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欲到城邦兴衰
——读《爱欲与城邦》

杨 虹

（渤海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13）

在今人看来，爱欲是一种极为私人化的激情，它与公共事务毫无关联。如果爱欲不能升华，具有爱欲特性的爱情不能升华为公民的奉公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从而加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那么思想家们就只能诉诸他途，他途并非“捷径”。比如在卢梭的政治设计中，公民的奉公精神来自对自爱自利这一自然禀性的克制，这种克制又是通过公共教育潜移默化、细致入微的影响来实现的。显然，卢梭的政治设计代表了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仍无法弥合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希腊的理论家们则认真审视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的爱欲基础，为今人或者说现代思想提供了一种将私人和公共领域联系起来的桥梁。路德维希发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爱欲与城邦》一书的主旨。

一、爱欲是城邦的基础

作者在引言中写道：“古希腊政治话语一再认为，是充满爱欲的激情导致希腊城邦的兴起、存续及衰落。古代政治思想家相信，爱欲虽是极为个人化的激情，却和公共事务息息相关。对他们而言，爱欲一词远远不止具有爱和性欲等普通含义，还囊括大量的用意，诸如抱负（ambition）、爱国主义，以及其他具有严格政治色彩的愿望。”[1]1得益于路德维希的发现，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爱欲与城邦的关系：爱欲自身具有的特质使其能够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路德维希首先考察了爱欲的语义内涵。关于爱欲，古希腊时期，最开始出现的词语是“爱洛斯”（eros），意思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渴望”，通常理解为“据为己有的欲望”。[1]8-9也正因如此，后来很多学者将爱欲解释为一种狭义上利己的欲望——性欲。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们忽视了爱欲最初具有的“渴望”的意义。“爱欲”一词从人的情感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心理，是一种共情能力。从原初意义上来说，“爱欲”是各种欲望的基本结构。作为“创世欲望”[1]11，爱欲是其他欲望的基础，是将众多激情统一在一起的欲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欲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外延意义。“性欲只是爱欲众多类型中的一种（有限的）类型。”[1]11利己的欲望、性欲、占有欲等都只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除此之外，抱负、爱国主义及其他具有严格政治色彩的愿望，则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利他的心理。古希腊的爱欲有着丰富的内涵，正是利他的心理使爱欲成为城邦的基础。在路德维希看来，爱欲虽源于个人的激情，却又远远高于个人的激情。从语义上看，爱欲内含的共情因素、原初意义上作为基本范畴的统一性及其利他的内涵使其具有延伸至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路德维希更是进一步考察了爱欲的政治话语。路德维希将爱欲的政治话语分为三个分支：政治男色、公民友情（或共识）、城邦（爱欲的对象），并且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政治男色促进公民友情（共识），公民友情（共识）作为黏合剂使公民团结一致，从而引向以爱欲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具体而言，政治男色指的是成年男子与青年男子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爱超越了生理层面，更多的是一种“骑士之爱”。青年男子思慕的是成年男子大丈夫的男子气概，成年男子引导青年男子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在其身上重现自己的品格。在他们之间，爱欲并不像情侣和父母子女之间的有限的爱，而是更加崇高、普遍的爱。也正是因为对有限性的突破，在古希腊城邦中，爱欲获得了升华，政治男色由此成为一种具有共同意味的信仰，真正引领着个体走向融合。政治男色中所表现出来的慷慨的爱，成为爱欲政治化的基础。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基本上是成年男性，可以说男性公民主导了政治生活，因此，公民之间的交往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受到政治男色的启发引导，公民友情（共识）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公民友情发扬了政治男色中体现出来的慷慨的爱，将爱欲与友情融合起来，将占有欲与对善、美的追求结合起来，将异性和同性之间相互“所属”[1]262的爱扩大为城邦公民友情（共识）。公民友情不仅能够增加城邦整体的“政治或军事优势”[1]23，更重要的是其中强劲的共情因素，源自爱欲的激情在友情中继续加深，并且将单个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其特殊之处在于男性公民之间的深厚情谊的持续，形成了城邦中的团结一致的理想局面。“城邦自身可能变成一种婚姻般的情感关系，换而言之，在这种关系里，爱欲是（或提供）黏合物，将里面的成员凝聚在一起。”[1]23公民友情是“一体性”的爱，指引人类形成“一种‘非天然的’（un-natural）整体或伙伴关系而产生子息和城邦建设工作”[1]71。正是因为这种一体性感情的存在，才有可能引向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以爱欲为基础，是扩大了的、普遍化了的对“所属”的爱，不是低俗的、私人占有的爱，也不是非血缘关系的公民之爱，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对于整体城邦的爱，“爱慕城邦这个抽象实体，像追求人类情伴般追求她”[1]385。爱国主义源于对“所属”的爱，而又远远高于对“所属”的爱，爱欲及“所属”在此都获得了整体性的升华。由此可见，爱欲政治话语中三个分支，无论哪一个，都指向政治共同体，三者之间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城邦的基础。

