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的小说

张 均

1941 年2 月，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西南）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于今观之，沈从文的预言似乎应验了，且“相对于同时代作家而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对汪曾祺的评价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②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不过我自己当年初读《大淖记事》，印象却并不为佳。小说中说：“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当时我刚从农村到大学读书，对农村原始劳动的艰辛刻骨铭心，因而对这种将他人艰辛予以审美化的文人写作深怀抵触。比较起来，《白狗秋千架》《塔铺》哪怕是《绿化树》，都比汪氏小说更契我心。这种印象，至今并无本质的改变。不过岁月荏苒，每个人都在逐渐学会接纳与自己不同的经验、眼光与叙述，何况那个“自己”也在势不可遏地变化着。以此观之，汪曾祺虽然缺陷明显，但置诸“短20 世纪中国”却又是独树一帜的特殊人物，是中国古老士大夫文化“起死回生”之关键人物。

一、“生活的艺术”

“士大夫文化”云云，并非指“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儒家淑世情怀。准确地说，是指其反面。中国传统政治至秦汉一统之后，便逐渐走向集权体制。生活于其间的士大夫，亦由此失掉了战国时期那种“士无长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杨雄《解嘲》）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