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转型中抑郁症的社会态研究
——以四川省R县S村为例

魏 舒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目前全球有3亿多人正遭受抑郁症困扰。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个百分点，而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按照6.1%的发病率估算，国内抑郁症患者已达到9 000万人[1]。然而，我国目前抑郁症的治疗率不到10%，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抑郁症而自杀。大多数城市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医院亦有相应的精神科，很多患者及其亲友都能正确认识抑郁症的症状和治疗。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诊疗依然局限于传统疾病分类和民间治疗，作为精神疾病的抑郁症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抑郁症作为当代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现象之一，有失范的特征，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有共享的社会意义和个体象征意义。研究抑郁症在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性生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能够增强人们对当下中国乡村抑郁症的认识，进而提高对抑郁症的重视程度。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目前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市场转型理论，关注市场转型后社会权利及利益的分配，但是该理论对乡村社会转型以及嵌入其中的抑郁症解释力有所欠缺，因此本文主要将抑郁症作为乡村社会转型的社会失范现象之一，揭示其对乡村社会以及个体的意义。社会失范概念最早由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提出，主要指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这样的社会失范会导致一系列越轨行为，比如自杀和犯罪等[2]（313～325）。基于对社会变迁中社会失范问题的研究，奥格本进行了细化并提出文化滞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的变迁中，如果文化有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变迁得比较早或比较大，两部分不能保持原有关系，这时就产生了文化滞后。而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文化的断裂会带来主体行为的失范[3]（265）。社会失范理论主要强调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维度的变化，未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进行微观阐述，社会现象是个体行动的产物，而个体行动必然孕育于社会情境当中，因此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表征社会情境的结构，而行动又必须通过结构来理解。本文将结合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体的社会行动，阐述抑郁症的社会意涵及其个体意义。

当下国内关于抑郁症的研究因为数据易得，多为城市静态分析，其中包括对群体的分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老人[4]、产妇[5]以及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还有对抑郁症的污名化研究[6]。萧易忻提出了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将会增加[7]。该研究过于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中的个体行动。学者对农村抑郁症的关注主要与自杀现象相结合，多是自杀因素的分析[8]，少有对抑郁症生成的社会结构及意义的探究。

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也包含了个体所要经历的现代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断裂和行为失范。农村抑郁症作为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结果，蕴含了多重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并映射了乡村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果。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作为社会失范后果之一的抑郁症如何融入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进程，对转型和发展中的乡村社会及个体的意义何在？本文将从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以及地方生物学结合的维度，对抑郁症生成的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展开探究。

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基于2019年2月至5月对四川省R县S村15个案例的访谈。R县有人口68.7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4.79万人，占总人口的79%。S村离乡镇很近，属于镇乡结合区。全镇有人口2.9万人，非农业户口约4 000人，经济来源主要是种植茶叶和开采煤矿，外出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近70%。村上有一个卫生室，过去由赤脚医生负责，人们可以去那里拿一些药，目前已经失去了看病的功能，成了村里发通知和宣传的集结点。村里没有抑郁症患病的统计数据，平时的健康宣传也少有精神健康的内容。镇上有中心卫生院1个、分院1个，医生18人，病床40张（不含临时），无专门的精神科和心理咨询门诊。人们如有精神疾病，只能去R县精神病医院诊治。R县精神病医院有病床800余张，年门诊量1.5万余人次，年收治住院患者2 000余人次，共有三个科室：精一科，有医护人员30人、护工6人；精二科，有医护人员27人、护工6人；精三科即老年精神科，有医护人员19人。平时医院的宣传和活动重点在老人和青少年群体，门诊率仅有2.8%，即使排除25万外出务工人员，门诊率也仅有5%。

本文的访谈资料主要基于对S村抑郁症患者家人、朋友及邻居，S村村主任，R县精神病院医生的访谈，共计23人①出于田野伦理，文中人名均为化名。。对患者及其亲朋好友的访谈主要基于对抑郁症的认知、态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对医生的访谈主要基于抑郁症就诊和复诊情况。