二、爱欲导致城邦的衰落

路德维希不仅看到了爱欲既能导致城邦的兴盛，也看到了爱欲必将导致城邦的衰落。在路德维希看来，爱欲作为慷慨的爱，以其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独特特质成为城邦的基础，但同时作为激情的爱欲本身也存在着打破共同体的因素，因此，爱欲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爱欲使城邦公民凝聚在一起，并引向爱国主义，使城邦坚不可摧；另一方面，爱欲的私人性特质又蕴含着使城邦解体的因素。路德维希认为，过于强调爱欲会导致爱欲的同质化，爱欲的同质化终将使城邦从政治共同体演变为家庭进而演变成个人。不仅如此，作为激情的爱欲具有不稳定性，它的私人化会侵蚀城邦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根基，从而导致城邦的瓦解并消失。

具体而言，爱欲的同质化是城邦衰落的原因之一。公民友情（共识）将城邦中的公民紧密团结到一起，城邦中的所有人都以城邦为欲望客体，这样政治化的高尚情感成为每个人自愿的、理所当然的追求。但是，在共识发展到极限的情况下，会出现公民同质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城邦中，公民的形象、功能、追求高度一致，公民变成了可替换的部分。以家庭为例，公民完全可以担负起父亲的角色，将他人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并对其悉心教导，成为像他一样合格的公民。这样慷慨的爱虽然能够凝聚整个城邦，但在极限情况下，它也变得不再高尚，成为可以随时被替代的爱。爱欲同质化的结果是城邦的消失，亚里士多德以数学求极限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思想论证：“先假设决定共同体类型的变量之一是其成员的同质度。若在共同体同质度无限增大时去求证共同体的极限情形，那么你会发现，城邦也会消失得越来越快，先变成一个家庭，后再次变成一个个人。”[1]411可见，在极限的情况下，同质化的爱欲会导致城邦的消失，最终使城邦变成了每一个个人。

除此之外，爱欲的私人化倾向更是城邦潜在的敌人。希腊理论家们从爱欲的角度审视古希腊城邦的基础，这是看待政治现象的独特方式。但“爱欲作为具有私人化倾向的激情，对公共领域最终具有破坏和私化效应”[1]452。正是爱欲中的私人化倾向，从内部侵蚀和瓦解着政治共同体。政治男色中同性之间的爱虽然传递共识，促成公民友情，加强公民之间的凝聚力，但前者是为了在后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再造一个自己，而后者则是为了从前者身上习得男子气概，从这个角度上看，爱欲就是私有的爱。同时，公民友情既包含着对善的追求也包含着占有欲，但希腊理论家们过于强调前者，却忽视了后者。路德维希则认为，公民友情是通过对他人的追求，使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才会追求更高的善，换言之，也是对善的一种占有。爱国主义作为爱欲的最高形态，是理想状态的对共同体的爱，它也是对“所属”的爱，只不过爱欲的主体变成了全体公民，客体变成了抽象的城邦，公民因为城邦属于自己而爱它，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爱欲私人化的表现。因此，在路德维希看来，爱欲有着很复杂的内涵，既有普遍性特质的一面，也有私人化特质的一面。作为激情本身，爱欲具有不稳定性，有朝着共同性升华的趋势，也有朝着私人化方向倒退的可能，前者指向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如公元前5世纪发展至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城邦鼎盛时期，后者则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的衰落时期。

