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研究视角下的国家边界
——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为例

刘玺鸿，赵 萱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20世纪90年代，边界研究迎来重要转型，从以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为基础迈向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为中心，转型发生的重要语境其一是苏联解体和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引发了全球边界体系的重大变革，其二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剧烈且频繁的跨界流动[1][2]（33～54）。相较于国家边界研究经典范式，现代边界研究新一轮的规模性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的复制，而是以“批判边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ies）为名，借由“过程转向”和“实践转向”两次理论突破，将边界研究从静态的主权边界转向动态的“多元边界”，从政治主体之间的边界划定转向边界不同主体的实践过程，从单一的国家权力支配转向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下的多主体互动，从而在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维度上扩展了边界的内涵及其研究路径[3]。

在这一范式革新的过程中，边界化（bordering）[4]、边界—工作（border-work）[5]以及边界景观（borderscapes）[6]等一系列理论概念被创造性地使用，边界研究的核心问题逐渐聚焦于多元主体的日常互动如何塑造出差异化的景观、空间和主体性，如何生成多样而复杂的权力关系。在此之前，国家边界往往囿于二元化的观念建构，或单方面地受到主权力量的支配，或因其处于主权国家力量辐射的边缘，而从属于“地方性知识”的逻辑[7]。因此，在最新的批判边界研究中，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边界上的多元主体如何通过话语和非话语因素在互动与竞争中塑造多样化的边界景观以及差异化的边界主体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