二、乡村社会情境中的抑郁症

（一）结构性限制下的“出口”

现代化带来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对农村的传统权威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社会的时代性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历史情境下的意义。

张鞋匠患重度抑郁症已经4年了，现在县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笔者对其子张亮进行了访谈。

张亮：当时先去卫生院看了一下，以为不是生病了什么的，那个医生建议我们去县人民医院看看，看了后那边医生才建议我们去的三医院（即精神病院，笔者注），那个时候就查出来是重度抑郁了，住院治疗了好几个月，差不多了就回来吃药维持。他复发那次就很严重了，我妈那段时间不在家，我也不在，他就拿着一张空的银行卡去了ATM取钱，就说人家银行把他钱吞了，不给取钱，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看成分。他就很激动，把机器砸了，后来是派出所的人把他送去了三医院，现在也还在治疗。

“成分不好”的时代标签现在早已没人再提，却在张鞋匠的内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亮说：“我爸的爷爷是地主，就成分不好。我爸上学那会儿，因为成分不好，老师不理，同学们也不和他交朋友，加上自卑，心里憋了很多事”，“家里的鞋铺主要是他在负责，经常在鞋铺都是一个人，也没什么朋友，和家里亲戚往来也很少”。昔日岁月留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张鞋匠，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负面的标签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持续的消极影响。“他当初是因为睡不着，头疼，加上他酗酒，我妈发现他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还老是整夜的睡不着”，家里人对抑郁症的认识最初局限于躯体症状。

冯书1994年因抑郁症喝农药自杀，年仅20岁。

冯书的母亲：他当时和班上一个女生在谈恋爱，感情很好，说两个人要考一个大学，我们也很赞成。后来那个女生的父母晓得了，就很反对，嫌弃我们家里穷。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说，等他考上大学了，会遇到更好的，哪儿想得到他那么犟啊，先到处找那个女生，不学习了，后来就是饭也不吃。我们就劝他啊，老师也劝，没得用啊，后来就说是他们学校带他去测什么量表，发现他有抑郁症了，就喊我们带他去治疗，我们哪儿搞得清楚这些啊，就回屋头喊那个新娘婆（巫医，笔者注）给他看了哈，也去卫生室开了些药，但是他还是睡不了觉。

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冯书恋爱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受不了打击，逐渐患上了抑郁症。冯书的母亲说：“她父母是单位里的，拿工资的，吃国家粮，和我们不一样……那个女生悄悄转学走了，反正就是断了他们的联系和念想。”当时的合作医疗并不覆盖精神疾病，冯书家无力负担医药费，选择回家保守治疗，甚至是民间治疗，结果是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卫生院的医生还是喊我们去县里看，我们去了，但是治疗那些都不报销，好贵，我们就回来了，就想着他就是想不开，过段时间就好了，后来农忙我们有天就都上山去了，他就在家喝了敌敌畏，哎，他咋就那么想不开啊！”在家人意识中，疾病的分类体系影响着对医院的选择，在他们眼中，抑郁症仅与想不开等同，并不是疾病。

阿瑟·克莱曼曾区分了两类主要的疾病。一是疾病（disease），它关注病人的身体，强调疾病是身体器官或系统中的结构或功能异常，这也是生物医学所界定的表达，是医生主要的叙事。二是苦痛（illness），它把疾病的发生与外在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苦痛即个体在生活和躯体上体验到的不好的变化，更多的是病人感到生病的体验，如心闷、心慌等[9]（1～2）。农村传统的疾病分类体系主要在于躯体性症状明显的疾病，生物医学意义上需要治愈的病症很少，对于精神疾病则更多表现为误读，或者像冯书的母亲一样，认为只是受到打击，想不开，在她眼里这并不是一个急需住院治疗的疾病。

