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

吴璟,王天宇,王征兵

摘要：農户是耕地质量保护的直接主体，农户外在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内在的感知价值对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利用陕西省1 01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及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网络中网络互动与网络规范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任仅对采取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网络互惠仅对采取费用型措施有显著影响;（2）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社会价值感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3）感知价值能够强化社会网络对费用型措施的正向影响;（4）技能培训和耕地流转对两类措施的采取均有促进作用，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促进作用，性别和耕地面积仅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促进作用，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抑制作用。据此，相关方案的实施应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在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中的作用，对不同措施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关键词：社会网络;感知价值;耕地质量保护;费用型措施;资产型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6-0138-10

收稿日期：2021-05-10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6.15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04）;西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院专项科研项目（Z2017008）

作者简介：吴璟，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信作者引言我国已连续十七年实现粮食丰收，但人均耕地面积偏小、耕地后备资源有限、耕地质量总体不高的基本国情仍未得到改善，且过去粮食增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投入，这不仅导致耕地土壤结构的破坏，而且导致化肥和农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1]，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攀升，农户兼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内在动力不足，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粗放管理甚至抛荒撂荒的现象。鉴于此，中央连续发布“一号文件”强调对耕地质量的保护，并将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耕地内在质量提升作为长期任务。农户是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和耕地质量保护的第一主体，如何提高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4]。

目前，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个人特征[5-8]、农户家庭特征[9-12]、耕地资源特征[13-15]、制度与环境因素[16-17]等方面。特别是在农户特征方面，社会网络作为我国农村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不可小觑。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方参与实施的农业保护项目中，农户更倾向与当地网络内的参与农户进行互动[18]，社会网络的拓展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技术采纳的不利影响[1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加深，耕地价值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耕地除了作为生产资料外，还具有社会保障、生态休闲以及情感依赖等多种功能。农户作为耕地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对耕地价值的感知与认同是其对耕地保护进行投入的前提条件[20]。相关研究也表明，外在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内在的感知价值在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1-22]，但农户在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方面的异质性是否会导致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行为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中采取单项技术的研究，如秸秆还田[23-24]、测土配方施肥[25]、有机肥施用[26-27]、节水灌溉[28]等技术的采纳。从行为结果来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可分为两类，即不会形成资产且需要重复投入的费用型措施和能够形成有形资产且不需要连续重复投入的资产型措施[12]。秸秆还田、施用商品有机肥、施用农家肥等费用型措施的实施难度相对较低，但这类措施对耕地质量提升难以有效资本化。土地平整、修整水渠、建设农田防护林等资产型措施是具有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属性的私人供给产品，但投资回收期较长。从行为结果分类角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差异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综上所述，本文基于陕西省1 01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农户社会网络与感知价值的测度，从多维视角探究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以期为耕地质量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我国农村社会是以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熟人社会，作为行动者的农户可从其嵌入的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29]，直接影响其当前和未来的土地管理决策[30]。首先，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具有信息共享功能。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通常不是直接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接收农业信息，而是从当地的社交网络获取信息[31]。农户将此视为主要信息来源，对新技术采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2-33]。其次，在转变耕作方式过程中，农民重视人而不是角色所传递的知识，依靠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获取知识[34]，社会网络通过农户间的互相学习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所以社会网络在农民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5]。再次，社会网络中良好的社会规范和农户彼此间的信任能够促进农户间的合作，有助于农户技术采用意识的形成[36]，比如农户与周围村民联系情况和信任程度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意愿[37]，强化农户社会规范感知可以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38]。最后，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农户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的局限，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其他农户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以致最终倾向于技术采纳方向上的趋同性[39]。鉴于社会网络在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过程中均发挥着正向作用[19， 40]，提出假设：

H1：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正向影响。

H2：不同维度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农户对耕地的感知价值是其在考察自身资源禀赋与生计策略的基础上，对耕地资源价值的重新评估。从经济价值来看，耕地作为农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经营主体以小规模农户为主，农户大多采取兼业策略，农业收入比重较低;另一方面，耕地质量保护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农户难以在短期内感知到耕地保护的经济回报。从生态价值来看，农户对生态以及耕地有了新的认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生态环境变化对其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维持耕地的生态功能是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内容，当农户对耕地的生态价值感知越高时，农户越倾向于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从社会价值来看，农户对耕地资源社会价值的感知主要表现为农户对耕地保障基本生活的认可。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流失严重，留守农村的农业从业者非农收入来源有限。农户对耕地的社会价值感知程度越高，耕地在农户未来预期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越高，为維持或提升耕地在未来年份中的产出能力，农户越有可能采取措施提升耕地质量。此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长期紧张的人地关系造就了农户“恋地”“惜地”与“占有”的特殊情感偏好，使耕地显现出情感价值属性[41]，农户的情感价值感知又会反映在对耕地利用方式上。由此，本文从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4个方面来考察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假说：

