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对器械武术传承的改良

宋言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1 器械武术的价值及其传承现状

1.1 器械武术是武术及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随着对拳脚与武器使用的深入，逐渐总结出了相应的技术，是为徒手武术与器械武术。基于不同的社会土壤，各地的武术经长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武术文化与武术传统。[1]这些上层建筑与其他社会文化一起构成了该社会文化圈中的重要环节。[2]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武术与武术文化由于包含了当地的风俗而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是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良好媒介。器械武术是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使用技术在军事和生活中都有着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社会的发展，各式武备等器物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是该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3]例如，一谈到十八般兵器，人们就立马想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一谈到十字护手，欧洲骑士和骑士精神就会出现在人们脑海。器械武术作为古代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融合。保护、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共识。武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也应得到同等的重视。武术文化作为武术的衍生产物，根植于武术，无法脱离武术这一基础而独立存在。因此，对于武术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离不开对武术本身的保护、传承与弘扬。由此观之，传统文化、武术文化及传统武术，尤其是器械武术的传承，是一体的。我们应传承的不仅仅是武术文化，更是武术本身。

1.2 器械武术在新时代的继续传承

器械武术早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尽管受到时代发展的强力冲击，其巨大惯性使其依然得以继续传承。在火器时代之初，刺刀、骑枪和马刀技术作为战场的实用技术，是器械武术的重要内容。即便现在，在军队搏杀、特种作战、治安防暴等特定环境下，依然存在使用冷兵器近身搏斗的需求。在近代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抗击侵略者的过程中，为迅速扩军、唤起人民的反抗意识，冷兵器得到了重新列装。[4]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习武之风。法外私斗也催生了诸如拐杖术、棍术、匕首格斗术的器械武术，部分有实用价值的器械武术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平年代下，刀剑及其技术在实用性逐渐缺失后逐渐脱离基层士兵的实际应用，而成为上层人士的装饰性、礼仪性武器。相应地，中国击剑、欧洲剑术、日本剑道等技术，也被打上“上流”“高雅”的符号，受到人们追捧。[5]修身养性，成了习练武术，尤其是剑术的重要价值之一。此外，器械武术也借助文化作品普及与传播。打斗是塑造角色形象、展现文化内核的重要要素，[6]服务于剧情的推动和矛盾的表现；[7]在一些作品中，器械武术的技术更是作品主要渲染与描绘的对象。不同区域的武器装备在外观、风格上的显著特征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与行为风格。在我国，以武林门派、招式套路、功法训练等现实内容为题材的武侠作品通过对武术技术的适度夸张，满足人们对于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的想象。同样，在欧美，各式各样的影视游戏作品也对于决斗和战场搏杀进行了描绘。与中式武侠相似，西式剑客与骑士也都重视荣誉、武艺精湛，不少人因此而模仿并习练武术，[8]很多击剑培训机构也以此为卖点进行自我宣传，获得社会的认可。然而器械武术全面衰退的现状无法掩盖。它承载的礼仪性、文化性符号的增加，恰恰源于其实用性的消减，习武之风日渐失去实践基础。很多作者对器械武术不再了解，故在创作中只得诉诸想象，使其逐渐夸张，甚至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当[9]其夸张程度与魔法无异，它就不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无法胜任弘扬传统文化的需求。在新的时代下，武术在作战、防身中的实用价值已大不如前，其上承载的武术文化也面临扭曲。因此，我们更需探索器械武术在新时代下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以消除武术文化日渐扭曲之风险。

