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

2021-11-23 18:06刘有安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年2期

刘有安，姜红

（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布依族是我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贵州省，散居于云南、四川、浙江、广东等省。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布依族人口有287万余人，位居全国56个民族人口数的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贵州等西南地区的布依族人口大规模流入东部城市务工。从流入浙江的布依族流动人口可以看出，受民族文化心理影响，其内卷化特征十分明显，制约了其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一、民族文化心理的概念和内涵

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国一些学者尝试探讨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概念和内涵。李太平认为，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在人们心理中的内化，是民族历史进程在民族大众心理中的凝结沉淀[1]。查明华认为，民族文化心理指受民族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人、对事、对物等客观存在和关系的心理行为反应倾向和方式[2]。刘世理、樊葳葳认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与该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沿久积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关，反映了该社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人们的价值观[3]。

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它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心理特质和精神素质的总和，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体现。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其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或相对偏远的地区，有相对聚居的地域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逐渐发展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了民族成员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情感需求。

二、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下布依族流动人口内卷化的生活现状

浙江省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域之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对劳动力需求旺盛，在“推力—拉力”作用下，诸多布依族人口赴浙江省各级城市务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布依族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90年“四普”时浙江省的布依族人口为1 288人；2000年“五普”增至21 457人；2010年“六普”时人口大幅增加，达到125 838人。目前，浙江省布依族人口超过万人的城市有宁波市、温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和台州市。虽未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但按照布依族以亲缘、乡缘为特点的定向性、团簇式迁移模式推断，目前浙江省布依族人口数量应不低于30万人，其中，绍兴市及其市辖区上虞区（上虞市于2013年撤市设区）布依族人口增长较快。从人口普查资料看，1990年，绍兴市有布依族人口115人，上虞市仅为7人；2000年，分别增加到2 036人和785人；2010年，绍兴市布依族人口突破10 000人，达到13 180人，上虞市更是增至3 105人。为深入研究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笔者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X镇工业园区的布依族流动人口进行了深入调查，其间专门请布依族大学生韦某及其家人协助笔者进行实地调查。

（一）布依族流动人口内卷化生活模式

1790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最早提出“内卷化理论”，又将其称为“锁入理论”，并将之与“演化理论”即“进化论”相对照[4]。戈登·威泽提出了人类学范畴的“内卷化”概念，即当一种文化模式固定化后，就会抑制自我外向扩张，产生内向精细化的发展形态[5]。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将内卷化理论引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方面趋于“内卷化”建构，既不认同城市社区，也不认同农村社区；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6]。布依族流动人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其城市融入既有所有流动人口内卷化的一般特征，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就业、居住、社交、娱乐、情感五个维度可以分析其内卷化特征。

其一，就业——“次属劳动力市场”拼生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Doeringer和Piore等人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受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不仅工作环境苦、脏、累，而且酬薪低、就业不稳定、向上一层级社会流动的能力低[7]。布依族人口长期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燕麦、高粱、红薯、土豆等粮食作物，养殖猪、水牛等家畜，其传统生计模式具有西南山地民族的典型特点。人多地少、生存环境差，使布依族人口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只要能找到比农村收入多的工作，他们都愿意干。笔者在绍兴调查时发现，40岁以上的布依族流动人口主要在一些工作环境较差的化工厂、家具厂、玻璃厂、建筑工地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6岁到40岁之间的人主要在纺织厂、电子厂、玩具厂等轻工业工厂务工，还有一些在餐饮企业、美发美容店、商场等处从业。这些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工资大都不高，上虞区X镇工业园区各厂的男性布依族工人月薪4 000元左右，女性月薪3 000元左右。可见，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符合“次属劳动力市场”工作环境差、收入低等特征。

其二，居住——“围厂而居”的孤岛化模式。因西南地区山多水多，布依族的村寨大都依山傍水建在山坡上，村民主要由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组成，小的村寨有十来户，大的村寨有上百户，这一居住模式也形成了布依族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相互重叠的社会组织特征。血缘互助和同族互帮是布依族社会生活的常态，也是布依族向外流动时呈现出链式迁移特点的原因。他们往往是亲戚一个带一个，同一村寨的人一个投奔一个，呈现出一种团簇式的伙伴性社会行动，也逐渐形成了多年定向性地向某地“春出冬归”的钟摆式往返流动特点。同一批次出来的布依族流动人口或进入同一工厂工作，或在距离较近的区域打工，之后投奔而来的亲戚朋友也往往被介绍进入自己或其他熟人所在的工厂。在X镇工业园区调查时发现，为了离上班地点近且亲戚与同乡间相互有个照应，布依族流动人口大多住在工厂较为密集的工业园区周边，或租住平房，或租住面积较小的楼房，这为相互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个以血缘和地缘熟人关系为载体且不易被外人发现的孤岛式居住模式。

