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女性影人身份认同的“解”与“构”新路径
——以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为例

朱郁闻

(1.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江苏 丹阳 212300；2.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在对于全球性充满乐观的想象中,“空间”作为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已取代时间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与地方的感性经验的重要载体。全球化的话语具有典型的英美主导的男性霸权的社会性别特征，地方/第三世界/南方等自然被赋予了女性/被动/消极的含义，全球化并非如其表面所展现那般绚丽多姿，主导/依附，生产/消费, 中心/边缘等一系列性别化的二元表征在此语境内被凸显。性别偏视、生活殖民、空间占领的掩盖下，行使着一种惯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话语霸权。福柯悲观地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系列分裂的空间之中; 而开放的、系统的空间仍处于人们的期待视域中。

随着20世纪末女性主义思潮与以空间研究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结合，对空间的性别表征、空间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及勾连的社会制度等问题持续关注昭示了地理学研究中的性别盲点问题，女性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一支，围绕着空间/地方如何表征着不同社会的性别差异问题，图绘女性在社会空间的角色、位置、关系等坐标，进而反思空间中的性别身份和权利关系，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其中，从文化地理学角度介入，诸多学者提出附着于空间、地点和景观意义之上的身份认同及文化的流动性与杂合性问题，如多仁·马赛(Doreen Massey)认为应该把空间视为“多重叙事共生相存(a simultaneity of stories-so-far)”。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交织，空间已如时间一般可以被表征、言说和生产。

空间转向与电影的联姻，是近年来跨学科视域下的重要课题。真实空间中的跨地流动在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的想象性表述中，跨越了地理边界交往互动。全球化的进程给华语电影生产、制作、放映、传播等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日益频密的全球电影文化产业融合与资本重组，电影领域全球/本土，空间/地方的研究与实践成为显学。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全球流动，我们既不要陷入西方理论的陷阱，也不必将凸显“中国性”作为独有特质的研究范式。当下多地、杂合、共存、多元异质亦正在重构华语电影新维度，本土、区域、国家和全球这样的地理规模应是不同社会进程造成的历时性结果。

早有学者指出空间多元与彼此关联的说法在华语电影文化与美学工业中应以一种跨地性(translocality)的视角予以理论关照。即突破全球化时代全球与地方、本地与异地的二元空间对立，从空间规模(space scale)上来说，地方存在于从心爱的家园外延到无限的宇宙的不同尺度中。规模的生产与列斐伏尔视野里的空间是一种引发各种变革的创造性过程相同，是一个深度冲突、争议、融合的过程。全球化语境下，跨规模的流动生产出新的地点/空间及情感关系产发出对多个地方的认同。电影作为重要的以情感为内核的表征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同时其通过多种话语的挪用、戏访和颠覆也在生产流动多样的新空间。“媒体技术的发展解构了传统民族国家和地域观念，赋予原来具有明晰疆界、相对固定的化域和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本土/全球这一地缘政治学张力以跨文化和跨地理疆界的策略去重新思考中心/边缘、全球/地方，同一/异质的冲突与竞争。

电影节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必然要发生于一个文化性的地方/空间中，而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化仪式性的景观体现出现代社会时空压缩的特性，同时举办电影节的地方固着物质空间所必要承载的可感知性，选片策略、展映机制/流程、主题、宣传信息和颁奖仪式和权力与秩序意识形态等被“编撰设计”为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第二空间”。作为欧洲电影节体系网络节点的远东电影节，借助展映宣传亚洲电影的策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开启欧洲与亚洲的有效对话，更在一个跨地域的文化空间里寓意多元文化共生的神话景观。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电影节空间，其建构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关系之中，并借由节日事件与城市空间的联系，围绕全球/本土，移动性/普遍性，边缘/中心的概念，对符号、经验和想象进行文化生产和重构，并反之塑造个人和地方社会逻辑。

全球化时代女性电影或电影人在电影节上展映，作为女性国际化的典型文化叙事，此前分析多停留在萨义德的“本土-他者”的分析模式，或当西方女性主义在去发现和挪用东方女性主义时不自然发生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鉴于空间的社会性和生产性，仅把空间作为复杂权利发生和文化杂合转移之所已不适合，而应通过生产一个“他者—第三空间”，同时将女性主义的多个声部纳入，聆听其中多种声部的“杂音”，尊重多重选择的路径，拒绝以简单的“是”或“否”的二元思维来审判或者定性研究对象，来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跨地跨文化与女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后现代女性主义人文地理学的新型的身份地理学、地缘政治思维和跨越差异的嬉戏策略三个维度切入，以华语女性电影人林青霞和姚晨获颁第20及第21届(2019—2020)意大利远东电影金桑树成就奖的相关仪式性事件和文化叙事为关照对象，探索女性影人在全球化空间格局中的身份/认同“解”与“构”的多条新路径。