社会结构中的困斗使张鞋匠和冯书选择了其他方式作为人生的出口，这也是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痛苦表达形式的一种异化。这里所说的异化是20世纪50年代末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用来描述某些个人经验的概念，即各个行动者的象征意义类型，这些行动整体表现为断裂、排斥、矛盾[10]（278）。张鞋匠和冯书的行为主要是异化的第二个维度，即对行动整体在无能为力和僵化保守意义下，个体白费力气做事情，行为不能达到目的或者强加一些事情，他感觉到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最后走向行为和精神的脱轨。

（二）污名化背景下的实践理性

阿瑟·克莱曼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在“大跃进”时期，因为神经衰弱被定义为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忠诚，当时很多人去医院就诊都不会表达自己的精神不适，而是倾向于表达身体的苦痛即躯体化表达。躯体化即个体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求医模式，这已经成为生活苦难的一种首要表达方式[11]（51～52）。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和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在乡村社会，由于人们关于抑郁症及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看法，患者倾向于躯体化表达疾病体验。

大多数S村的村民对抑郁症的看法呈现出疾病污名和身份污名的特点，对笔者关于抑郁症的调查研究也表示不理解。

李叔：抑郁症有什么好研究的，那都是有钱人才会得的病，就是天天闲的，想太多，才会得这种病。农村得这种病的人很少，估计都是吃饱撑的，多大点事儿就想不开，还自杀啥的……像你们这种读书太多的人就容易得抑郁症吧，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很多博士生抑郁症跳楼……你在我们村要研究这个怕是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人得这个病的。

张姨：抑郁症啊不就是精神病嘛，我晓得，之前村上有个人就得了，发病的时候哪儿认得人呢，自己的亲爹亲妈都要打，还是很吓人的哦……我在电视里和手机上也看到过，有人得了病，就想不开，把家里人杀了的。

通过上述村民的表述可以看到，在农村依然存在对抑郁症的诸多误解。首先是将抑郁症等同于所谓的“富贵病”和“知识分子疾病”。这一误解与西方社会早期关于抑郁症的表达有着深刻的关联。在相关精神症状被表述以前，人们多倾向于表达生理障碍，最早使用精神抑郁等词汇的是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该症状因此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知识分子似乎很快习得了这套话语，因此精神和心理疾病常被冠以“富贵病”和“知识分子疾病”。其次是将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混淆，认为抑郁症是精神分裂症，还有的人将抑郁症等同于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在农村存在被污名化的现象，与躯体化表达带来的个体归因不无关系。人们倾向于认为抑郁症的病因就在于个体“想不开”。

李容患病后就遭遇了污名。在丈夫入狱后，她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在母亲去世后，她的病情逐渐显露。李容的嫂子说：“她就是办完葬礼回去后，一天晚上突然要和我微信视频，视频她也不看镜头，就一直哭，说自己好痛苦，外面那些人都想害她，手机里的钱也被人转走了。精神状态很不好，前言不搭后语的，我吓到了，赶紧告诉了她哥，但是第二天我再联系她，说起这些事情，她都完全不记得了。”之后，她被家人哄骗着去了成都某三甲医院，确诊为中度抑郁症。

李容的哥哥：我一听说，就以为她是进传销了，因为她曾经被骗进去过。我当时微信转了她钱，让她先稍微周转，一方面还是怕她遇到困难，于心不忍。然后我就给我弟打电话，让他去处理一下。哎，她得这个病，我真是觉得她自己活该，黑白颠倒地玩牌和麻将，也不出门去锻炼什么的，母亲葬礼期间也是各种找场合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好几万。

李容的弟弟：我哥其实一开始就怀疑她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因为他看过这些，也是初中毕业嘛，对这些了解得多。但因为她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开始胡言乱语的，我和我哥就猜是不是母亲的魂魄对她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就一起哄着她回来，当时在火车站看到她精神状态还可以，我们当天就回老家找了道士作法，想着先治一下看看吧，后来回成都才去医院确诊的中度抑郁症。

