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关内大规模移民对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的影响

谢景泉 刘志军（.朝阳市委党校，辽宁朝阳69；.建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辽宁建平499）

明朝宣德年间,蒙古朵颜三卫南下,逐渐占据了今朝阳地区和河北北部等长城沿边地区。朵颜三卫在元朝时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南部，因此没有被汉化，他们进入辽西地区后仍过着游牧生活，并为这里的山川和游牧地取了蒙古语地名。据明人米万春著《卢龙塞略》附《夷中地图》[1]，在今辽西一带就已经有恶木林（即敖木沦）、东旱落兀素（哈伦勿苏）、心集（僧机）等众多的蒙古语地名。16世纪中叶，土默特部和喀喇沁部东迁，并融合了朵颜兀良哈部，但他们仍继续沿用朵颜兀良哈所取的地名。清初土默特部又东迁到今朝阳县、北票市和阜新地区，土默特部当时还处在游牧阶段，他们一方面利用原有的地名，一方面又为空旷的游牧地取新名。朵颜兀良哈部取的地名(在今凌源市、建平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和后东迁的土默特部取的地名（在今朝阳县和北票市境内）构成了今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源头。这些蒙古语地名虽然后来失传许多，但还是有大部分流传下来。据初步统计，现在朝阳地区流传下来的蒙古语地名有两千多个（含被意译成汉语的地名）。这些蒙古语地名经历了300—550年的历史。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受汉族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汉语的强烈影响，这些蒙古语地名被深深地打上了汉语烙印，有的成为汉语按蒙古语音译的地名，有的成为按蒙古语意译的汉语地名，有的成为按蒙古语音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的蒙汉语混合地名，有的讹化为汉语地名。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蒙古语地名被意译的汉语地名或被与原蒙古语地名含义毫无关系的汉语地名所取代。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一、关内大规模移民使汉族逐渐成为多数族，蒙古族在长期与占多数的汉族人交往中被汉化，这使蒙古语地名失去直接传承

汉族人进入朝阳地区早在康熙时期就已开始，当时主要是为蒙古族垦荒种植者、商人建造寺庙及房屋的匠人等。他们来到蒙旗后，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2]，以至出现了“随蒙古”现象。但是到康熙末期，移民已经逐渐增多，据统计，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口外的垦荒者多至十余万[3]。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人口膨胀，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和连续遭受水旱蝗灾，导致出现许多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背井离乡,纷纷加入闯关东的队伍。到乾隆末期，仅建昌县（含今凌源市、建昌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朝阳县（包括今北票市和阜新市）移民户数39 086，人口达160 513[3](137)。这时汉族人口已超过蒙古族，成为多数族，而汉语也成为主流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汉族人不必像以前那样“依蒙族、习蒙语”，反而蒙古族人开始深受汉语影响，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在原来喀喇沁左、中、右旗和土默特左、右旗境内设厅，乾隆末期又改为州、县，这样卓索图盟的地方建制已与关内接轨。当时来往的公文、蒙汉民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及刑事案件递交的诉状等都要求用汉语书写，否则不予受理。另由于蒙古族人的姓氏音节较多，用汉语表达比较麻烦，于是蒙古族人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启用汉族姓氏。发现乾隆时期蒙汉民之间签订的地契上汉语书写在前，蒙古语书写在后，用汉语书写的蒙古族人名有的已改了汉族姓氏，如《安泗海合同》《倪大老爷约》等[4]，这说明当时汉语已经成为主流语言。随着后来汉族人逐渐增多，蒙古族的汉化也在加快。清末至民国年间，凌源县、建昌县、建平县、朝阳县北部、北票市的蒙古族绝大部分已经汉化，并取了汉族姓名。蒙古族与蒙古语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世代传承着故乡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读音及部分地名的来历和含义，如果蒙古族人汉化，失去母语，那么蒙古语地名的传承就会出现中断，后人也就很难了解蒙古语地名的来历和含义。《凌源县志初稿》卷五山川篇记载:“独其山川名称，载之《承德府志》《塔子沟纪略》，多系蒙文，唯今蒙人多有不通蒙古语者，询以月华山之为僧机图，大凌河之为白狼水，往往茫然”[5]。现今在蒙古族居住的村庄，80 多岁的蒙古族人已经不会说、写蒙古语，他们甚至也随着汉族人望文生义地去解释蒙古语地名的含义。

二、汉族人在翻译和传承蒙古语地名时出现了变音、减音和讹化为汉语地名的现象

最先来到蒙地的汉族人是商人和为蒙古族垦荒种地的农民，他们在与蒙古族人交往过程中对蒙古语地名进行了翻译，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翻译:

