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战争火攻龙山仓考论

王桂凤

摘要：朝鲜龙山仓是朝鲜时代积贮国家税粮的重要仓储。学界通论，李如松于碧蹄馆失利后，为扭转战局，派人火攻日本盘踞的龙山粮仓，致使日军因粮匮而心萌退意，交战双方遂于龙山展开谈判，为日后明、日议和初步扫清障碍。有关“火烧龙山仓”的记录散见于中、日、韩三方的历史文献中，由于诸文献的编纂体例与成书背景不一，致使各文献对李如松火攻龙山仓的记述迥异，甚至自相牴牾。对此，本文以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与柳成龙《惩毖录》对该事件的相关记载为据，通过对各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考镜源流，并佐以日方文献为证，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考证。

关键词：龙山仓;万历援朝战争;《经略复国要编》;《惩毖录》

龙山仓是朝鲜时代积储税粮的重要仓储。据《万机要览》载，“江仓库京畿及两湖大同创行时，次次建置，在龙山库。二十二门，京畿五门、湖南八门、湖西九门。”[1]另据《朝鲜王朝实录》载：“今江仓在于江边，是可虑也，乞筑龙山仓城并西江仓为一。”[2]“全罗、忠淸道漕转，自海外而贡进者，入积于龙山仓，庆尚、江原道漕转，自水上而贡进者，入积于豆毛浦，以留山水之情。”[3]可见，位于朝鲜京城西南的龙山仓作为重要的漕运中转站，积聚了中外重要物资，其中，尤以粮食为重。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即朝鲜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调集九队计十五万余攻朝军团，由对马岛渡海，自釜山登陆，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日、韩三方各表一词，在中国史籍中一般被称为“万历援朝战争”，朝鲜则称之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の役”。因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朝鲜军队战斗力低下，“浃旬之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4]。在战争爆发之初，龙山仓便为日军所据，日军征集运输的粮草大多存贮于此，成为了支持日本侵略的粮草基地。

朝鲜大臣柳成龙对此忧心道“所望者，贼亦粮尽则难久留，而近者连据体探人所言，龙山仓积粟，余在甚多，贼方筑城坚守，我则无食无军，将有糜烂自溃之势，其为危迫，不言可知。”[4]天兵退驻平壤后条陈军中事宜状 战争未久，朝鲜迅速溃败，自釜山至汉城再到平壤，皆为日军所占领，庆尚、忠清、京畿、江原、黄海等道仓储粮食尚未运出即被日军占取。日军将抢掠来的粮食贮藏于汉城西南的龙山仓，并以固城防备、派重兵看守。反观朝鲜和明军则面临严重的缺粮问题。关于万历朝鲜战争的粮饷问题，中韩双方均有部分研究，但仅限于讨论朝鲜和明朝的粮饷问题，对于日本的文献记载和日军粮饷问题则相对关注较少。这给笔者在解读“火烧龙山仓”事件始末时， 留有研究的空隙。笔者拟以“火烧龙山仓”事件为切口，通过中日韩三方的文献记载与比读，力图还原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就教于方家。

一

明军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初八收复平壤，取得平壤大捷。次日又收复开城，兵锋直指王京汉城。二十九日，李如松率军在王京附近的碧蹄馆作战受挫，随即便停止了对王京的军事行动，直至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王京南撤至釜山一带，朝鲜才收复王京。表面看，明军停止对王京日军的军事进攻，似乎与碧蹄馆之战受挫相关。细究根本，其主要原因还是粮饷不继。[5] 日军即便在碧蹄馆战役中取胜之后，其处境也未见好转。隶属小西行长麾下的吉野甚五卫门在其从军日记《吉野甚五卫门觉书》中描述当日的情形道：

（日军）不分昼夜地让人用心巡逻到浮桥（在临津江上）那边，听说明和朝鲜的大军在开城府的河口（临津江）扎营。分驻各地的大名都回到了王京（汉城）。可在王京，自浮田宰相大人（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以下，众将每天枕戈待旦、会商军机。从正月下旬到三月初，众人无不以为命在旦夕。且兵粮将尽，人皆有饥色。[6]

可见，当时日军也面临缺粮问题。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日军主要依靠从朝鲜人手里征购或掠夺去的收成。到了1593年初，余粮基本耗尽，新种的庄稼几乎没有，因为朝鲜各地百姓多数毁家纾难。在乡间存留的少许粮食变的越来越难以获得，因为草料场成为义兵主要的攻击目标。从日本运过来补给也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海军不愿冒着撞上李舜臣麾下的朝鲜舰队的风险将军粮运到日占区。

有关“火烧龙山仓”的记载散见于明朝、朝鲜和日本三方的史料当中，由于各相关史料在体例和撰写方式上高度不一致，给研究者在分析“火烧龙山仓”的具体过程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关于有关史料的问题，笔者将在下面的论证过程中，通过梳理已有文献的相关记载，对比叙述过程中的矛盾之处，以求揭示该事件的真实面目。

