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宗西巡凉州圣容、护国寺考辨
——以西夏文《圣寺同乐歌》为考察重点

李晓明

俄藏黑水城出土编号Инв.№121V 的蝴蝶装西夏文抄本《宫廷诗集》（甲种本）是记录西夏皇室活动的重要活动文献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83—311 页。，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以来即备受关注。以《诗集》（甲种本）第7 首《整驾西行烧香歌》为例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87—289 页。，学界曾先后围绕西行甘凉的西夏皇帝身份、圣容寺与圣容提举司等问题多有探讨。毋庸置疑，西夏文《宫廷诗集》确实为我们了解西夏王室的活动与史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除《整驾西行烧香歌》以外，同集第12 首《圣寺同乐歌》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93—294 页。应当也是反映西夏仁宗李仁孝（1139—1193 年在位）西巡凉州圣容寺相关史实的诗歌。

西夏仁宗整驾西行河西作为西夏学界研究与争议的热点，随着俄藏西夏文《宫廷诗集》的解读而逐步趋于深化。梁松涛、杨富学以《整驾西行烧香歌》中出现的“盘禾山雕造玉神佛”线索，判断西夏皇帝曾亲至河西永昌圣容寺烧香，结合张掖《黑河建桥敕碑》考证西巡皇帝为夏仁宗，时间当为西夏乾祐七年（1176）①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其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 年第5 期，第66—69 页。。苏航认为西行烧香皇帝也有可能是桓宗李纯祐（1193—1206 年在位）②苏航：《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民族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92—97 页。。孙伯君在《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一文中将俄藏编号Инв.№5198 卷子装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与甲乙本勘同并再拟题后，倾向于认为诗歌撰作于夏仁宗后期③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此外，对西夏圣容寺的关注始于西夏陵仁孝墓中出土有“年中西隅，圣容众宫”内容的西夏文残碑④李范文：《西夏陵墓出版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附录第М2X：39+48+158（图版八）。。起初，史金波将此译释为一所寺院，认为当在西夏西境⑤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第158—166 页。，牛达生对此也表示认同⑥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民族研究》2006 年第6 期，第89—91 页。。随着研究深入，史金波进一步指出西夏陵碑文所记寺院可能就是甘肃省永昌县御山峡西端的圣容寺⑦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613 页。。彭向前曾判断圣容寺在西夏陵⑧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 年第5 期，第100—102 页。，后修正西夏圣容寺只有一处，即夏仁宗所巡幸的永昌圣容寺，并分析《天盛律令》中的“圣容提举司”为供奉帝后神御的寺署，进而指出“圣容”不单指永昌御山峡瑞像石佛，也寓意帝后神御，圣容寺借此得名于西夏⑨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学》第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20—28 页。。上述所见，为学界钩沉了夏国君主西巡河西甘凉诸州的史实，还探究了西夏时期地位非凡的圣容寺。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都对诗歌中描述的西夏皇帝西巡时间存有分歧，对西夏皇帝西巡与礼佛的原因阐释不详，而且关于《天盛律令》中出现的“圣容提举”及圣容寺问题也仍有亟待补证之处。本文试对俄藏西夏文抄本《宫廷诗集》中的《圣寺同乐歌》再作考释校注，并在译释诗文的基础上为之有所考补。

一、《圣寺同乐歌》诗题考正与“圣容佛”考释

《圣寺同乐歌》系《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编号为Инв.№121V 的蝴蝶装抄本西夏文《宫廷诗集》（甲种本）第12首，该诗最早由西田龙雄⑩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 年。和聂鸿音⑪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 年第3 期，第8—12 页。做部分释录，为学界介绍了《圣寺同乐歌》的尾篇。2008 年梁松涛参照聂鸿音释文将此诗释录在其博士论文附录中⑫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130—135 页。又载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64—172 页。。