一是音译。如“德吉勿苏”“巴彦和硕”“叩勿苏”“波罗赤”“石金大坝”“敖木沦”等。音译蒙古语地名基本上保留了蒙古语地名的原音节，使后人能够根据其谐音去对应蒙古语，进而翻译其含义。但由于蒙古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用表意文字去标注表音文字有时很难对应汉语谐音的字词，只能用汉语近似音的字词代替，或者干脆省略，这样就出现了变音、减音的蒙古语地名，如“大推棚铺”译为“大屯”，“公俄日皋艾拉”译为“公皋营子”，“嘎力嘎吉尔”译为“嘎力嘎”，“吐卜浩绕”译为“套卜河洛”，“新楚德”译为“新丘”，“义拉拉图”译为“拉拉屯”。由于出现变音、减音现象，使后人很难根据流传下来的蒙古语地名去对应蒙古语的谐音，也就很难翻译蒙古语地名的含义。

二是意译。汉族人对蒙古语地名也进行了意译，朝阳地区有许多“X 家子”的地名，如“两家子”“六家子”“二十家子”“五十家子”，这些地名大部分是因蒙古族居住户数而得名。如朝阳县六家子镇“六家子”村蒙古语原称“朱日皋格日”，因清初一蒙古族官员带着家属及五户属民来到此地驻牧而得名，汉语译为“六家子”。朝阳县西营子乡的五十家子蒙古语原称“塔毕格日”，因清初此地有五十户蒙古族居住而得名。还有“X 官营子”的地名，如“东官营子”“西官营子”“三官营子”“五官营子”“六官营子”等，这类地名皆因蒙古族官员或台吉、塔布囊贵族在当地建有府邸而得名。意译地名容易使人误认为现在的地名就是原来的地名，从而割裂了地名所在地的历史文化。

三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这类蒙古语地名是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中数量最多的。分两种类型，一是前缀汉语型，为衍生的地名，如“上波罗河硕”“下波罗和硕”“东乌兰和硕”“西乌兰和硕”“大巴布勿苏”“大土里根”“小土里根”“上桃花吐”“中桃花吐”“下桃花吐”等；二是后缀汉语型，多为后缀汉语山、岭、梁、河流、泉、营子的蒙古语地名，如“努鲁儿虎山”“僧机图山”“嘎力嘎梁”“土里根河”“蒿松沟”“坤头波罗泉”“德立吉营子”“吉利嘎营子”“章京营子”等。音译与意译结合译蒙古语地名也容易造成变音、减音现象。

另汉族人在音译地名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译地名的过程中还把部分蒙古语地名译成了汉语地名，也有的蒙古语地名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讹化为汉语地名的。按理，汉族人在翻译蒙古语地名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容易产生歧义的汉字及词汇，可是当时翻译蒙古语地名的不是蒙汉兼通的翻译家，而是无文化或稍有文化的农民、商人及工匠，他们在翻译蒙古语地名时，为方便记忆，违反了翻译规则，使用了容易产生歧义的汉字及词汇，这样就使翻译的蒙古语地名讹化为汉语地名。如“隆和沟”译为“老虎沟”，“乌鲁斯台”译为“五龙台”或“五岭四台”，“乌巴什”译为“无宝石”，“什巴尔台”译为“十八台”，“莽努特艾拉”译为“/牛营子”，“拔什户艾拉”译为“百户营子”，“嘎查”译为“缸岔”，等等。或者为了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根据谐音改成吉祥地名。如把“乌兰岗根”译为“卧龙岗”，把“呼和苏莫艾勒”译为“富和村”。此类地名由于被讹化为汉语地名，使后人误认为讹化后的汉语地名就是原来的地名，这就割裂了地名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进行追根溯源，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容易被迷惑。如“桃花吐”看起来很像是汉语地名，可是我们查阅《塔子沟纪略》卷六古迹篇可知，“桃花吐”原称“哈拉桃花图”[6]，蒙古语意为有黑锅的地方，即因桃花山似扣在地上的黑锅而得名。再如“黄花滩”也很像汉语地名，可是我们到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并不在河滩上，而是在一个不太高的台地上。据调查得知“黄花滩”为蒙古语“浩特音布鲁克”，“浩特”为辽代建州遗址，“布鲁克”为部分人家之意，这是一个反映蒙古族驻牧不久的蒙古语地名。“中官营子”并不是中部的官营子之意，而是蒙古语“准嘎日”的谐音，为左手或东部（的村庄）之意。该村庄西南部有“八楞罐”地名，是蒙古语“巴润嘎日”的谐音，为右手或西部（的村庄）之意，与中官营子地名相对。建平县叶柏寿南部有“顺治沟”地名，“顺治沟”并不是因顺治皇帝来过此地而得名，而是因沟里的山顶上有通透的石洞形如器皿提梁，蒙古语称“僧机、森支”，讹称“顺治”，沟因山而得名。