以下是详细的分析。龙山仓的情报提供者是朝鲜方面：

“倭贼峙粮留屯，名唤龙山仓矣。龙山之距京城五六里地也。别有一计，自金浦舍船由旱路，经富平、水原之境，到龙仁、竹山两县金亮钟杯佐残等倭贼下寨处，皆不过二三日程。而留屯之倭仅满千名云。若携数日粮，暗暗步走，击破一寨而据之，此则急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未及，来传总兵之言，经略传牌住此，待后令云”。[7]第37卷.“宣祖二十六年四月甲辰”条

首先得到情报的是刘綎，他上报了经略宋应昌，然而此时宋应昌寄希望于日军依照和谈条件，送还王子，退出汉城，因此不许刘綎擅自行动。从这处史料可知，对于奇袭龙山仓计划，宋应昌的态度并不明朗。

一般通说，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文禄二年）二月，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为了打开局面，命查大受率领死士从间道袭击朝鲜王京西南部的粮仓龙山仓，将其焚毁。《明史·李如松传》记载：“二月既望，谍报倭以二十万众入寇……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密令大受率死士从间焚之。倭遂乏食。”[8]又有：“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敗，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四月十八日，倭弃王京遁”[12]。

换言之，虽然李如松在正月的碧蹄馆之战失利，但是到了二月，他通过焚毁龙山仓，导致日军粮食匮乏，使得日军向明军乞和并弃汉城南遁，从而取得了战略优势。然而，《明史·李如松传》是后人整修，而非原始的记载。焚毁龙山仓这一细节的出处，早在明代史籍《皇明从信录》、《万历三大征考》、《两朝平壤录》等书中便已见端倪。据《皇明从信录》记载：“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栗可数十万，密令查大受选死士从间道纵火，焚荡殆尽，倭乏食。”[13]《两朝平壤录》记载：“龙山仓者，在王京城北，朝鲜二百年租赋之所入，尽积于此，行长率众就食焉。应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焚之。”[14]

而此事的最早出处，是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记载如下：“倭奴远栖异国，所恃惟在粮饷。彼龙山堆积一十三仓，某命李提督遣将士带取明火箭烧之。二十日，往彼举箭烧尽，无遗倭奴，虽列营分守，无敢来救。” [15]

不唯是说，朝鲜史料《事大文轨》（收录了宋应昌的文书），记载如下：“二十日，密遣哨丁金子贵等同朝鲜通事，潜夜前去倭贼屯扎处所，将龙山馆积贮粮草二十三处，乘西北风，用明火、毒火、火箭齐发，飞射仓房草垛，尽行焚烧。贼见火箭飞空，不知我兵虚实，不敢救。次日，放火自烧南关房屋……” [16]

而《明实录》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载：

“经略宋应昌上言……令死士夜持明火飞箭，射烧龙山仓粮，以空积储，又时时添兵进饷于开城间，以示不久必攻王京之意。于是王京倭奴既畏我已试之威，又不识我多方之误。复致书与惟敬，仍欲乞贡退归。臣复思，就其请贡行成之机，可施钓（调）虎离山之术。”[17]

到了九月，明军依旧在讨论火烧龙山仓的计划，即在平壤之役、碧蹄之役后，退守汉城的日军以数倍兵力于明军的情况下，明军意图招募死士火烧龙山仓，给据守汉城的日军以朝明联军即将攻打王京的警示，迫使日军退兵议和。这个计划距离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二月二十日记载的“火攻龙山仓”一事已半年有余。

二

既然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以及后来的《明史》等中国方面的记载难以采信，笔者将该事件的记述投诸于战争爆发地的朝鲜，通过聚焦于朝鲜相关文献的记载，进一步解读该事件的经纬始末。

根据《惩毖录·驰启京城贼势速请提督进剿状（二月二十一日）》，朝鲜为了实施火烧龙山仓的计划，在癸巳年（1593年）二月十五日对龙山仓发起了攻击，原文如下：

忠清水使丁杰驰报内，十五日以舟师直抵龙山仓下，与贼相对放炮。贼结阵江边者殆二万云。而汉江以南，自沙平院，焚荡之戝比前益熾。[4]驰启京城贼势速请提督进剿状（二月二十一日）

此时的朝鲜军队只是派出了小股部队乘船到龙山仓下试探敌情，与日军相对放炮，并了解到敌方在龙山仓派了重兵把守，人数大致有两万，因此朝鲜未敢轻易发起大规模进攻。此外，《惩毖录·论京城贼势且节制诸将各有统属处处邀截仍乞请宋经略送南方精卒于忠淸等道使先剿灭汉江以南屯守之贼以断贼归路状（癸巳三月五日）》中还分析了攻打龙山仓计划的可行性：

