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短篇小说的戏剧化探索及其突破

窦鹏 周燕芬

“十七年”小说的题材问题往往优于体裁被纳入讨论，然而后者所显示的研究空间不仅指向小说“现代化”的历史领域，也连接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小说形式探索。这其中，短篇小说的繁盛及其创作特征，不应仅被看成是文学政治化的表征。有论者曾提出，“十七年”短篇小说在处于边缘地位的范畴内，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故事型”小说和以孙犁为代表的“抒情化”小说构成了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见萨支山：《“故事”与“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我们若将“十七年”短篇小说主流创作重新纳入考察范围，那么，以王汶石为代表的“戏剧化”小说或为“十七年”短篇小说艺术增加另一种可能。

对于“十七年”小说戏剧化问题，黄子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颂歌时代”的到来，“短篇小说则设置越來越尖锐的冲突而走向戏剧化”。【见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李洁非将戏剧化列为小说的五种叙述方式之一，并认为小说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从短篇向长篇形式发展时，传统小说常用的白描手法无法满足叙述的复杂性，“戏剧叙事的情节因果律”便成为小说的借鉴对象。【见李洁非：《略论小说五大叙述技巧》，《小说评论》1992年第3期。】方守金具体地描述了“小说戏剧化”的文体特征，并从戏剧性对话、戏剧化独白、戏剧式背景、傀儡作用四个方面探讨小说创作的戏剧化问题。【见方守金：《试论小说的戏剧化及其限制和超越》，《文艺理论研究》1992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