三、有的蒙古语地名在流传过程中被汉语地名代替，致原蒙古语地名失传

《建平县志》卷三舆地记载:“唯山川旧名多为蒙古译音，自清乾隆以后，汉族出关垦种，以年荒地薄，汉、蒙之人时有迁徙，今执籍以访旧名，已不能存什一于千百矣。”[7]可见，建平县的蒙古语地名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严重失传。朝阳地区已失传的蒙古语地名有的在旧志书、旧地图、寺庙碑文、寺庙钟铭文和旧地契上有记载，另在民间世代口传中也有传承。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失传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意译的蒙古语地名所代替。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的“水泉”村，蒙古语原称“吐力根宝力格”，龙城区七道泉子镇“七道泉子”村蒙古语原称“道伦波罗”，北票市的“黑城子”蒙古语原称“哈喇浩特”，朝阳县王营子乡的“黑虎营子”蒙古语原称“哈喇巴尔艾拉”，朝阳县二十家子镇“二十家子”村蒙古语原称“和林格日”。二是被与原蒙古语地名含义毫无关系的汉语地名所取代，如北票、建平的/牛河与第二/牛河，蒙古语原称“图尔根河”，汉意为“急流河”。朝阳市南郊的“南大桥头”蒙古语原称“大赉营子”，该村曾有一喇嘛庙，庙院内的石碑上刻有“大赉”人名，后因有人在此开店，称“大赉店”，现“大赉店”地名已失传。朝阳县胜利镇新中国成立前有赤木底营子，因齐莫德氏族驻牧而得名，后被前营子、后营子代替。朝阳县南双庙镇的“八道河子”蒙古语原称“岔布奤河”，蒙古语意为有枣的河流，因“岔布奤河”（今槐树洞沟河）汇入而得名，该镇的“蒙古营子”原称“岔布奤营子”，因“岔布奤河”流经村西而得名，现在“岔布奤河”和“岔布奤营子”只在当地的蒙古族老人中有记忆。朝阳县胜利镇“董家店”村蒙古语原称“巨日和阿贵”，因有通透的山洞而得名，后汉语意译为“穿心洞”，因董家在此开旅店，遂称“穿心店”，因不雅而改为“董家店”，而“巨日和阿贵”地名失传。朝阳县柳城镇的“小南营子”蒙古语称“锡日勒德”，“锡日勒德”为土默特氏族名，族人后改谢、席姓，现在“锡日勒德”蒙古语地名只在少数蒙古族老人中流传。青龙河蒙古语原称“固沁河”，现“固沁河”地名已失传。蒙古语地名的失传，不但使后人误认为现在的地名就是原来的地名，而且还给研究蒙古族地名文化带来损失。

四、历史上注重用汉语去整理、传播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加剧了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

随着汉族人大规模进入朝阳地区，地方建制在雍正、乾隆年间也逐渐与关内接轨，官方对民间翻译和传承的蒙古语地名也用汉语进行整理与记载，如康熙时期曾派人花费30年时间绘制了汉语版和满文版《大清皇舆图》，但朝阳地区只标注27 个用满语音译自蒙古语的地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塔子沟理事通判哈达清格所著《塔子沟纪略》，对喀喇沁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的山、岭、梁、河流、泉、村庄的蒙古语名称进行了记载。据笔者统计，《塔子沟纪略》在卷二疆域村庄篇中记载两旗村庄名称140 个，其中来源于蒙古语的地名79 个，意译为汉语的地名23个，讹化为汉语的地名25 个。在卷四诸山篇中记载两旗蒙古语山名75 个，在卷五河道篇中记载两旗蒙古语河名30 个。山岭、河流被意译或讹化为汉语地名的较少。《塔子沟纪略》记载的山川村庄名称后来被《承德府志》沿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绘制的《卓索图盟西土默特旗图》①《卓索图盟东喀喇沁旗图》①对土默特右旗(今朝阳县、北票市)和喀喇沁左旗(含今凌源市、建昌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语地名用蒙古语和汉语进行了标注，但是两图只标注重要的地名，一般的村庄地名未标注，如《卓索图盟西土默特旗图》只标注60 个地名，其中还有音译的九关台门、松岭门和新台门等汉语地名。用蒙古语整理的蒙古语地名不但不全面，而且传播和影响也有限。民国年间编纂的《凌源县志初稿》《建平县志》《朝阳县志》也对蒙古语地名进行了记载和标注。《朝阳县志》的编纂者“兹特详为采访，据实编纂，以期闻见之符，志山川”[8]。《建平县志》的编纂者“兹叙山川，概从今名，如旧名之可稽者，纪之”[7](103)。但三部县志皆未请蒙古族学者参加编纂，对记载下来的蒙古语地名皆未翻译其含义。而《凌源县志初稿》的编纂者“因时制宜，悉依现今普通名称，以同车书也”[5](92)，这样就弃用了原来的蒙古语地名，结果《凌源县志初稿》虽然是三部县志中记载村庄名最多的，达到2180 个（记载到自然村落，有68个村的自然村落空缺），其中蒙古语村名只有222 个（含部分意译为汉语的地名），只占总数的1/10 多，在222 个蒙古语地名中被讹化为汉语的地名70 个。1981年在全国开展的地名普查工作中，朝阳地区整理编纂了《朝阳地区地名普查目录一览表》，有的县做得较好，请蒙汉兼通的学者参与地名调查整理工作，对蒙古语地名的调查全面，对其来历及含义解释得准确。有的县对流传的蒙古语地名只是依据民间口传资料进行了记载，未根据旧志书、旧地图等资料进行核实，也未征求当时健在的精通蒙古语的学者及懂蒙古语的年长者的意见，导致对蒙古语地名的来历及含义解释错讹较多。