“龙山仓则平壤败归之后，设城屯据，汉江亦有贼阵，横结浮桥，以相通行。……今贼旣屯据京邑，凭恃险阻，而龙山等仓尙有余谷，主客劳逸之形，悬然不同，如非天兵大势进剿，则我兵难以轻进也。但贼兵千里连屯，自汉江以南，直至庆尙道，孤军深入，而左右皆有我军，若能约束诸处官义之兵，先击道路往来之贼，使首尾断絶，则京城之贼，虽以铁为城，不得不动矣。”[4]论京城贼势且节制诸将各有统属处处邀截仍乞请宋经略送南方精卒于忠淸等道使先剿灭汉江以南屯守之贼以断贼归路状（癸巳三月五日）

柳成龙认为日军虽然占据优势地形，凭险据守汉城，沿着汉江千里连屯，但日军同时也面临着孤军深入的困境。若明鲜两军及地方义兵配合得当，使用适宜的策略逐个击破，敌人的防守之势也不是没有漏洞。然而，柳成龙也未敢掉以轻心，对于火攻一策筹谋良久，在三月五日之前还未实施，记载如下：

龙山仓火攻一策，臣亦料理已久，故忠淸水使丁杰近日率舟师，往来于龙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苹及倡义使金千镒，各率舟师，以助声势，又借火箭数十于天将，送于丁杰，使之相机善处。但龙山地势，江面有断垄，仓在其内，我军若容易下陆，为贼所掩，则必至奔败。故臣令丁杰等逐日耀兵，使之牵掣贼兵，而别令陆军乘夜从后以进，以试火策，而将帅军卒，必须精炼敢进素谙地形之人，然后乃可。故至今未试，从当百分详审处置计料矣。

又有：“臣自天兵退去之后，与都元帅金命元相议，约束于诸将……细探贼势，然后欲图龙山，先破仓谷屯守之贼，则余贼自衰，虽未知果能成事与否，而诸阵则皆受指挥方谋进取。”[4]沈游击自贼中出来状（癸巳三月十九日）由此可见，攻打龙山仓的在三月还处于谋划之时，并非宋应昌所说的在二月份就已攻破。

甚至在《惩毖录·驰启军功状（四月十九日）》中，到了四月份，朝鲜军还计划攻打龙山仓（欲为乘夜火攻之计）。只是因为沈惟敬在的缘故，而没有动手。“臣军官韩士立率西江翁幕军人李千福等十余名，往探龙山贼阵所在，欲为乘夜火攻之计。已悉形式，而缘沈游击等方在其处，不敢下手。” [4]驰启军功状（四月十九日）

在日军撤出王京以后，《惩毖录》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柳成龙发现守粮仓的仓卒都跑光了，于是派遣月串倹使去看守龙山仓。

京城新复之后，事同草创，而人心危惧，剽掠四行。若不登时抚戢，诚为可虞。臣即令全罗巡查使中卫将赵儆率全罗道军三百名，为都城西道捕盗大将;巡边使李宾，别将李思命，率军四百名，为东道大将，使之修扫污秽，抚绥居民，禁戢侵略。京城内外，公私庐舍及各处仓谷遗在者，则使户曹专掌收拾。而仓卒典守无人，故龙山仓则令月串倹使看守。[4]分付诸人收拾京城状（四月二十三日）

按照宋应昌的说法，龙山仓早于二月二十日便他焚毁了。而柳成龙则说“公私庐舍及各处仓谷遗在者，则使户曹专掌收拾”，但是“仓卒典守无人”，于是“龙山仓则令月串倹使看守”。由此观之，此时龙山仓安然尚存，未曾被焚毁。“各处仓谷遗在者”，则更进一步说明龙山仓的保存状态。甚至，朝鲜史料《燃藜室记述·车驾还京》更出现了“上驾幸龙山仓，出食谷散给坊民”这样的记载。可见，在汉城光复后，龙山仓的余谷尚多，足以支配宣祖赏赐臣民的需要。

按照宋应昌的说法，他在二月二十日就已经命人烧毁了龙山仓，导致日军粮食匮乏，向明军乞和，从王京遁走。之后明代的史料众口一词沿袭其说法。但是朝鲜的一手文献中，尤其是柳成龙的《惩毖录》（十六卷本）对此事不仅毫无记载，甚至出现了与之矛盾的说法。

此外，无论是在《宣祖实录》还是在《宣祖修正实录》中，都没有明军火攻龙山仓的明确记载。不仅如此，在《宣祖实录》三十五卷，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条中还有：“密谕于都体察使、都元帅处，使之探审京城贼势果否，聚会相机进剿。如或装船乘潮而上，乘夜纵火龙山仓，又多设火器，暗冲城中峙粮之处，使贼自困，亦一策也。”若明军在二月二十日便已取得火攻龙山仓的成功，朝鲜为何还要做出如此计划？个中矛盾，耐人寻味，着实令人省思。