H3：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4：不同维度感知价值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

感知价值是农户土地投入行为产生的逻辑起点，是农户个体内在的心理特征。而社会网络是农户外在嵌入的网络环境，不仅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农户的非农生产活动。农户的感知价值水平较低意味着农户对耕地收益与整体效用的期望水平较低;密切的社会网络会使农户将资金与劳动配置到非农生产中。较高的感知价值水平作为内在动机，不仅直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与行为，且在农户耕地利用过程中能够强化农户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信息与技术，进一步增强社会网络在农户耕地保护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5：感知价值在社会网络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6月及10月对陕西省6县（市）农户的抽样调查。考虑到陕西省地形复杂、气候与资源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农业作物类型，因此，调研区域包含了陕南地区的勉县和南郑区、陕北地区的富县和甘泉县以及关中地区的礼泉县和扶风县，研究对象包含旱地与水田种植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4～5个村，每个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共获得有效问卷1 019份，其中陕南地区350份，陕北地区287份，关中地区382份。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Y），采取赋值为1，未采取赋值为0。根据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产生的结果，本文将农户采取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具体分为是否采取费用型措施（Y1）与是否采取资产型措施（Y2）。

2.社会网络变量。本文通过评价12个指标对农户社会网络进行测度，根据程度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2、3、4、5。在此基础上，对测度指标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719，得到4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1.890 %、19.301%、17.634%和17.404%（具体表征指标和因子旋转载荷矩阵见表1）。根据各公因子中载荷较大的指标表征内容将4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网络互动”“网络信任”“网络规范”“网络互惠”，并作为社会网络变量的细分维度，通过加权计算得到社会网络总得分。

3.感知价值变量。根据相关研究和实际调研情况，本文选择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4个维度来测度农户对耕地的感知价值水平[20]（见表2），感知价值的总体水平为4个维度的平均值（在模型回归中对感知价值进行中心化处理）。

4.控制变量。根据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分别从受访者个体特征中选取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5个变量;从家庭特征中选取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是否完全分工和耕地流转4个变量;从耕地资源特征中选取耕地面积、地块数量、耕地肥力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所用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由表3可知，样本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偏低，其中采取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农户比例为45.3%，采取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农户比例为32.7%。样本农户社会网络的总体平均水平为3.2，感知价值的总体平均水平为2.9。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8.6岁，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较低。外出务工的占比为41.2%。说明调研区域内的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户平均家庭劳动力人数接近3人，且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完全分工的家庭占样本农户的比例为38.5%。户均收入水平达到5万元以上，但同时收入水平在农户之间差异较大样本农户的耕地流转意愿较低，大部分农户仅愿意经营现有规模耕地，既不愿转入也不愿转出。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差异较大，但农户对耕地肥力评价差异较小。

（三）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是赋值为（0，1）的二分类变量，选择Probit或Logit等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公式（1）为农户采取措施和不采取措施的概率，公式（2）为采取措施概率的期望。如果公式（1）中函数F（x，β）是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则公式（3）为Probit模型表达;如果F（x，β）是服从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则公式（4）为Logit模型表达。本文选取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42]。

P（y=1|x）=F（x，β ）

P（y=0|x）=1-F（x，β）（1）

E（y|x ）=1·P（y=1|x ）+0·P（y=0|x ）=P（y=1|x）（2）

P（y=1|x）=F（x，β）=Φ（x′β）=∫x′β -∞φ（t）dt（3）

P（y=1|x）=F（x，β）=Λ（x′β）=exp（x′β）1+exp（x′β）（4）

三、结果与分析

（一）估计结果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通过计算膨胀因子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自变量的VIF的最大值为1.94，平均VIF为1.38，因此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同时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1、模型5分别是社会网络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2、模型6分别是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3、模型7分别是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的总体水平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8分别是在模型3、模型7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二）估计结果分析

1.社会网络的影响。模型1与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费用型和资产型两类措施均有影响，但影响存在差异。网络互动、网络规范和网络互惠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信任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网络互动、网络信任和网络规范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互惠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费用型措施需要连续的重复性投入且不会在耕地上形成有形可见资产，但单次投入成本较小、实施门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主要受社会网络信息扩散以及从众心理的影响，因此网络互动、网络规范和网络互惠的影响显著。资产型措施的投资回收期长，农户在参与过程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且资产型措施往往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利他性。资产型措施的采取除受到信息获取的影响，还需要以农户间良好信任和行为规范作为基础。综上，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验证。

