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代桂霞，冯 君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武汉 430040)

当前，对于轻罪治理概念有两种界定：一是指刑事立法上的轻罪及其配套司法制度建设。周光权教授(1)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40-53页。、何荣功教授(2)何荣功：《我国轻罪立法的体系思考》，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0卷第5期，第1202-1221页。持此观点。二是指犯罪学上的轻罪及其司法处遇措施，吴宏耀教授(3)吴宏耀等：《大家谈：新时代检察基础理论的重点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29卷第1期，第72-100页。、刘传稿教授(4)刘传稿：《犯罪化语境下的轻罪治理 ——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分析》，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9卷第2期，第20-29页。持此观点。本文认为，轻罪治理可以涵盖上述两种范畴。二者互为补充。在我国轻罪立法进程加快和犯罪种类结构变化的大情形之下，将两种主张加以综合考量具有较强的服务司法的实践价值。

一、轻罪治理的基础

(一)犯罪结构变化

1979年《刑法》具有“小而重”的特点，129个罪名大部分是重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罪名总量明显增多，但依旧保留了重罪的主基调。1998年12月29日至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1个单行刑法，11个《刑法修正案》对1997年《刑法》进行修正，涉及228个条目，187项刑法条文(之一、之二等与具体法条不重复评价)，新增罪名79个，新增专门条目的特殊规定2个。以平均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对1997年《刑法》进行修正，修正内容几乎覆盖1997年《刑法》条文的半壁河山，显现积极有为的立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