三

除却鲜方面史料的记载，关于这一问题，明治时代修成的《大日本编年史·后阳成天皇纪（7）·文禄二年至三年》中记载，日军缺粮，其实主要是由于从朝鲜釜山到王京的补给线过长，而且经常为朝鲜军所抄略，因此粮食极度匮乏。至于明朝史书记载的焚毁龙山仓造成的与《惩毖录》所说的矛盾，该书的作者星野恒做此解释：

《明史》《两朝平壤录》《皇明从信录》诸书皆云：李如松令查大受间道焚龙山仓，倭人遂乏食。然《惩毖录》所不载。且成龙四月二十三日分付诸人收拾京城状中有龙山仓，则令月串倹使看守之语，则其不焚仓审矣。如松等耻无功，捏造是等事。诸书从而录之耳，今不取。[18]

日本方面的记载认为，所谓明军焚毁龙山仓，完全是李如松等人因为耻于无功而捏造的谎言。龙山仓在日军从王京南撤以后，尚且完好存在，柳成龙派人去看守。而造成日军真正粮食匮乏的原因则是釜山到王京漫长的补给线问题，以及朝鲜军不时的抄略所造成的。

实际上，从诸多朝鲜史料的记载来看，也足证火烧龙山仓一事是虚假的。根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当沈惟敬在三月份前往龙山仓与日方议和时，要求日军撤走，日方许诺将剩下的二万石米粮全部留下。日军在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以后，遵守之前约定，将二万石粮食交给了李如松的差官沈思贤。由此可见，日军不仅未在二月二十日以后断绝粮饷，甚至还将剩余的粮食留给了明军。不过，《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提及日军剩下二万余石兵粮的说法有所夸大。根据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在一月二十日寫给名护屋的书信，王京日军的兵粮仅仅只剩下一万四千石，只能再撑两个月。又根据柳成龙《辰巳录》的记载，当日军在四月十九日撤出王京后，他清点龙山仓的余粮，发现还有二千余石。

而小西行长的说辞，也可以佐证龙山仓的军粮没有被明军焚烧，并将余粮留给了明军。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小西行长在后来撤出王京以后，致信沈惟敬，提到“从麾下之言，引兵退王京，遗二十余万粮物，不烧灭之”[10]第45卷.“二十六年十一月甲申”条。虽然小西行长和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将日军的余粮进行了夸大，但也可以通过此看出，所谓的火烧龙山仓是并不存在的，日军在撤兵以后还将余粮留了下来。

对于火烧龙山仓一事，《朝鲜宣祖实录》也直斥为是虚构之事。在朝鲜人的认知里，本来就不存在火烧龙山仓一事，这本来就属于宋应昌的虚构。李德馨曰：“宋应昌着成一书，名曰《复国要编》，有曰：‘倭贼踰全罗、庆尙、黄海、平安等路，然后抵中原地，终必无是理。’此则非但一时发诸口，至于书诸简策，将欲误天下也。上曰：“应昌见其形貌，阴险人也。”德馨曰：“应昌曰：‘王京城子险峻，未易攻拔。故使査大受焚龙山仓，倭贼无粮饷，宵遁’云。当时城中粒米狼戾，何得云无粮饷乎？此则欺天矣。”[10]第101卷.“三十一年六月丙子”条李德馨与宣祖国王的对话虽然对明朝将官有抹黑之嫌疑，但二人的对话也可看出一个事实——宋应昌所说的火烧龙山仓一事为存疑。但是明朝将官也不可能冒着虚报战功的罪名，故笔者认为可能是宋应昌对火烧龙山仓的程度认识有误。宋应昌、李如松等人所说的明军火攻龙山仓活动可能存在夸大的嫌疑，将小规模的火攻龙山仓行动夸大为“往彼举箭烧尽，无遗倭奴”。

结语

因此，“火攻龙山仓”的史实部分仍然需要检讨的部分。但是，日军严重匮乏粮食的事实是存在的，早在碧蹄馆之战三天以前，石田三成等奉行众就写信给名护屋，报告王京的兵粮只剩下一万四千石，只能再撑两个月了。兵粮不足的日军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与明军议和，并从王京撤退到补给稳定的庆尚道沿海地区。日军缺粮的事实，正好被同样难以进取的宋应昌、李如松利用，虚构了一出火烧龙山仓的戏码。

因此，本文在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关于“火烧龙山仓”叙述的基础上，参照柳成龙《惩毖录》对该事件的记载，辅以日方史料佐证，对该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分析叙述，以弥补该问题研究之不足。“火烧龙山仓”作为万历援朝战争的一个小事件，却不失为一个切入口，让我们去观察当时战场的生态及中日朝三方之困境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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