西夏时期的凉州永昌圣容寺始建于北周保定元年（561），缘起于永昌县北十公里处御山峡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世神异传说。北周始称瑞像寺、隋大业五年隋炀帝巡视河西御笔题额改称感通寺，西夏时为圣容寺。早在西夏之前，凉州御山谷中石佛瑞像与圣容寺在河西地区就已有广泛影响。据统计，唐初203 窟与盛唐300 窟的两窟西壁佛龛塑像，敦煌中唐231、237 诸窟佛龛顶侧所绘瑞像，五代98、61 窟主室佛坛背屏壁画、72 窟南壁壁画等诸窟都曾出现凉州盘和（即番禾）御山石佛瑞像②霍熙亮：《莫高窟第72 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文物》1993 年第2 期，第32—47 页。。至西夏时期因其寺院规模甚大、盛名河西的圣容寺已成为西夏皇家寺院，当时该寺仅“番”（党项人）僧就有一千五百人，另有汉、番、吐蕃、回鹘等不同民族僧侣数千，可见其寺院规模之大③党寿山：《永昌圣容寺的历史变迁探赜》，《敦煌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101—108 页。。据后世考古遗址发现，在西夏圣容寺旁还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千佛阁，其塔基内壁中就有许多西夏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期的汉文、西夏文题记，题记提到灵州大都督府等地的信众都远来圣容寺礼佛④党寿山：《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25—231。。可见当时圣容寺与圣容瑞佛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河西走廊。

西夏宫廷诗中对“圣容佛”与“圣寺”地位特殊的描述不仅缘于西夏之前河西地区对圣容石佛的信仰传承，还在于西夏时期这一寺院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首先，《天盛律令》中曾记载西夏设有中等司“圣容提举”。承启隋唐时期凉州圣容寺、护国寺的上下寺关系，西夏时期两寺依旧延续了密切关系，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夏崇宗乾顺西行凉州重修护国寺时所立汉夏合璧《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中，两寺就同为一个僧官提举⑤对碑文解读，以往学界大多专注汉文碑记，对西夏文碑关注不多，而事实上西夏文碑文并非与汉文碑记一一对应，彭向前就曾两相对照，发现汉文中的“圣容寺”在西夏文中译作“圣赞寺”。（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学》第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20—28 页）。。通过碑文释读与前人研究，已知西夏时期的凉州圣容、护国两寺僧众同归一个提举司管辖，且圣容提举就设置在西夏西凉府永昌圣容寺。按《天盛律令》记载，西夏官署有上、次、中、下、末五个级别，掌管西夏佛教事务的机构有三：分别为“出家功德司”“僧人功德司”和“圣容提举司”⑥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363 页。。前两个为次等司，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应当是执掌整个西夏佛教事务设置在京师的教署。而第三个机构“圣容提举司”为中等司，作为专设于一处最有影响力寺院寺署，正揭示了圣容寺在西夏时期的宏大规模、广阔影响乃至西夏皇室的重视程度。

其次，《圣立义海·山之名义》“焉支山”与“沙州神山”之间有“神化德山”条，记曰：“（神化德山：玉体神化身，佛则显，乃庶民之求福处也）”①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59 页；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第249 页。。以《圣立义海·山之名义》对“神化德山”条目内容的释读，可知神山玉佛已因瑞像显灵与祈愿求福而知名于西夏，这一描述正与永昌千佛阁遗址所见西夏官民络绎不绝的礼佛题记相符。又因《圣立义海》对该山的地理位置记载，可以确定该山即西夏圣容寺所在的凉州府永昌御山峡，玉体化身佛即圣容寺石佛。