1.3 以竞技性填补实用性的缺位的竞技化传承

由于武术实用性的缺位带来了价值的空缺，在旧有价值之外，传统武术必须寻找新的价值以借以传承。通过竞技化将武术转为体育项目，为传统武术与武术文化在当代的继续传承开辟了道路。武术的竞技化，以公平性、安全性和观赏性为原则，通过设置规则，将武术的应用场景移植至体育运动与比赛中。[10]其中，公平性要求选手应当尽可能仅以自身技术为制胜因素。因此比赛规则需要力求避免技术外的因素影响对选手水平的判断；安全性要求选手使用护具、降低攻击威力的武器装备，并视情况设置禁击部位和禁用技术，如使用头盔、钝剑、拳套，禁止攻击裆部、禁用摔技等；观赏性则鼓励选手主动进攻以产生对抗或展示高难度技巧，而非为求胜、求稳而长时间僵持、对峙。使用刀剑的技术（以下简称“剑术”）无疑是最经典、最典型的器械武术，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悠久的历史。在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均发展出了成体系的剑术。虽其在现代的走向有些许差别，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竞技化之路继续传承。欧洲刀剑在战场上式微后，其形制、技术日益体现无甲状态下民间私斗的需求。迅捷剑（Rapier，又称刺剑）由此产生。由于携带不便，其逐渐演变为形制类似，但尺寸与威力更小，更具装饰性的小剑（Small Sword）。火器出现后，军刀（Saber）作为骑兵的重要武器重回战场，并成为军官的随身武器，同样被用于决斗。近代以来，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转变与冷兵器在欧洲的彻底衰落，迅捷剑、小剑与军刀决斗分别演变为重剑、花剑与佩剑这三种体育项目。见血的决斗成了安全优雅的体育运动，传统的剑术借助击剑学院、剑术论文而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11]同样地，日本刀剑在平安时代后即已成为象征武士地位的礼仪性武器。在火器引进后，冷兵器的技术不再实用，上级武士便强调通过修习剑术、锻炼身心以展现其贵族地位。相应技术不断深化，形成了诸多流派。[12]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的重视与失业武术家对剑术复兴的尝试，现代剑道的基本制度以日本剑术中利用竹剑和护具的训练方法为基础逐渐确立。[13]在中国，刀剑的技击之术自春秋战国即已兴起。千百年来，刀剑在中国早已不是单纯的冷兵器，也早已不单纯从属于武术与武术文化，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但随清政府对民间习武的严格管制与洋务运动前军事技术的衰落，冷兵器的技艺逐渐消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国术馆开设短兵课程，广纳武术名家共同研究。项目发展至今，形成了现代中国兵道（短兵）项目。在各方推动之下，中国兵道（短兵）于2016和2019年举办了两届全国武术短兵比赛。兵道（短兵）项目除了技击技术，也包含礼仪规范，有助于体现民族精神。此外，它的规则相对于击剑与剑道更为开放。[14]依据《武术兵道（短兵）竞赛规则（试行）》，除了容易造成危险的后脑、喉部、裆部禁止击打外，身体各部基本上均为有效得分部位。这也有利于传承与发扬各门各派的技术。此外，我国也大力发展各种套路武术的竞技项目，为中华武术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5]