其三，交往——“血缘相聚”的内卷化交往模式。戈登·威泽提出的“内卷化”理论认为，内卷群体会出现内部互动网更加繁杂、外部交流网逐渐断裂的发展趋势[5]。黎明泽研究发现，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社会交往“内卷化”和情感支持“族内化”的亚文化群体[8]。浙江省的布依族流动人口也是如此，工作时工厂的布依族工人们各忙各的工序，同一车间的同事之间也很少有说话的机会，下班之后大家都拖着疲惫的身体急着回家或回租住地，工作之外没有更多的互动机会，其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依然是亲戚或者同乡。2018年笔者调查期间，韦某介绍的数十位调查对象中，有韦某的表姨、姨夫、堂外公、堂叔伯、堂爷爷、堂奶奶、表姐、舅舅、堂哥等家族内成员和其他亲戚。韦某的堂哥说，这里的很多布依族人之间都能扯上亲戚关系，平时交往最多的就是各自的亲朋好友。注重亲情的布依族人在日常交往中常秉持宁让自己吃亏也不能亏了亲戚的观念，你来我往的交往使其在异乡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往往能在内部得到较好的满足，这使其人际交往渐趋内卷化。

其四，娱乐——新型社交媒介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传承。布依族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流动到外地的就业者会通过各种方式传承本民族文化。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交软件在移动终端上的普及和网络信号覆盖面的拓展，社交软件便利了人们的交流互动。在浙江省的布依族流动人口也广泛使用时下流行的社交软件——QQ和微信，不同地方的布依族流动人口都建有与户籍来源地相关的QQ群或微信群，如夜郎群、月亮河群、中寨群等。部分人是多个群的成员，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在群里互相问候、拉家常，或通过语音功能来对山歌、对布依族情歌和赠歌。尤其是在“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七月半”等布依族传统节日，QQ群和微信群里关于布依族各种文化的信息扑面而来，热闹非凡，民族文化氛围浓厚，极大地满足了在浙江等地务工的布依族流动人口民族文化心理归属感。

其五，情感——茫茫人海中独特的民族自我识别能力。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G.Herder）认为，个人对群体（民族）的归属感正如饮食、繁衍后代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9]。布依族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本民族成员充满了浓厚的情感和高度的认同。布依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本民族成员交流时使用布依语，与其他民族成员交流时使用汉语普通话或者家乡的汉语方言。即使讲普通话，他们也能从对方说话的声音、语气、语调及是否带有布依族特有的发音习惯等判断对方是不是布依族，部分布依族人表示自己能够从某个人的外在气质辨别出对方是否为本民族成员。在一个工厂调查时，我们刚进厂区，一位女性就走过来用布依族语问韦某是不是布依族，这显然是通过民族气质特征的外在表现来作判断。共同的民族气质特征会使民族成员内部感知到一种熟悉的“气息”，由此产生一种安全感和亲近感。

（二）影响布依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和城市融入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

民族认同既是巩固民族族体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民族认同的诸要素中，民族文化心理发挥着凝聚作用。如同其他迁移人口一样，流入浙江省的布依族人口在异文化氛围和异民族群体中试图寻找自己的同类群体，通过日常的互动拉近个体与小群体之间的关系。民族认同心理无疑让布依族流动人口在异乡找到了群体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让族内群体团结更加紧密，但其运作逻辑和负面效应影响了布依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进一步发展和族际互动。

1.族内互助的强化增加了个体的人情负担。布依族有重视血缘亲情和重义轻利的传统，亲朋好友遇到困难时会尽量帮助。无论每年春节过后团簇式流动务工时“老人”带出来的“新人”，还是家乡的新来者，布依族流动人口都会为其提供暂时的食宿便利，之后帮忙找工作、租房子、购置生活用品，尽可能安排妥当，后来者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亲朋好友。异乡的互帮互助为个人积累了人脉关系，促进了以血缘亲情和地缘乡情为核心的族内团结，但这种与现代经济发展理念偏差较大的文化心理，让少部分人产生了依赖心理。有一位布依族流动人口曾在绍兴市开了一家名为“贵州烧烤”的小店，因为亲戚熟人多、不好意思收钱或多收钱、亲友赊账等原因，最终亏本关张。类似案例较多，这给很多布依族流动人口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但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他们抹不开面子，怕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薄情人”。用一位调查对象的话说，热情的布依族人常常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受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人情往来虽有利于布依族流动人口内部的团结，但是不利于靠务工挣钱的布依族流动人口积攒更多的经济财富，以及在城市进一步发展。