此前学界对西夏圣容寺与夏仁宗西巡凉州的研究，主要借助《整驾西行烧香歌》中所见“盘禾山雕造梵王玉身佛”诗句②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30 页。，由此而推断夏仁宗曾巡礼圣容寺，而对于《天盛律令》中出现的“圣容提举”则另有争议。近年来彭向前在《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考证西夏时期的圣容寺只有一处，即河西永昌圣容寺，认为圣容寺得名于西夏，圣容二字即指圣容瑞像，也指供奉在寺院内的西夏帝后御真③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学》第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20—28 页。。而彭文中阙如的一环便是圣容寺之改名于西夏，应当先有西夏人将御山瑞像佛改名称为圣容佛，然后才有圣容寺的改名。“圣容佛”之称此前并未发现于西夏佛经与世俗文献中，这篇《圣寺同乐歌》中所见西夏文“圣容佛”称呼应属首见。因而诗歌中将“瑞像石佛”赞颂为“圣容佛”的描述，则补证了西夏时期已将御山峡瑞像石佛改称为圣容佛之说。

经结合诗文比较分析，西夏文《宫廷诗集》（甲种本）中的第12 首《圣寺同乐歌》与第7 首《整驾西行烧香歌》、第10 首《护国寺歌》应当同为记述夏仁宗巡视甘凉诸州，西行礼佛的史实。前两首诗歌描述“颂扬父母”“新寺旧寺”“七级楼阁”“宴会使者”等内容亦基本相同，且《整驾西行烧香歌》中也记载有夏仁宗巡驾圣容寺的“盘禾山雕造梵王玉身佛”诗句④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83—88 页、第125—142 页；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由此可勘同三首诗歌当为姊妹篇，应同为描述夏仁宗西巡礼佛一事所撰。又兼圣容、护国两寺僧众同归一处提举司统摄，因此，夏仁宗巡礼凉州两所寺院的史迹，同时出现在宫廷诗《圣寺同乐歌》《护国寺歌》，以及《整驾西行烧香歌》中便也不难理解。

二、夏仁宗西行巡礼圣容、护国二寺的原因与时间再探

围绕西夏文宫廷诗《整驾西行烧香歌》的研究，学界已考证西行皇帝身份与路线。但对夏仁宗西巡凉州圣容寺的时间一般都认为在乾祐七年（1176），西行主要原因判断为夏仁宗因以孝治国而专门拜觐父母御真①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学》第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20—28 页。。现结合《整驾西行烧香歌》对《圣寺同乐歌》重新释读，可知夏仁宗盛驾西巡凉州圣容寺、护国寺或许另有其他缘由，且诗文所述西行时间也仍属有待考察的问题。

由于西夏宫廷诗第7 首《整驾西行烧香歌》中有西夏皇帝西行张掖马蹄寺的记述，梁松涛、杨富学曾结合张掖著名的西夏时期藏汉合璧《黑水河建桥敕碑》，考证夏仁宗整驾西行的时间与路线为：乾祐七年（1176）正月自兴庆府启程，六月抵达凉州圣容寺，七八月间巡视张掖马蹄寺与黑水桥等地②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其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 年第5 期，第66—69 页。。其所依据的碑文云：

……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佑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③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1 期，第51—63 页；又见孙继民等：《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85—197 页。。

据此碑文，苏航对夏仁宗西行时间却提出疑问，认为“朕昔已曾亲临此桥”，表明黑水河祭祀有两次，夏仁宗整驾西行烧香时间可能并非黑水河建桥的1176 年，进而又提出西行甘凉的西夏皇帝可能为夏桓宗（1193—1206年在位）④苏航：《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民族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92—97 页。。此后，孙伯君则重新判断《整驾西行烧香歌》的撰作时间仍旧是崇宗之子，即夏仁宗在位时期⑤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