2 当下器械武术传承的局限性

2.1 技击性的减损造成武术元素的缺失

回顾武术的目的及其原旨，可以看到，武术要求通过运用技巧，在格斗中击败对方。其中，“运用技巧”指运用技术掌控肢体与武器，在打击对方的同时保护自己，此为“技击”。而“击败对方”则是武术技术实际运用的外在表现，此为“实战”。由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实战性在当代主要表现为通过比赛一较高下，即所谓之“竞技”。技击性与竞技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技击性是武术与器械武术的本质要求[16]。武术以人和人的对抗为主题，技术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对抗进行检验。因此武术技术也应以技击性为标杆，借以去伪存真和继续发展。竞技性则要求武术项目提供一定标准与规则，通过直接对抗或技巧展示，以判断双方强弱。因此，技击是武术与器械武术的核心，而技击又要借助竞技的形式得以发挥。由此，只有同时满足“技击性”与“竞技性”的要求，武术与器械武术才能更好地传播。长久以来，由于安全性所限，器械武术对技击性一直有所回避与疏离。除击剑、剑道和短兵等竞技化项目，其他项目均难以真正触及技击性。器械武术只得求诸强身健体、弘扬文化的其他价值，以在新的领域得到发展。由于器械的存在，技法而非功法才是器械武术的研究重点，注重功法练习，脱离技法训练仅仅使器械武术在回避技击性的要求后继续存续，却并未对其发展作出贡献。[17]同样，文化产物所发展的也是武术的衍生产物，而非武术本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8]，我们在追求衍生价值的同时也不能抛弃器械武术对于“技击”这一根本价值的追求。[19]在实践中，也有不少人通过理论分析与讲解传承器械武术技术，这能够体现技击性的要求。但在技术讲解中，陪练方往往只能对讲解方使用特定技术，还必须配合讲解方的套路做出特定动作，显然并不具备真正的竞技性。另外，很多单操项目，虽将具有实战性和技击性的技术编排其中，但同样没有竞技的环境。以上方式无疑注重技击性，但脱离竞技与对抗，武术就无法过滤脱离实践的纸上谈兵。[20]武术技术要在实践中应用，除具体招式外，还需考虑距离、节奏、战术思路等因素。如不通过实践进行检验，鱼目混珠的技术将大行其道。套路中具有技击价值的技术细节也很可能在传播中被华而不实的技术所替换。[21]

2.2 高度竞技化产生的“失真”效应

将技击性和竞技性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器械武术的吸引力。正因如此，击剑、剑道和短兵等竞技化项目才能在器械武术的传承中取得良好效果，并得到公众普遍认可。由于器械武术的打击威力更大、对安全性要求更高，器械武术更要向安全性妥协，从而更易减损技击性与竞技性。此外，竞技体育所具有的功利性也使高度竞技化的体育运动中的武术技术逐渐开始“失真”。[22]

器械方面。在器械层面，由于技术所限，击剑、剑道与中国短兵无法在武器拟真的前提下保障选手的安全，因此武器均以轻量化或软质化减少威力，并需穿戴护具。依据国际击剑联合会的规定[23]，重剑应低于770克，而其原型迅捷剑的重量一般不低于1200克；击剑中，佩剑和花剑的重量不得超过500克，低于军刀的800-1000克与小剑的700克。在剑道中，“大学生/一般人”级别的男性选手所使用的竹剑的重量标准为510克。[24]也低于真实日本刀的重量。此外，依据《武术兵道（短兵）竞赛规则（试行）》，兵道（短兵）比赛中，最重量级的80KG级及以上成年男子组的器械重量也仅有500克。上述过轻的器械使选手能以更快的剑速使出真实刀剑无法做出的招数。击剑和兵道（短兵）器械较高的柔韧性使其在格挡时会弯曲变形，加之剑速过快，格挡难度与“双杀”概率大幅增加，比拼命中先后，而无攻防转换的情况常见于赛场之中。击剑的柔韧器械甚至还催生了真实剑斗不可能存在的“甩剑”的技术。显然，这样的器械所衍生的技术，和实战技术相差甚远。[25]此外，护具也会影响选手的灵活性。有学者指出，在2016年首届全国武术短兵比赛中，手套在解决防护问题的同时，对腕部和手指的灵活性产生了很大限制，以至于很多技术无法使用。[26]以上可见，击剑、剑道与短兵所用的器械，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真实技术赖以存在的土壤，为不真实技术的传播打开了大门。