李容的兄弟对她患病是不理解的，认为生活条件丰裕的她不至于想不开，“都没想到嘛，她经济条件也挺好的，除了老公入狱这个事情可能受了打击，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嘛！”“这么好吃懒做贪玩的，她当然容易想不开”，他们将抑郁症视为“富贵病”，将病因进行了个体归因。确诊后，李容住在弟弟家接受照料，但是这一过程中家人对她的标签化印象和乡村社会的误读使她备受困扰。

李容：他们觉得是我想不通，我老公的事情对我是有点打击，但医生也说了，不是全部的原因……半夜风大，吹得门响，我说是不是门没关好，他们就觉得是我那个病的问题，但是我以前也这样啊。我一直说自己好多了，表现得稍微开心点，不想说太多，他们根本不理解。回村里的时候，那些人也是幸灾乐祸，就觉得你挣了那么多钱又如何，还不是没什么用，一点点事情就想不通（得）抑郁症了。我就想差不多就回自己家了，他们这种态度搞得我真的很不舒服。

当一个人被确诊为精神疾病后，他所有的行为和品质都将处于精神疾病标签的有色镜之下，其正常行为往往会被忽视或误读。李容处于大家的有色镜之下，慢慢地开始隐藏自己的精神和心理不适：“我确诊后，他们就一直觉得我什么都是这个病引起的，所以我后来就不说我心里不舒服了，就基本只说脑壳痛，因为本来睡眠也不好，心情经常不好。”她选择了一套应对的实践理性，即只对自己的疾病进行躯体化表达，并且隐藏疾病的真实症状。正如李容所说，自己患病既不想被误解和污名，也不想被同情和过分关注。笔者在对县精神病院Z医生进行访谈时，他也提道：“把自己所谓的正能量价值观强行灌输给他们，不是真正的支持和理解，普通人对抑郁症的误解，是很多患者不愿意把病情说出来的原因之一。”抑郁症的污名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病患的躯体化表达，还有对病因的个体归因，由此掩盖了其中的社会性因素。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并未改变村民的疾病认知，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理性的生物医学并未加深个体对疾病分类的理解，而新的认知体系带来的知识与乡村既有认知体系发生冲突，造成社会个体对精神疾病的误读，维系了传统文化认知的权威，呈现出生物医学知识在乡村社会情境中的文化生产过程。这样的认知断裂使得抑郁症患者倾向于隐藏患病的自我，从而符合社会互动中的乡村伦理规范，这与乡村变迁中的医疗文化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非正式诊疗的合法性

房莉杰等人在对乡村社会转型医患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当下农村的医患信任是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并存[12]。在S村也部分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但由于抑郁症的特殊性，还表现出更多非正式诊疗的特性。在本文的案例中，患者基本上都求助过“民间偏方”，主要是道士和新娘婆等的仪式性治疗。民间治疗在S村的疾病治疗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

李容的哥哥：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还是要去医院治，但是在我们这里，你不可能治病不先找当地的新娘婆和道士看看，排除那些让人不心安的因素。而且如果村里人知道你没这个就直接去医院了，之后如果病情反复，会说你这家人不懂事……一般会在仪式中问之前你去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接触了什么人，一种是再现一遍你经历的事情，然后找出患病原因。因为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罪了祖先什么的，这样就可以改变你的运势，就不会生病，会好起来；还有一种是通过病人的头发、衣服那些物品，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吸引到这上面，丢掉这些东西，相当于那些东西替你生了病，并且把病丢掉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情况也不一样。