三、城邦瓦解的根本原因

路德维希从爱欲的角度再次审视了希腊城邦的兴衰，他的重要性在于不仅为今人提供了一种看待政治共同体由盛及衰的方式，而且促使今人反思人性在现代社会中与政治性问题的关系，特别是爱欲在当今社会中更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路德维希只是揭示了希腊城邦衰落的可能性，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刻揭示希腊城邦衰落的现实性。而这一现实的原因则在于基督教强劲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现代政治哲学对个人的推崇，张扬了个人生存欲望，并且予以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彻底摧毁了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根基。

从爱欲下降为个人的生存欲望经历了基督教创造的具有抽象平等人格的个人这一重要的阶段。保罗的“因信称义”肯定了个人可以通过信仰直接到达上帝，实现个人的救赎。个人通过自我意识的展现逐步脱离了教会的控制，同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路德的宗教改革沿袭了保罗传统，再次肯定了每个人的独立性。因此，在城邦中，个人依托政治共同体而生存，而通过基督教，一个具有抽象平等人格的个人的诞生使个人从政治共同体中走了出来。

当个人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个人何以生存？现代政治哲人霍布斯给出了一个切近人自然本能的生存之道。霍布斯认为，支配大多数人情感的自然激情就是竭力保存身体的欲望。[2]在霍布斯看来，每一个人都用尽一切手段来保全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一项不受任何约束的保全身体的绝对权利。也就是说，个人依靠“自我保全的欲求”“在世之中”。在霍布斯之后，洛克从安稳舒适的角度为这一自然个体提供了私有财产权的庇护。洛克的“‘私有财产权’使一个人具有了真正成为‘个人’的条件和能力”[3]。从霍布斯的自我保全权利到洛克的私有财产权，个人对自我的关心、对财产的关切无疑最终使他们成为原子式的个人，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而为现代政治社会提供了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当然，“洛克的‘个人’与霍布斯的‘个人’有本质区别。霍布斯的个人是一个天生的欲望主体，保护自己是这个人最基本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主观的、自我中心的，同时又是自然的、完全受生命的自然律制约而与道德无关的……洛克的……个人绝不仅仅是必须保护自己的自私的自然性存在，而首先是值得被保护的道德个体，即使是自然法中的个人也受自然法的道德律支配，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令’并出于对人类的爱和尊重而行事”[4]。尽管如此，经由基督教，通过现代政治哲学的“洗礼”，爱欲丧失了其普遍性的维度，仅剩下生存欲望及欲求安逸舒适这一私人性的维度，这一维度在脱离政治共同体的个人身上尽显无遗，这才是希腊城邦衰落不可避免的深层次根源所在。

四、结语

爱欲包含着“对占有的需求和对美的反应”。希腊城邦政治发挥了爱欲的普遍性维度，注重对美的反应，并希冀以此来构建理想的城邦。路德维希发现，爱欲一方面支撑着共同体，另一方面也侵蚀着共同体，这是他独到的见解，值得肯定。但是他夸大了爱欲在共同体确立及解体中的作用，对爱欲语义内涵、政治话语的解释实质上都是价值应然层面的论述，认为理想中的爱欲指引并构建了希腊共同体。但路德维希却忽视了作为激情的爱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其不稳定的私人化特质在极限状态下会导致共同体的解体。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强劲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现代政治哲学对个人的推崇，使爱欲丧失了其普遍性的维度，仅剩下生存欲望及欲求安逸舒适这一私人性的维度，这是造成政治共同体瓦解的根本原因所在。遗憾的是，路德维希对此并没有做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