规则方面。除了器械方面的规定，得分判定的规则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技术的面貌。由于规则所限，比赛中使用的技术与实战技术的差别越来越大。例如佩剑中，因规则和场地所限，选手不得采用交叉步，也没必要训练不适用于长形赛场的斜步；在佩剑与剑道中，腿部均为无效部位。但实战中，对腿部的威胁是控制距离和转化高位优势的关键；在兵道（短兵）规则中，“地躺打法”、反握被视为倒地、犯规技术而无法得分；所有项目的主流规则均将抓剑、摔、投规定为犯规，但在实战中，有效的抓剑、摔、投往往能直接形成控制，一击制胜。此外，击剑中的优先权乃是沿袭决斗规则，希望选手以自保为优先原则，先防御再进攻。但这恰恰导致双方为了夺得主动权，反而争相发动进攻，与规则本意背道而驰；在剑道中，选手必须在命中的同时，通过“气合”明确喊出所打击的部位才能有效得分。但过于严苛的得分条件使选手反而需要训练实战意义不大的技术，为选手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此外，佩剑、剑道和短兵中均没有对于刃的判定。在现实中，刃筋不正、剑面拍击无法造成有效伤害，而在上述项目中，选手反而能因无需注重刃筋而取得节奏上的优势。由此可见，竞技性的引入是为了填补器械武术实用性的缺位，然而竞技性与实用性在价值中的差异逐渐导致技术与实用脱节，产生导致武术文化扭曲的风险。因而器械武术在当代的继续传承，除要结合技击性与竞技性，还需引入其它元素以修正竞技性与实用性的差异。

3 欧洲历史武术复兴与历史武术竞技体系

3.1 欧洲历史武术复兴简介

欧洲历史武术（Historical European Martial Arts，简称HEMA），是欧洲不同形式的武术体系的统称。普遍认为，广义的欧洲历史武术（HEMA）是指起源于欧洲的各种武术体系的总和。狭义观点的持有者则认为，由于欧洲的历史武术已经断代，因而只有经重建而重见天日的技术才能被称之为欧洲历史武术（HEMA）。欧洲历史武术复兴，旨在还原实战环境下的武术技术，它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英国剑术爱好者阿尔弗雷德·赫顿（Alfred Hutton）在参军后，因其极高的剑术水平被邀请在军队中讲习剑术和刺刀技术。退役后，他以实战为重点，重建欧洲历史上的武术流派并四处开办讲座、演示剑术。他分别于1889年和1890年出版了讲述军刀，而非佩剑技术的《冷钢》（Cold Steel）和关于刺刀技术的《刺刀教典》（Fixed Bayonets）。后者甚至影响了军队高层，使英国骑兵军刀制式由弯刃劈砍军刀转为直刃刺剑。赫顿还将史实剑术融入戏剧作品中，他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编排的打戏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切都使得史实剑术重回社会公众视线。[27]赫顿去世后，关于史实剑术和历史武术的研究因两次世界大战而短暂停滞，但战后，研究者很快重拾赫顿的研究。由于欧洲器械武术技术的传承大多已中断，研究者们只能以存世的武术文献的记载为主要参考。此类文献往往年代久远，充满各种暗语与口诀，晦涩难懂。因此研究者需要借由实际模拟演练，推断文献的真实含义。剑术爱好者的加入，促进了研究者团队的壮大，和武术技术的发掘。在此基础上，爱好和研究者团体发展出了练习与对抗（Martial sport/art）、 发 掘 与 重 演（Reviving/recreating martial heritage）和研究与实验（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这三个有机联系的子方向。[28]这三个子方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发掘与重演”为“练习与对抗”所的技术提供了样板和实战性的要求；“练习与对抗”可以验证“发掘与重演”提出的理论；“研究与实验”则以史实武器形制、武器的打击效果、真实的决斗规则为依据，开发器械与护具、设定对抗的规则。