一、第三空间、跨地流动、身份杂糅、地缘政治轴线路径

苏珊·福利曼(S.S.Friedman)教授在《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以下简称图绘)一书中提出以一个具体的地缘政治空间轴线替代原有的性别轴线定位考察身份认同，即空间实体如何转变为所有的个人、集体和文化的身份认同。从跨地、跨国的角度上看，以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关联为策略，打破本土与他乡之间存在的疆界，这既是欧阳宏生认为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更是女性主义地理学者马赛以“全球地方感”的概念来恢复一种空间感知的生产性平衡,“世界性”的含义是全球与地方的互文。

“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的全球化进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时空的束缚而媒介化。”以展映推介亚洲电影及电影人为主旨的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植根于全球化这一媒介语境，在一个物理上跨地区的文化空间里开启国际互通的有效性对话。勾连起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空间，使得有关国族/性别的身份和认同问题可以在一个超越的“第三空间”里发生。在这个文化上居间，将不同文化背景、国族认同、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个体积聚起来的可供交往的“第三空间”里，通过各种要素(电影节事件或活动)的孕育，以电影展映与颁奖活动作为“共时性仪式”，所有的话语/身份超越了自我/本土、他者/全球的界定呈现出混杂动态的特性。超越冷战时全球制图学遗留下来的概念上的疆界，重新图绘“想象的地理”，使“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

诚如福柯将空间、知识、权力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看作既是压迫性的又是促进性的，既充满专制的危险也充满一致、反抗和变革的可能。对于女性身份的空间认知不能仅强调性别差异的僵化原则，也需要后现代空间内的其他轴线介入。空间和地方的永恒矛盾主导着新空间的产生，无论是回溯地方的努力，还是超越式的乌托邦策略作为重构空间的理论话语，体现着福利德曼“旅行/线路”(超越式乌托邦)和“根源”(回溯地方)的相互关系。当在一个地方性的空间展现全球性的事件之时，地缘政治轴线与国族完全交织在一起，就像性征轴线和社会性别轴线的关系一样，同一性与差异性完全交织在一起，追踪这些构成权力多向流动和不对称关系的空间关联。

全球化时代身份的流动性与多点交织勾勒出充满矛盾与运动的身份地理图。在第20和21两届远东电影节“金桑树成就奖”颁予女性华语电影人代表林青霞和姚晨，作为对她们致力于电影事业的肯定，更是对她们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对女性的关注与妇女事业积极推动的赞许。她们成为银幕上女性形象的积极探索者，通过塑造各类女性形象传达女性独特的情感经验，关照在现实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地位与身份认同，甚至作为国族的历史隐喻。虽然她们只能代表“被选取”的特定“跨地形象”，或只能代表华语女性电影及电影人的跨地实践中一个相对狭小通道。但是在世界交往日益频密的时代，远东电影节作为媒介事件，表征着在地方与全球、城市与国家以及处在一个网络建构中的事件、地点相互结合起来的“节点”空间里，男性/女性，全球性/地方性，统一性/异质性，他者/本土作为多元的行动者正交互发生关系，呈现出流动、融合与混杂的媒介景观。

银幕下她们的真实生活、社会身份、职业遭遇与家庭之困等日常细节成为现代女性多样性的社会性别与身份注解。在银幕内她们扮演着各种身份、阶层、肤色、命运的女性形象，大胆表达女性欲望或者直接以雌雄同体操演策略挑战“天生”的性别与气质二分规范；在银幕外，她们无论是充满戏剧化的人生故事；还是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电影拍摄实践；抑或积极投身于各类妇女活动，关于她们真实与虚构的人生历程与竭力为女性争取权益的“伴随文本”，以跨地旅行的方式呈现于非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多样的社会身份依赖于从一个情景流动到另一个情景中，一个位置旅行到另一个位置。而旅行作为一种穿越运动的形式，赋予她们寻找差异间隙空间/第三空间，以使自我在地理上、心理上或文化上的间隙空间与他者相遇，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这种交往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来回运动，而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相遇包含于身份一词的双重含义，这种在间隙性的空间中发生的“忽此忽彼，来来回回的运动”使得女性的身份认同成为一种“空间的实践”。“女性对性别认同与协商连带起对空间的再思与重写，而我们的意向和信念总是在文化上塑造，并有其历史和空间定位”。这种女性地理学的转向以跨文化和地理疆界的策略，去重新思考中心/边缘、全球/地方，同一/异质的冲突与竞争。

