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的姓名结构与人物族属的判定

胡鸿雁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历史上的西夏（1038～1227）是众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数百个人名保存于20世纪以来出土的西夏文献里，有时令人难以判断主人的族属。从总体上看，不同民族的人名在文献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此前学者往往仅关注姓氏，本文建议改据姓名的结构，即通过表音和表义两种方式及其翻译规则来解释那些姓名，目的是为鉴定主人的民族属性提供统一的依据。

一、西夏译者心目中的“名从主人”原则

在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处理专有名词的方法不外乎音译和意译两种。按照现代的习惯，如果面对的是一部转译的作品，那么译者遇到专有名词时就应该去寻找其原本的名称作为翻译的依据。例如，孟子的名字在英文中写作Mencius，即“孟子”的拼音加上拉丁语的阳性主格词尾-us，我们在翻译这个英文词时就必须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将其还原为“孟子”，而不能仅据字面音译成“门修斯”①对“名从主人”的错误理解在当代的西夏文献整理中也略有所见，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中把原书题“贞观政要”据西夏译本字面误译为“德事要文”。。然而西夏人在处理外文的转译作品时却没有遵守这个原则——在他们心目中，“名从主人”的“主人”仅指手边的那部作品，西夏译者并不打算深究原本的语言形式。例如《金刚经》汉译者鸠摩罗什和《长阿含经》汉译者佛陀耶舍的名字被西夏人分别写成“”（kjiw1mo2lo1śjɨ2）[1]（284）和“”（xjɨ1thow1·o2śja2）[1]（45），读音都译自汉文，不合“主人”的梵文原名Kumārajīva和Buddhayaśas。如果翻译的是藏文佛书，西夏人则机械套用藏本的处理方式——藏本音译的梵名仍然采用音译，藏本意译的梵名仍然采用意译。例如，藏文《亥母耳传记》所录师承次第中的“”（kja1mja1lja2śji1lja2）音译藏文转写的梵文Kamalaśīla，而“”黑色足）则意译藏文nag poapāda[2]。zhabs（黑足），而非音译其梵文原名krsn

如果名字的主人可以确定为汉族人或藏族人，西夏时代的译法就显得颇有规律。藏族人名采用意译，如早期著名的吐蕃经师Klu’i rgyal mtshan意译为“”（·we1dźjow1，龙幢），Ye shes sde意译为“”（zjɨr1ɣwie1，慧势）[3]。与此相对的是，汉文名号大都采用音译，这类例子在西夏译本《类林》中出现得最多，下面的人名来自《类林》卷三的目录[4]（34）：“”（we2·xew1，魏文侯），“”（ɣu1khji1，吴起），“”（kjwi1tśia1，季札），“”（miej2tsə1，孟子），“”（·wji2śiəj1，尾生），“”（·wẽ1kow1，晋文公），“”（kwo1kjɨ2，郭伋），“”（xiwã1śjɨ2，范式）。

音译是非汉民族在翻译汉语专名时最常用的方法，西夏文献中只有“玄奘”一个汉族人名号例外——译者罕见地采用了意译的“”（na1tha2）[1]（448），其字面意思是“深大”，反不如回鹘文译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音译的huin tso直白[5]。

相对于汉藏人名的全名音译和意译而言，西夏文献中另有大量党项人的姓名，其结构方式及其与汉文的对应略显复杂。

二、党项姓名：姓表音+名表义

“姓表音+名表义”这个结构是西夏学界早已认识到的，并且有出自同一人之手的西夏文和汉文两个题名作为明确证据。例如，《番汉合时掌中珠》卷首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篇序言，编者把自己的姓名用西夏文写作“”（kwə1le2rjir2phu2），用汉文写作“骨勒茂才”[6]（227～228），由此可知，姓“”（kwə1le2，骨勒）表音，而名“”（rjir2phu2，茂才）表义。再如敦煌莫高窟第61窟有同时用西夏文和汉文书写的助缘者题名[7]，其中西夏文“j2ŋjow2），汉文作“嵬名智海”，姓”（ŋwe2mji1sji“”（ŋwe2mji1，嵬名）表音，而名“”（sjij2ŋjow2，智海）表义；又有“”（tsa2be1źjɨr1lhji2），汉文作“杂谋惠月”，姓“”（tsa2be1，杂谋）表音，而名“”（źjɨr1lhji2，惠月）表义。