3.2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产生

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研究爱好者们着手对训练武器和护具进行改良。目前的钢制训练武器既能还原真实武器的手感和重心，又能在刺击和斩击时通过合理弯曲和振动降低打击威力；护具也能在覆盖全身、抵挡训练武器全力击打的同时保证轻便灵活性。爱好者们终于可以丢掉木质棍棒和柔弱剑条，转而握持厚重坚实的拟真武器，并在逐渐开放的对抗规则之下如实战中那样对对手几乎任意部位发起攻击，并由裁判对打击效果进行综合判定。技术不再因打击区域无效而无人问津。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借以实战性对竞技性加以修正，使之成为实战性指导下的竞技性，实现了技击性、竞技性和实战性的有机统一。原汁原味呈现的武器、规则与技术，给练习者带来了真实的体验；爱好者们成功复原古籍中所记载的技术时，也能感到自己与古人心意相通。这正是欧洲历史武术（HEMA）的魅力所在。由于各项要素的齐备，爱好者团体自发组织的“比试”很快便升格为正式比赛。自1998年开始，各赛事在欧洲、北美与大洋洲纷纷出现。目前最负盛名的赛事为始自2006年的瑞典剑鱼（Swordfish）比赛。在赛事的推动下，各种器械护具品牌、赛事与选手排名系统（HEMA Rating）相继诞生。[29]2019年，欧洲历史武术（HEMA）作为表演项目进入欧运会[30]，展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数十年的发展中，HEMA（欧洲历史武术）的比赛始终坚持其“初心”，即以对实战情况下武术的还原与发展为原则，不断优化器械、装备与规则。当前，欧洲历史武术（HEMA）发展出了以长剑（Longsword）、迅捷剑与格挡匕首（Rapier& Dagger）、军刀（Saber）、单手剑与小盾（Sword &Buckler）为代表的对抗与竞技体系。它因其对技术在真实对抗环境下的重视在现有的器械武术乃至武术竞技体系中独树一帜。由于该竞技体系源自对欧洲历史武术（HEMA）的研究，人们往往直接以“HEMA”来指代此类剑术项目。但是，“HEMA”强调的是欧洲的传统武术。当世界各地的人们运用各自的传统武术参与其中的时候，这个项目的内核——历史武术（Historical Martial Arts，简称HMA），就从欧洲历史武术“HEMA”中剥离了出来。其专属于欧洲的成分被世界各地的传统武术所取代，而对于真实有效的技术的还原与追求则得以保留与发扬。虽然历史武术竞技体系更侧重于竞技比赛，但它仍是历史武术与历史武术复兴的重要一环，不能自历史武术复兴中脱离，依然要坚持对实战环境下的武术技术的还原。

3.3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特点

真实性是历史武术竞技体系最鲜明，也是其区别于传统的武术或非武术竞技运动的最大特征。比赛提供拟真的器械装备，或对装备的拟真性提出要求，并要求选手所使用的技术尽可能接近现实中的实战技术。比赛中，裁判也会综合选手的力度、武器重量、刃筋，判断打击是否有效。过轻的碰擦、距离不足的拖割均是无效的。甚至被对手抓住的刀剑，如不能对对方手部产生足够威胁，也不算做有效打击。其次，实践性是维持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生命力的根本。武术本身就是源自于实践的科学。其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由于战斗中节奏、距离等要素在当前仍无完备的理论模型，因此对武术技术的研究无法单纯通过推演进行。慢速演练中万无一失的套路，在全速全力的对抗中很有可能无法奏效。而实践性则为所有技术提供了验证的机会。通过穿戴护具进行模拟，人们方能真正理解一些招式的原本含义。此外，多元性也是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重要特征。真实战斗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技术的真实有效性必须能够经受多元环境的考验。因此，规则一方面要保证技术不因规则规定而失去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鼓励选手尝试并探索“一切能在现实中有效使用的技术”。在赛场上，除了“黑名单”中的危险技术，选手可以使用任何技法。例如在长剑比赛中，选手可以手持欧洲长剑，使用日本刀、苗刀、短矛、单手刀剑的技术，也可以胡乱挥舞，拳打脚踢，至于是否奏效，则另当别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任何技术的有效性都可以在赛场上加以检验。当然，当下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器械武术所能实现的拟真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器械，尤其是护具的表现。击剑、剑道项目的“失真”，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当时护具水平不足，真实性需要向安全性作出极大让步。虽然目前常规刀剑项目借助现代科技，已经可以安全地以全速全力进行对练，但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护具和练习武器的制约。同时，对于如长棍、鞭锏、长戟（Halberd）、双手巨剑（Zweihander）等威力巨大的武器，现有护具仍无法实现有效的防护。此类武器只能通过传统套路演练或减速收力的切磋进行研究与传承。但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项目终有一日也可以实现真正的对抗。另外，在推广方面，由于缺乏政策与资金支持，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比赛只能依赖兼具实力与名气的爱好者团体或俱乐部联盟来举办；选手与各类参与人员也无法实现职业化。因此，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尚需继续发展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价值。

