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背景及意义

孙 静，徐 杰

（新疆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17）

当前国际社会再一次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循着西方末路前进，还是另辟蹊径，这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思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受到与会各方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让世人感到，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考虑中国问题、追求中国人民的福祉，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以及新党章修订，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其中，更彰显了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以国家间的利益汇合点为基础，强化共同利益维度，通过共享利益强化共担责任意识，最终形成的利益共同分享、责任共同担当、命运紧密相连的外交理念[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协商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印在处理西藏地方关系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2]（523）；平等对待每一个国家，无论其大小、贫富、强弱；坚持对话协商，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努力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第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各方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共同就是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就是既要统筹维护传统国家安全，又要共同实现非传统国家安全。合作就是通过沟通对话促进合作，进而实现各国安全、本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可持续就是以发展的合作的态度对待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并最终实现世界各国的持久安全。当今世界，人类地球村已经形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总体安全而实现自身安全。因此，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总体安全，必须摒弃“非你即我”的零和思维，共商、共建一条符合世界各国普遍安全的道路。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45～46）。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因自身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现象开始抬头，不断使用提高关税等手段阻碍外部产品向本国、本地区流入，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为此，必须积极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变革和治理，大力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有序发展，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当前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今天世界取得的进步正是源于文明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促使人类社会更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3]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海纳百川的特性。在中华文明延续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与域内外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结果。因此，进一步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在交流互鉴中取之所长、共同发展，不断转化世界文明成果，并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让人类文明成为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

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地球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地球自然资源为代价的，过度开发、野蛮利用让地球自然资源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及未来发展。因此，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国将“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3]，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与现有条件和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继承、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共同体理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及“协和万邦”的和平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天人合一”实际上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社会才能处于平衡状态。《礼记·中庸》中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408），其基本含义为，世界万物共生共存、相互滋润而不相互冲突；万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并不必然相互冲突。正是世界万物的多样性才使整个宇宙充满活力，对一物、万物产生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不同行为模式。“天下为公”是说天下是公众的，只有大家共同把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选出来治理社会，社会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和而不同”作为儒家的一种文化理念，强调对万事万物认知的多样性，即在具体问题中不必一定趋同于对方，这种认知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君子与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协和万邦”主张国家友好往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秉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理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到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再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无不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内化的最新成果。《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这个联合体就是社会主义，人们将在这里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和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一致，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世界理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合体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霸反殖”提供了理论基础。时代主题转变的科学判断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合作、发展、共赢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心声。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坚持睦邻友好，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和谐世界理念为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提供了思路。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体理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现有各种共同体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共同体是指一定人群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命运共同体则是一个多向度的概念。从内容看，有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军事共同体等。从地域层次看，有欧洲共同体、非洲共同体等。从实现层次看，必须经历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现层次的具体内容看，必须经历国与国的利益共同体、区域内利益共同体、区域间利益共同体，继而进入国与国的责任共同体、区域内责任共同体、区域间责任共同体，最终形成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古往今来，国家利益一直被视为国与国交往的核心因素。战国时期有各国合纵连横，19世纪初欧洲有各国联合抗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形成反法西斯同盟，二战后中美由对抗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些共同体皆为共同利益使然。然而，以往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由于社会经济联系松散，表现为一种暂时性的社会现象，国家间的合作随着共同利益行为的结束而终结。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经济交往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形式。

责任共同体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和手段。责任共同体是与利益共同体紧密相关的一个外交理念，旨在通过共同责任担当，使共同利益获利主体不仅享受获利，更要共同承担责任，形成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相辅相成、权利与义务相互匹配的权责利共享、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区域间不仅存在共同利益，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会面临诸多挑战。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同时，需确立彼此责任意识，即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只强调共同利益而忽略共同责任，共同利益最终会内化为单方面国家利益，演化为狭隘的国家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03）同样，利益一旦离开责任也会出丑。责任共同体理念在强调国家共同利益的客观性的同时，关注国家共同利益的主观性，即主观国家共同利益。责任共同体的提出，旨在通过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内化利益各方共同的“价值”和“信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的最终归宿。从利益共同体未来发展取向来看，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利益共同体的深入发展，继而形成国与国的责任共同体、区域内责任共同体、区域间的责任共同体，最终形成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超越民族、宗教、国家、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理念，是中国为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各种共同体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是紧密结合当今国内外现实需求而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外交理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当今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合作共赢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诸多难题和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已无法引领国际社会走向正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引领。

（一）人类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合作共赢成为共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人类社会相互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空前。

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冲破了原有国家间的限制。跨国公司的跨国分工和全球流动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更为便利，逐步形成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为主的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化网络。