在第20届远东电影节上展映的林青霞代表作品序列里有《白发魔女传》《重庆森林》《我是一片云》《新龙门客栈》《窗外》《滚滚红尘》这些以在地及跨地性的规模生产的电影作品。它们通过集中展映的方式完成跨文化交往叙事，超越了罗兰·巴特所言的欲望的驱动：如对一个跨越黑白到彩色电影的传奇华语女影人探知的欲望，东方主义想象的欲望展示等。与在第21届上展映的姚晨新作《找到你》一起通过推介、观看、评述和颁奖等跨文化交往场景图绘了多重地缘政治因素的差异轴线，起到了推动跨文化叙事运动的重要作用。电影节期间的乌迪内剧场俨然成为一个差异对话式的异质空间/中间地带，性别身份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在这一地带推动跨文化叙事。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历史产生和建构的，同时空间也具有生产性，它在空间化的故事中反映并建构了文化的意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在文化间的边境地带上，各种文化的边界常常在跨地流动中被树立起来，同时各种文化也在不断地交换、融合和相互影响中发生变化，其中的身份认同永远不是固定的，是多重、重叠、变化和融合的产物。

金桑树奖作为一个“通过仪式”文化表征，对于获得成就奖的林青霞和姚晨来说借由进入阈限阶段，获得一种暂时性的文化身份。在这样一个赋予仪式性意义的“呵护场所”内，她们的多元身份已然成为文化杂糅与文化差异对话的产物。而作为发生于现代城市的电影节来说，红毯、颁奖舞台、展映剧场、采访间、后台等构成了一个个现实生活与银幕之间的过渡空间、边境地带，可建构新的性别身份的跨越地带，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

林青霞和姚晨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媒介体验呼应了后现代学者力图解构文化本质主义，建立“第三空间”和杂糅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主张。她们的跨文化游走表明全球文化传播已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一个充满着多义和异质的“第三空间”打破了寓所式的“乌托邦空间”，对于女性身份的界定除了性别差异之外，必然与文化杂糅、地缘政治的多重位置等差异轴线之间有着微妙联系。

二、多重身份关联立场、跨地流动：社会身份地理路径

电影作为最富国际性的媒介成为表现和建构聚落景观最为重要的载体，借由呈现想象的地理空间景观，来生产有关认同的文化政治。而国际电影节作为一种媒介文化节典，通过一系列附着情感意义的电影和相关仪式，在一个被精心装饰的地方，通过重复发生而建立起记忆与交往的仓库，变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呵护场所”。这些定期的庆典日强化着我们的家庭、地方和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地方是一个有生产性的空间，生产集体记忆、情感结构、共同体意识形态，并日渐发展出一个系物桩，构建起文化身份认同。而认同的主体是由社会话语建构的，随着全球化交往多级流动，作为文化表征和意义建构结果的集体身份认同变得越发复杂，身份政治正在向去本质化、去二元对立差异的政治转变。在一定范围内同一个主体可以从社会身份地理图上的一个坐标迁移/旅行到另一个坐标，差异之间的清晰界限已然被淡化，呈现的是如蜘蛛网般的社会身份矩阵，主体不断地生产着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文化形态和新的政治形态。作为建构社会主体重要场域的文化空间，随着异质文化的多重在场，形成一种杂交、同化和汇合的协商的局面，故而认同也呈现为多方向的、流动的勾连形态。