实际上，虽然在乾隆时期蒙古族就开始出现汉化现象，到清末及民国年间，在蒙汉杂居地区或村庄，蒙古族人已大部分汉化，只有少部分老人还讲蒙古语，但在蒙古族集中居住的村庄的蒙古族人，不论老少，他们在民国时期仍讲蒙古语，仍在传承家乡及周边的蒙古语地名，即使是现在有的村庄还有极少数90 岁以上精通蒙古语的蒙古族老人仍能传承其家乡及周边村庄的蒙古语原始地名，如1930年出生于朝阳县十二台小南营子的蒙古族老人佟义和，自幼年受蒙古语熏陶，少年时期又到黑城子王府小学接受蒙古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蒙古语教师，他至今仍能准确地说出家乡及周边村庄世代传承的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读音，如龙城区大平房镇的黄花滩蒙古语称“浩特音布鲁克”，龙城区边杖子乡的“姑营子”蒙古语原称“岔不干赤艾拉”，该乡的“蛤蟆台营子”蒙古语原称“和木尔奤布鲁克”，龙城区的“西大营子”蒙古语原称“艾乃布鲁克”，朝阳县的十二台营子蒙古语原称“锡勒布鲁克”，双塔区孙家湾乡的“花章营子”蒙古语原称“呼吉尔艾拉”，“饮马池营子”蒙古语原称“伊马赤布鲁克”，这几个地名都是反映蒙古族驻牧不久的蒙古语地名。1928年出生于朝阳县木头城子镇扎兰营子村的蒙古语教师白瑞华，少年时期进喇嘛庙学习蒙藏文，青年时期在赤峰师道学校学习蒙古语，毕业后任蒙古语教师，现在他不但能准确翻译出木头城子镇的绝大部分蒙古语地名的含义，而且还能回忆出多个被汉语地名代替已经失传的蒙古语地名。佟、白两位蒙古语教师的案例可以说明，朝阳地区的蒙古语地名在蒙古族人之间一直是世代口口相传的，即使有的蒙古语地名被用汉语意译地名或被与原蒙古语地名含义毫无关系的地名所代替，但蒙古族人仍在传承着原始的蒙古语地名读音。如果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对蒙古语地名能够用蒙古语进行全面的调查整理，就能把当时朝阳地区各地有文化的蒙古族老人传承的山川、村庄地名的含义及来历记录下来，可惜的是，此问题当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现在许多蒙古族人居住的村庄能够传承蒙古语地名的老人大都已经过世，只有极个别村庄还有老人健在，但他们只是对其家乡及周边村庄的蒙古语地名能够解释其来历及含义，对于距离家乡较远处的蒙古语地名则不太熟悉，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错过了整理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最佳时机。

朝阳地区由于邻近长城关口，因此是东北最早接受闯关东的汉族人并最早受汉族文化影响致蒙古族最早汉化的地区，也是东北蒙古语地名被汉化最严重的地区。我们研究朝阳地区的蒙古语地名，必须从朝阳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历史背景去考察，一是要加强对现在传承下来的蒙古语地名深入研究，以探讨其蕴含的蒙古族历史文化；二是要依据朝阳地区蒙古语地名讹化为汉语地名现象比较严重的特点，对现在的汉语地名要根据旧志书、古地图、寺庙碑文、寺庙钟铭文、地名普查资料、家谱、地契及实地调查进行认真的考察，以判断其是否是由蒙古语地名意译过来的或是由蒙古语音译地名讹化过来的地名；三是要根据各种资料和采取多种手段去搜集已经失传的蒙古语地名，这样我们才能对朝阳地区的蒙古语地名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①《卓索图盟西土默特旗图》《卓索图盟东喀喇沁旗图》来源于乌云毕力格主编的《蒙古游牧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