党项名字由其本人做出汉文意译的例子极少①不同于罕见的党项名字资料，党项姓氏的资料多有存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了内容不同的汉文和西夏文《杂字》各一种，其中有专章开列党项姓氏[8]。另外，传统汉文献里也记载着一些中原人用汉字音译的党项姓氏[9]，可以用作判断人物族属的参考。，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党项人名汉译的一条特殊规则，这个现象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骨勒茂才”的西夏语序与汉语相反。可以相信，“”（rjir2phu2，才-茂）的本义是“兴盛的人才”之类，而名词“”（rjir2，才）和形容词“”（phu2，茂）是根据党项语序规则组织起来的，党项人把自己的名字转换成汉语时，就要改用汉语语序——“茂才”。由此不难想到，如果把党项名字看作一个双音词组，那么依照西夏语法，用作名字的两个音节就可能出现多种组合形式。这些组合形式中，值得注意的是“名词+动词”和“名词+形容词”两种，这种结构的党项名字译成汉语时应该调整语序，就像把字面上的“才茂”调整为“茂才”那样。以这个认识为基点，我们可以把学界误译的两个著名的党项人名改正过来。

以上是党项姓名的主要结构方式①党项人的名字也可以由三个字组成。在这样的结构中，前两个字可以是佛教的常用词，通常的汉译习惯是不再做语序的调整，例如“”（般若茂）、“”（浮屠铁）。，在黑水城出土文献和莫高窟题记中出现了众多符合这种方式的西夏文命名，我们判断其主人都是党项人。当然，文献中也出现了“”（·jɨ2rjir2dźjwu1lji1，野利仁荣）[13]（17）、“”（sjɨ2pji1ljɨ1ɣjow1，鲜卑宝源）这样的姓名[14]，前者似可视为契丹姓氏“耶律”的音转[15]，后者则暗示其主人是鲜卑人。似乎姓氏仅仅标志着他们的故籍，其本人早已融入党项民族了，因为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在西夏时代已经不存，其姓氏“鲜卑”只能解释为对先祖的记忆。梁育德和曹乐道的姓氏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们是汉族人②这个误会始自清代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他由此臆造出西夏朝廷的治国方针曾存在“番礼汉礼之争”。，然而应该注意到，“梁”和“曹”恰是西夏两个后族的姓。西夏有两个著名的梁氏：一为毅宗谅祚的皇后，生惠宗秉常；一为惠宗秉常的皇后，生崇宗乾顺。曹氏为崇宗妃，生仁宗仁孝，仁宗即位后被尊为“国母”。关于曹氏的历史记载很少，梁氏族人则稍微多些。据汉文史书记载，惠宗梁皇后的父亲叫梁乙埋，哥哥叫梁乞逋，都曾任西夏国相，权倾一时[16]。梁乞逋的西夏文名字出现在宁夏银川市西夏王陵的一块残碑上，写作“”（ljow1khjɨ2pu2）[13]（16），据字面汉译是“梁万长”，符合党项姓名结构规则。梁乞逋和梁乙埋这两个名字在汉文史籍里用的是音译字，而没有表现西夏字义，可以确证他们不是汉族人。至于这个家族为什么采用汉姓而没有采用党项姓，目前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倾向于包括梁育德和曹乐道在内的西夏后族成员是党项人。如果这个推测不错，则可以进一步判断《妙法莲华经序》的作者罔长信（，wow2zjir2dźiej2）[17]（22）和《金刚经发愿文》的作者罔德忠（，wow2tśhja2twu1）也应为党项人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本инв.№689。。“罔”姓也是西夏后族，夏太祖李继迁母、太宗德明母、仁宗仁孝妻皆为罔氏。

三、汉族人翻译的党项姓名：全名音译

如所周知，汉文史籍记载的他民族人名大都是音译的，现在需要补充的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取决于译者是否兼通两种语言。如上所述，骨勒茂才和嵬名智海之所以对自己的名字采用意译，是因为主人兼通番汉；而如果译者是不会西夏语的汉族人，那么即使生活在西夏，他还是会对作品中的党项姓名采用汉语音译。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来自“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其正面和背面的碑文分别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成，但不是真正的“合璧”，即两篇碑文不能构成对译关系，这说明西夏碑文和汉文碑文是由不同的人起草的，只不过结尾部分记载的修塔参与者在两篇碑文里均有出现。其中保存相对完整且对应清楚的党项人名有以下几个[18]（174～175）：

