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性、结构或者“小说革命”

在我的印象中，王尧首先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文革”文学，以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等诸方面均有突出建树的优秀学者。他作为一位散文家的才能，其实也早有所表现，曾经在《雨花》杂志上发表的那些带有明显文史随笔性质的专栏文章，即是无可辩驳的明证。2020年，我们又惊诧地读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2020年中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曾经语出惊人地强烈呼吁小说界一场“革命”的发生，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到现在都未曾中止的热议。长篇小说处女作在《收获》的发表，本就特别引人注目，再加上“小说革命”这一命题的提出，以及“时代与肖像”散文专栏在《雨花》的开设，遂使得王尧一时之间成为文学界的焦点人物。

说到小说界的“革命”，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连同王尧的这一次大力倡扬在内，自晚清以来，最起码已经有过3次。第一次，由晚清时期影响极大的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所一力主导。其间，梁启超所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可谓振聋发聩。虽然梁启超是从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改善民智，以积极推进维新改良事业的角度切入并提倡小说界革命的，但他如此一种努力的客观效果，却是极大地提升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社会地位。小说这样一种在中国古代长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之所以能够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阶段后，一跃而成为最重要的文体，与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