全球化时代，女性身份除了性别之外还与其他“类型”(种族、阶级、性征、国族)的流动性互动。弗里德曼提出了引入空间化思维的“社会身份新疆界说(new geographics identity)”，把社会身份看作是“阐述的是地域与边界的地图绘制，内部/外部，或中心/边缘之间的对话地带，不同立场之间交叉，以及动态交往的空间——‘接触地带’‘中间立场’、边境、荒界”。要求我们跨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将跨差异的联系定位在一个复杂建构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之中。这一后现代身份观也深刻影响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将性别身份/认同从二元对立差异身份观转向杂糅的“第三空间”/边境地带，社会性别差异分析已经被对互相依存的复合的多元可变性系统的相互影响分析所取代。虽然巴特勒认为“身体问题毕竟还是很重要”，虽然地方/身体/女性的隐喻性关系早已先验性在社会性别差异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他分层系统和社会身份的多重机体也影响着社会性别的批评。

弗里德曼在其《图绘》一书中自造了“关联立场叙述”(narratives of relational positionality)一词，即我们以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来表述女性身份的流变性、疆界的可逾越性和身份的多点交叉。以此文化叙事来关照在乌迪内远东电影节上林青霞和姚晨的文化身份，可跳脱以女性性别身份加以界定和认识的单一范式，她们身份的多重性与流动性，暗示了可以逾越的边界。林青霞和姚晨作为一种表征符码已然超越固着其身的性别与国族身份话语，以一种新的“身份地理学”话语在“忽此忽彼”的跨地文化旅行中，图绘差异与同一性之间的嬉戏策略。换言之，作为人地关系行动者的性别，如同媒介尺度两端的地方与全球，应当被置于它与其他的社会分层体系和身份多重构成成分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诚如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杂质的，非固定化观念一样，空间与性别气质地图的表征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不居的。这种身份的关联思维破除了西方/东方、男性/女性、人类/自然、白人/黑人、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固定立场。没有哪一个身份是固若金汤的，没有哪一种立场不是在历史的解构与再构过程中产生变化。作为一种文化叙事形态的电影，林青霞和姚晨在展映的电影代表作中不仅占据了多重主体位置，不同的社会身份流变隐喻着社会矛盾的不同变量坐标间的相互作用。

作为时代女性的林青霞和姚晨在一个跨地的以亚洲电影及影人为主旨的欧洲电影节颁奖礼上以杰出华语女星获得殊荣, 性别身份认同叙事以跨文化/跨地域交往为基础，既有扎根于“家”(女性性别身份)的地缘政治认同，又通过离开“家”(跨国)寻求差异的地缘政治身份。银幕性别身份与形象成为中国形象的换喻，借由各种各样叙事的浓缩与置换，通过颁奖仪式性地确认，肯定了这一换喻的地缘政治基础。

三、混杂、装扮、多元：超越差异的对话与表演的嬉戏路径

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领域的兴起，女性不仅再次作为打破主流权威叙事话语的中心地位被凸显，更与空间性的修辞结合在全球/本土的对峙及融合中，女性社会身份的流动性、主体能动性和多元定位需要我们用一种新的立场来关照，即被弗里德曼称为“超越”差异的角度。当然这不是摒弃社会性别的话语，而是一个“再写”的过程。

而超越差异既是对话性质的，也是表演性质的。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表演意味着戏剧化地、因应历史情境地改变所做的意义建构。在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看来“文化接触，不论是对抗性的还是亲缘性的，都在表演中产生”。陶斯格提醒我们模仿能力建立在对他者的模仿式嬉戏或再现式的表演上。各种性别杂合行为不仅质疑了差异的天然权威性，更强调所有的身份均是被建构的。“超越”差异的嬉戏并不是摈弃差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越界形式来赋予差异性与同一性，少数化话语与普适化话语之间进行对话协商的可能。

电影节空间作为将一种差异与另一种差异联系起来的阈限空间，上演着各种个人、群体、国家、性别的文化叙事。从表演本身上来说，表演的精神就在于从自我旅行到他者，并在这之间不断来回移动。林青霞和姚晨压制其本人性别、身份、阶级标志，通过身体演绎了自身与电影故事里的他者的联系，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旅行并寄居于那个被反复强调其差异的他者之中，但并未成为他者。这种通过对他者的展现/模仿作为一种表演，让演员和被扮演的角色之间的间隙性的，不稳定的中间地带/空间通过身体从自我到他者“旅行”，甚至差异地模仿嬉戏来跨越身体的边界：林青霞女扮男装的表演和《重庆森林》的戏仿创造了一种其与所扮演的人物之间的距离，提醒观众注意到所谓差异身份仅仅是表演本身，且表演亦是流动不居的。她颇为成功的女扮男装表演方式占据了男性/女性，男性本原/女性本原等之间的边境地带。举止迥异于常规，因此也超越了以差异为基础的性别和性征意识形态的固定性与天然性。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麦克道威尔(Linda McDowell)看来，身体是地方，是展现权利和身份关系的地图。不同的空间和地方中性别会有不同的模样和变异。如果性别是一种表演，那么身体就是性别构建和权利关系再现的重要地方。

