠生子来改变家庭地位，在根本上却依然只能依附男性而生存。潘金莲选择用人性中“恶”去摆脱束缚和障碍以实现自我满足和个人欲望，掌握生活而不相信命运。而李瓶儿在嫁给西门庆之后选择了“向善”，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无论是执着于自我满足，还是努力争做封建社会所要求的贤妻良母，这些女性最后都没有追寻到真正的爱情，被黑暗无情的社会所吞噬。《帕罗赋》中帕芬和帕平也没有获得真挚的感情，也没能从根本上掌握自己婚姻爱情的主动权。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与人格的扭曲，这两部小说里的女性都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她们女性意识的萌芽没能茁壮成长，而她们之间的斗争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女性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李寅生，胡艳菊.《金瓶梅词话》中的女性意识探析——以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为视角[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60-65.

[2] 昌珍珍.“本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觉醒——《金瓶梅》女性角色意识的文化[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 王春荣.新女性文学论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4]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李钢，陶玲.对《金瓶梅》女性形象折射出的女权意识的分析[J].语文学刊，2008（9）：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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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军华.两种价值取向的建构及其毁灭的悲剧——潘金莲、李瓶儿形象的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06（01）：150-154.

[10]唐敏莉.《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00-104.

[11]吕珍珍：“本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觉醒——《金瓶梅》女性角色意识的文化审视[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02）：46-50.

作者简介：朱文彦（1997.7.15——），女，云南昆明人，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