上述研究虽然解决了诗歌中西行圣容寺、护国寺的西夏皇帝系夏仁宗的问题，但其西行时间仍未得到满意的答案。诚然，如苏航所质疑问题：《黑水河建桥敕碑》立碑的乾祐七年之前夏仁宗就已西巡甘州，立碑时的乾祐七年只是遣官致祭，没有证据显示黑水河建桥与诗文所见夏仁宗仁孝西行甘凉有必然联系。值得注意的还有：因诗集甲种本多有字迹漫漶不清问题，孙伯君曾根据未见刊布的俄藏Инв.№5198 号《整驾西行烧香歌》（乙种本）残叶对全诗作重新译释，诗句中有“远足吉日已择下，择吉日在春月初。归返良辰也选定，良辰定在仲夏日”的记述①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经两相对勘可知，夏仁宗巡礼圣容寺、护国寺的这次西行返程时间当为是年六月。梁松涛一文中关于夏仁宗乾祐七年六月抵达圣容寺，七八月间巡视张掖马蹄寺、黑水桥等地的时间与行程判断，显然也与此不符。

由此可见，西夏文《宫廷诗集》所载夏仁宗整驾西行的具体时间仍有重新考证的必要，而诗文并无任何反映年代的信息，考证夏仁宗准确西行时间仍需剖析诗文内容与考察仁孝西行缘由。

对于夏仁宗整驾西行的原因与目的，过去学界对此关注不多，仅在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略有提及“西夏仁宗之所以巡幸圣容寺和护国寺，这里供奉西夏帝后神御或许为主要原因之一。遇到父母的圣容不拜，这对崇尚以孝治国的西夏皇帝而言，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②彭向前：《关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学》第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20—28 页。。西夏时期的圣容寺和护国寺是否供奉有帝后神御？囿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尚难遽断。但借助对《圣寺同乐歌》与《整驾西行烧香歌》的诗文解读，仍可发覆夏仁宗西行的具体原因与部分史实。

西夏文宫廷诗《圣寺同乐歌》中有诗文记曰“国所思，祖宗庙堂亦安固。乾上贺兰山，王舍城卜正朔，巽下河坎水”。③旧译“天之高处贺兰山，巽坎之下河露水”，参见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71 页。诗文除描述西夏宗庙社稷与江山稳固、正朔所在外，还为乾上巽下的卦象寓意，此卦为《周易》64 卦中第44 卦姤卦（又称遘卦）。一般解作“女祸”或“外戚之乱”。党项人在建国之前就“笃信机鬼，尚诅祝”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 年，第14029 页。，诸事多由卜者谋断，巫、卜不分⑤［元］脱脱等：《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1523 页；聂鸿音：《释“大”》《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8—21 页。。西夏立国后，随着汉地道教的传入和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西夏的占卜之术与鬼神信仰。《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中所设三个宗教机构（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与道士功德司）中就有属于道教的一个司署，三者地位仅次于上等司的中书、枢密⑥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363 页。。此外，《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中还专门以律令形式规定道士必须诵读《太上君子消灾经》《太上君子北斗延生经》等十几种道教典籍⑦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05—406 页。。除黑水城文献中所见西夏道教文书外，西夏后期河西走廊出土的诸多描述修仙得道、炼药长生的西夏文诗歌同样验证了道教思想在河西的盛行⑧李晓明：《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诗歌残篇考》，《西夏学》第十九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9 年，第302—310 页。。另至夏仁宗时期，西夏国相斡道冲还曾撰作西夏文《周易卜筮断》，盛行西夏境内①《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第46 页上栏。。概而言之，西夏流传的道家信仰已与党项人的占卜之术相融合。颇为巧合的是，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就有许多西夏时期所盛行的道家卜算文书，其中有一件俄藏编号ТK322的西夏汉文六十四卦图歌抄本②此卜筮歌底本原系北宋写本，国内现已亡佚，但其卦歌体例与以史喻卦等细节都与后世流入日本的明万历本《断易天机》高度类似，当为明刊本《断易天机》的雏形，学界曾以西夏写本《六十四卦图歌》订正获自日本的明刊本《断易天机》之讹（图版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 册，第38—80 页；研究见于彭向前：《黑水城出土汉文写本〈六十四卦图歌〉初探》，《西夏研究》2010 年第2 期，第103—109 页）。。据《六十四卦图歌》的整理本可知，“遘卦”所注卦象历史出处为：“（吕氏）拟立诸吕，谋汉社稷卜得”。于此可知，创作于西夏后期的宫廷诗《圣寺同乐歌》中出现的卜算卦象必然包含西夏人所熟知的寓意，“姤卦”或谓外戚谋国、自取灭亡。