列斐伏尔认为“全部社会空间发端于身体”。扮装让身体具有了空间性和场域性 ,从而使得性别和身份的表演得以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服饰打扮, 既是性别规范的工具也可以用来颠覆既有规范。身体是一个展现欲望的场域，即可以被建构，另一方面也具有抵抗性，同时我们的身体的疆界也是社会霸权的疆界，林青霞借助性别的操演，通过跨越身体疆界方式表现出对东方古典主义的呼应——阴阳属性之间的这种模棱两可的互换，更是对彼时香港作为后殖民时期城市空间地缘政治的表征。

电影的媒介特性更赋予存于族群、性别、阶级或地缘政治差异之间的对话形式。例如，精妙的电影视听语言跨越了巴别塔式的语言差异性。姚晨在《找到你》中展现的全球女性族群共有的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的焦虑，林青霞通过模糊的性别角色来建构处于后殖民时期香港本地的族群身份认同。观众看到了林青霞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戏剧性的变化，观众更看到姚晨对嵌入现实的“表演”的全方位展现，这是一种“旅行”，一种保持差异，留有本真自我的“再现”。它恰好实践了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交往中审视跨差异联系的渴望的真实存在。女性主义者既需要建构，也需要重构；既要颠覆意义，也得规划乌托邦希望。流动/旅行作为一种动力和建构的倾向，有差异与流动，才有反抗和重建的可能。麦克道威尔认为可以设想一种不仰赖二元对立差异的女性主体新生成方式：超越与嬉戏的，具有多元多种的混杂气质。

结 语

语言学上的阴/阳性性别字样之二元(gendered binaries)给女性主义剖析主流权威叙事和话语表现提供了重要依据。电影节在作为印欧语系分支的意大利语是作为阳性名词的电影(Film)和作为阴性名词的节日(Festa)的集合体。语法范畴的性(Gender)与“男性”“女性”等自然性别(sex)的概念有着天壤之别，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语音(phonology)或语形(morphology)为基础的“非理据”词性，以保证交流有效性的冗余信息。从词源上讲，电影节(La Festa del Film)作为一个言语/符号表征着生态多元、异质并存的“全球性”，在混合中衍生出复杂多样的杂合样态。这一语言学现象昭示着我们在思考作为性别题中“本有之意”的空间时的“超越性别”意识。

如果我们将地方、空间和全球化的人文地理学思考纳入女性主义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全球化的语境为女性争取多元、身份认同和参与实践的努力带来诸多阻碍，这需要我们对理性/感性，客观/主观，精神的/身体的，男性/女性，全球/地方等二元对立的既定观念提出反思与批评。在全球资本主义迷思下，反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以“把地点意识当作全球资本主义激进的他者”的观点而扎根于边缘化的地方，更意味着把文化上的“共同差异”作为超越差异，寻求大团结模式的逻辑基础。

华语电影人林青霞和姚晨获得第20届和第21届意大利远东电影节金桑树奖作为一个华语电影的跨国媒介实践和女性文化身份的跨地阐释，生动地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边界已经被打破，不再一味强调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而是转向定位一个充满着多义和异质的“第三空间”，对于女性身份的界定除了性别差异之外，必然与文化杂糅、地缘政治的多重位置等差异轴线之间有着微妙联系。

包括颁奖仪式在内的各类电影活动使得发生于乌迪内的电影节作为一个第三空间/“差异地带”，发生于其中杂合的嬉戏策略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提供了一个积极互动、相互理解乃至跨越差异联系的渴望。诚如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所言：“我们尚未到达超越性别矛盾的迦南福地 , 现在(也许永远)我们只是在一片无垠荒野中徘徊游荡。因此不论是“解”是“构”，我们唯一能肯定的只有——我们已学会站在自己的脚跟上，尝试各种不同的求生方式。”那么各种差异轴线之间的边境地带是欲望的丰沃空间，也是融合、互动和相互变化的流动场所。女性影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必须通过互相联系，而不是通过强加界限将一种身份认同与另一种身份认同对立起来，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