3.4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与综合格斗体系的共性与个性

值得一提的是，徒手武术领域的综合格斗体系（Mixed Martial Arts，简称MMA）也以类似理念为指导。它同历史武术竞技体系一样，也采用“技术黑名单”，只规定禁用技术，对其他技术则不加限制，具有很高的规则开放性。选手在赛事中便可任意选择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击败对手，无需拘泥于技术种类和风格。得益于此，该项目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31]，并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体育竞技运动。但是，批评声音随之产生。批评家们认为，在以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为代表的综合格斗赛事中，规则为追求安全性，要求选手使用大幅降低拳击打击力的拳套，拳击技术的作用被削弱。擅长地面技的选手可以轻易冒着拳术选手的击打，突入缠抱距离发挥自身优势，因此地面技得以大行其道。他们强调，鉴于UFC与MMA所依据的规则较为统一，且修改频率较低，UFC与MMA所追求的开放性，已经变为片面的、仅在特定规则下才适用的真实性与开放性。在这一点上，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爱好者们普遍认为，历史武术竞技赛事不应急于建立统一的规则。一成不变的规则必然会导致选手投机取巧地对其滥用，并开发出专门适用该规则的“最优解”，再次使技术“失真”。因此，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爱好者们依据他们对于保护自身重要区域、权衡进攻与防御等原则的理解的不同，制定了多元化的规则，并对规则相互包容。不同赛事的规则细则，往往在赛前才发布。由此，选手若要在比赛中取得优势，唯有提高自己的综合技术水平。

4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对国内器械武术发展的推动

4.1 国内历史武术组织与器械武术赛事的产生

国内以器械武术，尤其是剑术为主要技术内容的练习组织由于受到我国短兵运动的影响，往往以软质武器为主流装备，在护具上则五花八门。随着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引入和组织的逐渐壮大，国内的爱好者组织开始自制剑术夹克、尼龙聚合物刀剑、钢制练习剑等器械与护具，并参考国内外成体系的技术文献进行自学、翻译与普及。他们同欧洲历史武术复兴运动一样也产生了练习与对抗、发掘与重演和研究与实验这三个领域的细分。由此，爱好者不论是热爱实战，还是钟情于还原古籍，抑或单纯喜欢古装、刀剑、盔甲，都能找到一席之地，推动组织壮大。经历了多年摸索、积累与孵化后，全国首届HMA历史兵器格斗大赛由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SHMA，Shanghai Historical Martial Arts）于2017年10月在上海举办。[32]HMA，即为Historical Martial Arts的缩写，意为历史武术。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上百位武术爱好者。从初进高中的少年到年近五十的“尚武老哥”，甚至台湾省的选手，都登台一较高下。在比赛中，欧洲剑术、中国苗刀、太极剑、中国短兵、日本剑道等各种武术体系均得以在场上碰撞。当前，国内顶尖赛事仍然是由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SHMA）于每年十月举办的全国大赛，但国内各大俱乐部也互不相让，竞相组织自己的赛事，如山东兵击联合会举办的山东省兵击联赛。组织与赛事的蓬勃发展使得武术研究的土壤逐渐肥沃。传统武术中的技法也随之焕发新生。在各自发展之余，国内俱乐部也集中力量为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例如,以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SHMA）为代表的16家俱乐部于2020年6月1日成立了CHMA兵击联盟并进而发展出了CHMA系列赛事。[33]其以团结共助为宗旨，以形成良好的器械武术的社区环境，推动器械武术及武术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为目的。它致力于借助合作交流与、大型赛事的举办对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及其理念进行发展与宣传，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历史武术赛事中的声望和口碑。