经由诗文中此卦象描述，便可联系到一件众所周知的史实：西夏时期确有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是西夏皇室最为显著的一次外戚之乱，即夏仁宗在位时期的任得敬分国事件。细加爬疏，《宫廷诗集》中相关诗文还有：

第5 首《尊皇喜悦歌》：或有国王走极端，獬豸兽作忠诚志。天高地广寻求大智在敌旁，都言应敬屈轶草③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17 页。。

第7 首《整驾西行烧香歌》：忠贞大臣不走邪道必佑助，戒法不由不分明④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

第8 首《庄严向山歌》：皇天之中无奸邪，奸邪已除天所笑。圣贤神仙来安排，一照国门奸已诛⑤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48 页。。

第12 首《圣寺同乐歌》：一此刻，地上扬尘奸邪生，福智以力而攘除。天长地久，靖国安邦宣显耀。日积月累，宝座稳固语安宁。

第16 首《君臣同德歌》：选善举智一条心孰不服？贬奸拒谗一性情皆恭敬！⑥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85 页。

学界此前研究中虽未剖析这些诗句背景，但创作于夏仁宗后期的《宫廷诗集》中频繁出现描述攘奸除恶的诗句，依旧为值得关注的细节。结合诗作，联想到夏仁宗在位前期危及国祚的任得敬分国之乱，可知诗歌作者在撰作诗集时对任氏之乱依旧记忆犹新，且西夏宫廷对此也深以为戒。描述夏仁宗后期西巡凉州的《圣寺同乐歌》诗文“国所思，祖宗庙堂亦安固。乾上贺兰山，王舍城卜正朔，巽下河坎水”等内容，应当就是赞颂西夏皇室江山稳固，以“遘卦”来喻意任得敬外戚谋国、自取灭亡。

从这些诗文内容来看，夏仁宗整驾西行当与平定任得敬分国事件有关。但如《宫廷诗集》所见，夏仁宗圣驾卤簿西行甘凉诸州却集中于《整驾西行烧香歌》《圣寺同乐歌》，以及《护国寺歌》三篇诗作中描述盛驾驻跸凉州圣容、护国二寺的盛况，何以使仁宗西行以及诗集撰者在诗作中仅突出着墨凉州之行？

检括史籍，剖析任得敬分国情形，在诗文译释基础上加以探析可有以下认识：

首先，凉州境接任得敬分国地界，夏仁宗西巡亦为根勘禁约。西夏时期的凉州先后为国之辅郡、西路经略司、西京，始终承担着西夏右厢地区的首府、西部经略司治所及陪都的职能。任得敬分国之时，凉州是否属于任得敬势力范围？因史料未载尚不得而知，但任氏一党所据地界与凉州毗邻当数无疑。任得敬分国地域史料仅见于《金史》，曰“（任得敬）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1170），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①［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869 页。，又载“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②［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870 页。。按这条分国划界记载，任得敬所分疆土地为夏国西南路，南接金国熙秦路，而灵州与啰庞岭则可能就是专门标识任得敬“楚国”北界的东西两端。西夏“啰庞岭”地望考据一直为西夏学界的热点，李昌宪认为其地当在西夏卓啰和南监军司交通西蕃要处，近年来张多勇、于光建进而考证“啰庞岭”在今甘肃武威天祝县，以此可见，啰庞岭应在凉州地界③“啰庞岭”三字为西夏语音译字，西夏文写作“”(rаr1рhiоw1ljwj2)汉译为“白山岭”。研究参见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历史地理》第6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44 页；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722、703 页；杨蕤：《〈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4期第121—131 页；杨浣：《任得敬分国地界考》，《历史教学》（高校版）2015 年第11 期，第41—46 页；张多勇、于光建：《西夏进入河西的“啰庞岭道”与啰庞岭监军司考察》，《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第88—93 页。。除此之外，参照杨浣对任得敬分国疆界的绘图和高仁对西夏东西经略司政区的划分，任得敬所分夏国西南路都处于设治凉州的西经略司域内④杨浣：《任得敬分国地界考》，《历史教学》（高校版）2015 年第11 期，第41—46 页；高仁：《“左厢”“右厢”与经略司——再探西夏“边中”的高级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 年第2 期，第59—69 页。。