西夏碑文 汉文碑文

“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结尾部分保存着西夏文和汉文碑文书写者的题名。其中西夏文作：“。”[书者切韵学士典集冷批臣浑嵬名吉，书汉碑文者汉契丹中章表臣张政思。]汉文题名大致相同：“书番碑旌记典集冷批浑嵬名遇，供写南北章表张政思书并篆额。”这里虽然说的是碑文的书写者（书丹）而非创作者，然而分开题写的两个人名提示人们，汉文碑文的作者即便不是张政思本人，也应该是某个在西夏政府任职的汉族人。这个人不会西夏语，他在写碑文的时候仅凭旁人的口述记下修塔参与者的名字，并不懂得其中的含义，自然只能用汉字音译出来。

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西夏境内的党项僧人和政府官员里有些人懂得汉语文，但汉族僧人和政府官员里却很少有人懂得党项语，称得上精通西夏语文的只有作为乡塾教师的骨勒茂才。这种状况在西夏覆亡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具体说来，就是蒙元时代大约只有党项遗僧兼通番汉双语，而普通民众则逐步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了。这方面的突出例子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代西夏文刻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末的“裱经题记”[19]（201～202）。题记有汉文和西夏文各两则，其中一则汉文如下：

发心表[裱]经释子李耳卜

上报四恩，下资三宥[有]，法界有情，同成正觉。

师父李耳塞，母韦氏太平姐，舍纸王氏，亡过父李七什。

另纸书写的西夏文如下：

这册佛经是一个普通和尚为纪念去世的父亲李七什而施印的①在西夏文题记里，“李七什”的格式是姓在前名在后，“耳塞李”“耳卜李”的格式是法名在前而俗姓在后，或许是要强调他们的和尚身份。，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语句不能形成严格对应，并且从书法上看，汉文题记和西夏文题记肯定出自不同人之手。汉文题记里出现了两个在世的男性名字，音译作“耳卜”和“耳塞”，分别对应西夏文题记里的“”（zjɨr1bu2）和“”（zjɨr1sej1）。这两个西夏词有明确的意义，此前一般解释为“慧胜”和“慧净”[20]，事实上应该译成“胜慧”和“净慧”。“胜慧”这个名字来自西夏文佛经中常见的“j1rewr2njɨ2，胜慧”（bu2zjɨr1tji到彼岸），即“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pāramitā）。“净慧”这个名字应该来自西夏文《大般若经》中反复提到的“”（sej1zjɨr1mej1，净慧眼，prajñācaks us），这样起名与二人的佛教徒（释子）身份相符。这说明书写西夏文题记的人不会把党项名字译成汉语，书写汉文题记的人也不懂党项名字的语义，所以只是在施主口述的基础上写出了译音。附带说，相比西夏文而言，元代党项遗民中懂得藏文的更少，到了明代，就很难说还有什么人兼通西夏文和藏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刊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卷尾有一篇发愿文[21]（407～408），为首的发愿者题名是“”（·ju-n2tja-n1·jar-m1tsho2），这是明永乐十三年被封为“灌顶慈慧妙智大国师”的缘旦监剉（Yon tan rgya mtsho）[22]。缘旦监剉是藏族喇嘛，其名字的含义是“功德海”，然而明代作者并没有遵从西夏传统意译成“”（tśhja2·iow1ŋjow2），而是像处理梵文咒语那样给出了繁复的音译，证明这篇发愿文的作者是一位不懂藏语的党项遗僧。

总之，依据姓名结构判断人物族属的基本原则是：名字用西夏文全部音译的是汉族人或西域人，名字全部意译的是吐蕃人；写成汉文时，姓用音译而名用意译的是党项人。在处理党项人名和藏族人名的时候，受到译者外语能力的制约，如果译者兼通两种语言，则一般采用意译，反之，则采用音译。存世的汉文发愿题记中的党项人名多用音译，是因为书写者是不会党项语的汉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