2.人际交往的内卷化影响了布依族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获得。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布依族传统的人际交往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点逐步向外拓展的，逐渐生成了内聚性较大的“强”社会关系网络，血缘亲人不求多富，但求生活在一起。在工业化笼罩、本民族文化稀薄的异乡，布依族流动人口移植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建构模式，本民族成员对内抱团取暖、对外互动稀缺，由此也产生了日益内卷化的人际交往模式。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的疏密程度、网络成员的异质性会影响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累积，强关系提供的社会资本有限，弱社会关系能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最理想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既有少而精的强社会关系，又有多而广的弱社会关系[10]。布依族流动人口以血缘亲情和本民族成员为网络结点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包含流入地居民和其他民族成员的连接结点过少，无疑减少了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机会。

3.孤岛式的居住模式降低了布依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以血缘、地缘和族缘为基础的团簇状、定向性的链式迁移模式，使布依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再造了自己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的内卷化运行产生了一个无形的文化孤岛，他们无须与外界广泛互动也能基本满足自身的文化归属、情感寄托、困难救济。加之城市工作生活的快节奏，布依族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吃饭、睡觉、找亲戚朋友聊天喝酒所挤占，与族外群体互动交往的人数少之又少、领域窄之又窄、频次低之又低，浅表化、碎片化特征明显。长期的孤岛化会增加孤岛内群体文化与外界文化对接和整合的难度，由此产生的独特心理状态会抑制迁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和主动性[11]。布依族流动人口建构的隐形文化孤岛，虽增加了成员的归属感，但弱化了其与城市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兼容的主动性，自己无法深度融入城市，城市也无法广度包容。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布依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现实路径

民族文化心理是制约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城市融入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既影响了民族之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影响了其对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生活空间的吸纳。促进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要将政府的政策关心及其暖心行动、社会的爱心帮助、各民族的共心交融有机统一起来，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同心”，逐步消解其内卷化，使之成为以城市为家的新市民。

第一，政府要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落地服务，通过“暖心工程”让布依族流动人口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关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所以内卷化且城市融入度不高，除了其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之外，也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身份有关。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人口，既不能享受在地的公共服务，也难以获得足够强大的社会支持以提升其发展能力。破解这一难题，政府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仅在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增容扩项，让各族流动人口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权有所保，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让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尤其要推动“进企业、进社区”。在具体实践中，要以各民族传统节日为契机，通过开展“暖心工程”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送温暖，也可以组织民族联谊、民族文化宣传等活动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只有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体会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才会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祖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增强其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二，社会力量要通过对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各种爱心项目服务，增加布依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心”。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一支新兴力量，在我国各个地区蓬勃发展，东部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据2017～2019年《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浙江省共有社会组织51 368个，持证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2.64万人；2018年，共有社会组织55 298个，持证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4.8万人；2019年，共有社会组织68 977个，持证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6.5万人。可以看出，近年来浙江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数量的增长比较明显。但调查发现，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东部各省市社会服务项目涉及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较少，懂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工作者更是寥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要发扬关爱社会的理念，将服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其工作范畴，为国家的民族团结贡献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链接优质资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扶贫济困、心理关怀、医疗服务、权利救济、就业能力提升等专门化服务，让其感受到城市社会的友爱氛围，体会到处处有好人、时时有暖意，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加入到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和谐城市生活氛围之中，才能对城市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

第三，布依族流动人口要主动拓展跨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他民族一起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同心共筑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无论是流动还是定居，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因文化传统而产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差异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需要各民族成员超越单个民族的狭隘民族文化心理，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流动人口要走出基于民族身份差异、城乡差异和职业身份差异的心理迷惘，与更多的群体建立社会关系。提出“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的格兰诺维特就曾强调个体“弱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弱关系”能让个体拓展关系网，并使其从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以积累社会资本[12]。建立广泛的“弱关系”能为各少数民族在城市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并增加交往对象之间的社会信任。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信心以良好的心态与其他群体交往，逐步消解因民族文化心理产生的内卷化，加快融入城市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