李容的哥哥认为，在乡村社会中患病是一定要进行民间仪式治疗的，不然会受到当地文化规范的谴责，这是内在于民间治疗中的传统文化权威。杨善华、梁晨在对河北某地农民的疾病分类和仪式性治疗研究中指出，对于相对贫困和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民而言，治疗比治愈更具有意义，所以会倾向于选择仪式性治疗，也是对村庄的社区伦理有所交代[13]。但是对于抑郁症的治疗而言，仪式性的治疗较其他疾病带来的效益更少，因为抑郁症在村庄的地方生物学中并不属于疾病，只是精神有问题，无躯体症状，难以诊断和治疗。就正式的医疗系统而言，抑郁症治疗中的文化权威主要基于生物医学的诊疗体系，生物权力之下关注的主要是疾病，而不是传统仪式治疗中的个体，并且因乡村社会的特殊情境，呈现出与其他疾病不一样的特性。

Z医生：医院就诊率低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患病的人不多。县里是从2011年才开始批准精神疾病治疗报销90%，这之后的有些治疗积极了一些，以前都开点药就回去了，基本不会再来。大部分人来就诊都是有很明显的症状了，一般他们都会先去人民医院看内科，有经验的医生会建议他们来这边看看。这个过程就已经筛掉了一部分患者，首先，不是所有的专科医生都能识别精神疾病的部分症状并且建议他来精神病院就诊，其次，大部分人觉得精神不好不是什么严重的毛病，一般开点什么治头痛的药就回家了。乡镇一般也不重视精神健康的宣传，只有说谁因为精神疾病自杀了才会稍微重视一下，不会看到背后的原因。

从Z医生的话中可以看到，正式医疗系统中的疾病分类还未真正对乡村疾病分类产生影响，以至于农民并不会对症状不显著的抑郁症给予重视，有很多人不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病。另外，农民对精神病院的排斥和“面子”文化的影响，也使其就诊非常艰难。Z医生说：“大部分人对精神病院很排斥，总觉得是那种精神分裂很严重的人才会来。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比知道自己患了癌症还让他们脸上无光。”再加之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复诊和持续治疗的意愿也很低。“真正来这里治疗的人，拿了药，治疗了后回家也不一定会引起重视，大部分人因为农忙什么的也不会来复诊，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去了精神病院看病。”这也表明正式医疗系统中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生物文化权威尚未在中国乡村立足，对抑郁症诊疗影响更多的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传统诊疗文化权威，社会现代转型尚未带来乡村文化和社会行动者实质意义上的转变。

三、结 语

乡村社会中，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尚未成熟，仅有的认知多局限于精神分裂症等症状明显的精神疾病，生理障碍并不显著的抑郁症尚未得到重视。社会转型往往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其背面也有诸多社会失范，社会失范带来的文化滞后往往伴随社会个体的脱轨行为。社会结构的遗留问题会成为抑郁症诱因及病患的行动逻辑，前文所述深受“成分不好”困扰的张鞋匠就是典型的例子。乡村的疾病分类体系和人们关于诊疗的认知，体现在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更多受到传统治疗文化权威的影响。抑郁症的隐性特征以及乡村社会的污名化带来的躯体化表达及个体归因，体现出个体行动不仅包含共享的社会意义，还有家庭和经历的个体意义。传统乡村伦理和认知规范在与现代多元价值规范的冲突之下，个体出现本体性焦虑，难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抑郁症作为社会转型中的变调之音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个体行动与社会互动可以具有多元象征意义，对于抑郁症而言，并不是这种互动的实践，而是在这个互动中产生的象征意义造就了疾病的过程和状态。所以，抑郁症并不只是作为变调之音存在，它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与个体行动合奏的结果，社会失范及脱轨行为与社会转型的发展进步是辩证统一的。对转型中乡村社会抑郁症的研究既不能忽视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亦不能忽视地方生物学这一社会情境的影响，社会结构带来了外在意义，而社会情境则影响了个体所赋予的内在意义。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裕，还要避免文化滞后现象的发生，这也是乡村振兴和社会扶贫工作的应有之义。面对当前乡村社会精神疾病的实际状况，需要加强关于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知识宣传，避免传统乡村疾病认知和诊疗文化对精神疾病的误导，从而延误疾病的诊断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