4.2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对国内器械武术传承氛围的影响

得益于良好对抗环境的构筑，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在国内的传播也对其他的器械武术竞技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他体系下的各种组织也乐于吸收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精华并对自身的器械武术项目作出调整。以中国短兵体系下的组织为例，近年他们开始尝试使用外部柔软，而内部刚性更强的短兵以强化格挡和交剑时的手感；护具也不再借用自其他项目，转而使用专门研制的短兵专用护具，在防护上更为全面有效，以适应刚性更强的器械和更为开放的规则。[34]部分赛事还设综合项目，使选手可以使用安全弓箭、短兵与盾牌进行交手[35]，模拟异种武器的混合对抗。日本剑道体系下的组织，也对开放性和真实性做出尝试，发展自己的特色赛事。赛事分为单手与双手组，有效得分区域扩展到全身。[36]为此，选手需穿戴全套防护手套、护裙、护裆、护臂、护腿、剑道头盔、剑道胴。装备配置与历史武术竞技体系是一致的。比赛中则可使用不同形制的武器，包括欧洲长剑、中国双手单手剑、日本刀、阿拉伯弯刀等。其重量、重心等相对于剑道的竹剑，也更符合史实。[37]传统的短兵与剑道项目通过交流取得了发展。在日常交流中，人们也不对历史武术、经改良后的剑道和短兵加以严格区分。他们求同存异地总结项目中“冷兵器”与“搏击”的共性，将体现实战型和技击性的冷兵器格斗项目统称为“兵击”，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大概念。在由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发展而来的这一平台上。只要合乎安全规范，不同武术流派即可大开大合地切磋交流。我国传统器械武术也因重获实践性而焕发光芒。一些原先练习欧洲长剑、军刀技术的爱好者，也“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科学方法实践研究我国传统武术中的器械部分。在国内器械武术更加务实、更加重视实践的氛围的形成过程中，历史武术竞技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3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下我国器械武术的发展趋势

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和欧洲历史武术复兴中所使用和总结的方法论，促使大批有中国传统武术背景的爱好者对我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发展。爱好者们结合《单刀法选》《手臂录》等中国传统武术典籍进行研习，将大枪与苗刀技术逐渐系统化、理论化。[38]当前理论以“枪理”“剑理”等由武器形制决定的基本规律为基础，辅以架势、步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此外，在上海历史武术俱乐部（SHMA）举办的2019年第三届全国HMA历史兵器格斗大赛及2020年第四届CHMA历史兵器格斗交流赛中，大枪和苗刀也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为国内传统器械武术修习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文化领域，历史武术基于对武器打击效果的研究成果带来了新元素。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刀剑、弓弩对无甲目标杀伤可观。而着甲的对手，必须使用枪矛、锤斧等重型武器才能克制。此外，铠甲会破损、盾牌可用于击打、使用仪仗铠甲和武器难以对抗身着实战装备的对手……作品通过对战斗中的装备选择及应对策略进行刻画，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使得剧情发展更为合理。此类细节的展示，对古代盔甲与武器知识的普及大有裨益。

5 结语

良好的方法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也能通过实践间接地影响与之联系的各个领域。历史武术竞技体系虽是新事物，却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对器械武术传承的改良，既推动了器械武术竞技对抗的多元化发展，又为我国传统武术的发掘与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与方法论，更间接促进了武术文化及文艺领域的发展，对于传统武术与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极高的价值。对此，我们应当发扬我国武术海纳百川的特点，以扬长避短的态度对待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在发扬其优势的同时，针对现有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发挥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优势方面，我们应当鼓励对历史武术竞技体系及其规则进行研究与讨论，推广其理念与各类赛事，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促进不同武术与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而借助历史武术竞技体系的方法论，对我国传统武术的武学体系进行整理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鼓励对更有利于还原真实情况下器械武术技术的器械、护具的研究，鼓励以科学方法探究武术技术的科学原理等。通过良好氛围的构建与维持和对历史武术竞技体系本身的发展完善，更好地保留、弘扬器械武术、传统武术与武术文化，为世界武术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