2.感知价值的影响。模型2与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两类措施均有影响，但影响存在差异。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水平均为1%，社会价值感知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不显著。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水平越高，其采取措施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动的概率越大。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价值感知越高，农户越期望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农户越倾向采取资产型措施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综上，假设H3和假设H4得到验证。

模型3与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引入社会网络与感知价值交互项后对费用型措施的回归模型4中，交互项系数为0.416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4的伪决定系数R2相比于模型3有所提升，说明感知价值在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较高的感知价值水平能够增强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正向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知，农户感知价值水平越高，耕地对农户的重要性越强，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的概率越大;相反，当农户感知价值水平较低时，即使农户拥有较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和达成合作等方面具备优势，但限于耕地在其生产生活中处在较弱的地位，农户采取费用型措施的概率也会较低。对资产型措施进行回归的模型8中，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资产型措施的实施对农户的个人能力与外部协作要求更高，仅仅有着较高的感知价值往往容易造成农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综上，假设H5得到验证。

3.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正向影响，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对资产型措施无显著影响。技能培训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有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受访者的年龄和是否外出务工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均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变量中，劳动力人数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是否完全分工对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且均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耕地流转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无显著影响。耕地特征变量中，耕地面积对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水平上统计性检验，对费用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地块数量与耕地肥力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的影响均不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耕地流转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经过新一轮农地确权后，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较为稳定，耕地经营意愿强烈、愿意转入更多耕地的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概率更大。因此，积极推进耕地流转，依然是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前提。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户比例仅为26.8%，但技能培训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采取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越充分，但同时越容易脱离农业生产转入非农产业;家庭劳动力人数增加往往导致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农户不会倾向采取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资产型措施。性别和耕地面积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资产型措施在资金和劳动投入上一般高于費用型措施;目前在农村家庭经济决策中男性仍处于主导地位，相较于采取费用型措施，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采取资产型措施更易形成规模经济。劳动力是否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影响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根据调研情况，家庭劳动力呈现完全分工特征的农户，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完全务工，留守的老一代劳动力完全务农。劳动力完全分工一方面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将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农业生产领域，因此，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影响为正，对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为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农业兼业化不断深入且将长期持续的情况下，耕地的经济效益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激励作用有限。同时农户的一切社会活动离不开社会网络，从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视角出发，探究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中的行为特征与规律更具现实意义。基于陕西省1 01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和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 农户采取费用型和资产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分别为45.3%和32.7%，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整体参与水平较低。（2） 社会网络细分维度对农户采取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存在差异，网络互动与网络规范对农户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采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网络信任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网络互惠仅对费用型措施有显著影响。（3）感知价值的不同维度对农户采取两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与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采取两类措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感知仅对资产型措施有显著影响，且感知价值能够强化社会网络对费用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正向影响。（4）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耕地特征均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影响，但对费用型措施和资产型措施的影响不同。技能培训和耕地流转对两类措施的采取均有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人数仅对费用型措施有促进作用，性别和耕地面积仅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完全分工对费用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促进作用，对资产型措施的采取表现为抑制作用。

为提高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结合乡村振兴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工作。以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建设为基础，培养农户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观念以及合理利用保护耕地的乡规民约，同时强化和拓展农户社会网络，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扩散功能，提高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信任水平。（2）在保障耕地经济收益水平的情况下，从生态保护、社会保障和文化情感等方面加强耕地与农户之间的联系，多维度提高农户对耕地价值的感知水平，为改善农户耕地利用方式提供必要条件。（3）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要有不同的激励策略。费用型措施的激励应以提升农户感知价值水平为前提，建立农户社会网络内相应的行为规范并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信息扩散功能;资产型措施的实施应当以政府牵头为主导，强化社会网络在提高农户信任与促进农户合作方面的作用，降低农户个体采取资产型措施的门槛。（4）切实推进耕地流转，提高农业技能培训的深度与广度。探索相关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覆盖面，缓解因农户兼业化导致的耕地质量保护中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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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Value on Their Choice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WU Jing，WANG Tianyu，WANG Zhe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Abstract：Farmers are the direct subject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The influence of embedded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al perceived value of farmer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cannot be ignored.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1019 households in Shaanxi Province，this paper measures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value，and uses binary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value on farmers choice of cost type measures and asset type measures in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In social networks，interaction and norm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both cost type measures and asset type measures，while trust only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asset type measures，and reciprocity only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st type measures.（2）Economic value perception，ecological value perception and social value percep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farmers adop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measures，while social value perception only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asset type measures.（3）Perceived value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farmers cost type measures.（4）In addition，skills training and land transfer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wo kinds of measures，education level and labor force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cost type measures，gender and cultivated land area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asset type measures，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cost type and asset type measures respectively.Therefore，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gram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value in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and take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s for different measures.

Key words：social networks;perceived value;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cost type measure;asset type measure

（責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