国际政治格局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方向深入发展。两极格局瓦解，美国绝对实力相对下降，但依然强劲。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幅下降，但其核能力首屈一指，仍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极。欧洲传统大国已今非昔比，但欧洲国家联合体——欧盟是世界重要一极。日本经济军事技术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政治版图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经济实力飞速提升，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已成为世界重要一极。此外，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实力大幅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促进了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纽带，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飞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世界各国已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主权让渡。这种让渡是基于双方的利益诉求，即合作双赢、共赢、多赢。国际社会成员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国家间依然存在利益分歧，但通过冲突、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成本高、风险大，不是理性、务实的选择，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各国可以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通力合作来应对，从而达到双赢、多赢、共赢。

（二）全球化与信息化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化迅猛发展，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失衡，出现了一系列单一国家无法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尚未消退，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等威胁相互交织，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

恐怖主义呈现国际化特征。先后崛起的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人员构成呈国际化趋势，成员来自诸多地区和国家的极端势力。这些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呈现跨区域、跨国家的特征。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很多自媒体成为恐怖组织、恐怖势力传播暴力恐怖思想的舞台，恐怖主义呈全球蔓延的趋势。

国际网络安全问题日趋复杂。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相伴而生的大数据技术滥用、数据泄露、技术漏洞以及智能犯罪等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一是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威胁。二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主流文化等的冲击和威胁。三是对国家网络安全的威胁。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已呈现政治博弈、网络空间全面政治化，甚至网络空间技术革新都呈现大博弈趋势。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性重大传染性疾病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就已发生过多次重大传染性疾病，但并未出现全球蔓延。地球村时代，人口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一些传染性疾病呈现迅速蔓延的趋势，如非典（SARS）、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特别是新冠肺炎（COVID-19）等重大传染性疾病。

此外，人类还面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和酸雨、有毒有害物质跨境转移等，已成为每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与此同时，国际社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新干涉主义逆流而上，中东地区国家数度陷入混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为此，世界各国必须通力合作，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

（三）西方社会公信力速衰，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式微

从北美十三州的独立到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再到苏东剧变，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可谓深刻影响着世界七大洲、四大洋的所有地区。在整个20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民主、自由、人权的代言人。新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并未遵循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准则。苏东剧变之后，在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理念的主导下，先后导演了东欧、中亚及北非一系列“颜色革命”，即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亲西方政府，对一些人民认可但非亲西方的政府则通过各种手段抹黑、泼脏水，致使相关国家长期陷于混乱状态，非但老百姓渴望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化为泡影，甚至连生活和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在中东、北非地区，军事介入推翻非亲西方政府，致使该地区长期陷于混乱乃至战争状态。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近20年，伊拉克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卡扎菲独裁政权被推翻近10年，利比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叙利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干预下，依然在炮火和硝烟之中。

西方国家大力支持推动科索沃独立，全面反对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体现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此外，美国为实现自身战略利益，不惜暗中支持ISIS恐怖组织等劣迹，使其公信力急速下降，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备受质疑。

由此可见，新时代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引领国际社会走向正轨，国际社会需要通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面对当前国际社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梳理新的国际治理理念，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未来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明确信息，即中国发展强大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为国际社会带来全球治理新模式。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伟大“中国梦”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到“真实亲诚”的对非外交工作方针，从“正确义利观”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已初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战略理论体系。这既是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也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精髓，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征。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表明了中国姿态。中国威胁论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一直发酵，混淆民众视听，一方面源于西方理论上设定的“修昔底德陷阱”①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一国际关系铁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了解、不清楚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并以何种方式发展。从西方发展历程来看，西方世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新老帝国更替的战争史，从古雅典与斯巴达伯的罗奔尼撒战争到美西战争再到一战、二战皆是如此。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攀升，西方政界、学界预言，中美难以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义非凡。这一外交理念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写入新党章，表明了一种对人类未来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是向国际社会声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未来长期的一项外交方略。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国际社会提供的诸多公共产品，中国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并积极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在政治安全领域，坚持国际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积极主张在网络、外交和极地等领域建章立制。在经济领域，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天下为公”“寰宇一家”的全球意识。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体现出时代前瞻性。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未停止对和平的努力探索，无数先贤努力探寻人类社会的未来：从霍布斯的“敌意”社会到洛克的“竞争”社会，再到康德的“朋友”社会，都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深入思考。“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普世价值论”等关于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不断呈现，主张由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或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或主张推广某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但这种单极世界构想并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两极格局瓦解、单极构想破产、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向哪里去，人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一系列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模式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期，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多项选择。2017年11月，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两份联合国决议，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鲁罗姆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前瞻性，是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有效办法，应该在多边领域加以推广”[8]。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合作共赢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诸多难题，如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军备竞赛、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尚未退却、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升温等，与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生态环境恶化等威胁相互交织，致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西方社会价值体系已无法引领国际社会走向正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体现出中国智慧和中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