西夏乾祐元年（1170）任得敬伏诛后，是年八月，夏仁宗上金国谢表曰：

“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⑤［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870 页。。

据此表文可知，在夏仁宗代任得敬上书金国求分国之前，任得敬已经分国受地。任得敬伏诛后，夏仁宗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勘界收地。夏国上表金国的原因既为呈报宗主国所知，也为避免边界冲突，实因任得敬所据之地系前接金宋，后通凉州的要害所在。

表文所述任得敬占据的夏国西南路接境金国熙秦路，缘于金之熙秦路继承自宋之熙河路，而宋之熙河路又源起熙宁拓边。自北宋熙宁年间进驻河湟诸州后，因其地处要害，窥逼西夏河西腹地，西夏右厢军连年迎战宋军，如宋元符元年（1098）“王舜臣统兵自金城关出，讨击右厢”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二月戊申”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11757 页。、同年“贼（西夏）攻平夏甚急，熙河奏已遣王愍往右厢牵制”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三，“元符元年十月壬辰”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11980 页。、政和五年（1115）“（刘）法与夏人右厢军战于古骨龙，大败之”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 年，第14020 页。。至北宋“靖康之变”前，进占青唐故地的宋军已对西夏右厢造成严重威胁，尤以“西宁、乐、廓、积石”河外四州已与西夏河西甘凉诸州仅一山之距。宋室南迁后，如鲠在咽的夏崇宗乾顺通过出兵与乞使金国，取得西宁、积石、乐、廓河外四州，自此金夏分割宋代开拓的唃厮啰故地④［元］脱脱等：《金史》卷九一《移剌成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017 页。。此后，任得敬长期将此地作为经营重心，夏仁宗天盛二十一年（1169）营筑祈安城后遣任纯忠屯兵三万驻守⑤［元］脱脱等：《金史》卷九五《粘割斡特剌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108 页；又见崔永红：《金、夏积石州考》，《西北史地》1996 年第2 期，第52—59 页。。作为西夏新拓之地，正因地接南宋川陕，任得敬经营河湟期间，不仅擅杀附属于金国的唃厮啰后裔、四部首领结什角⑥［元］脱脱等：《金史》卷七八《刘筈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1772 页。，又几番遣使通宋，使得金夏屡生嫌隙⑦［元］脱脱等：《金史》卷九一《移剌成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2018 页。。或因于此，任得敬分国失败后，西夏根勘经略西南路缘边地界，上表金国以释其疑的同时，夏仁宗亲临任氏所分之地，巡礼河西、昭示中外亦为应有之举。

其次，圣容寺名著河西，夏仁宗以西行礼佛之举行威抚部众之效。正如前文所述，西夏时期的圣容寺与圣容佛信仰名著一时，西夏皇帝卤簿盛驾巡礼圣容、护国二寺，必然为举国关注的重大仪礼与弘佛活动。众所周知，西夏王朝以崇佛最为著称，黑水城、敦煌莫高窟北区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多数为西夏佛经，其中可以判定为西夏时期的佛经刻本又大多系夏仁宗时期刊刻流传，并钤有夏仁宗校经尊号。这位崇信佛教的西夏皇帝在西夏文《圣寺同乐歌》中被诗歌作者尊称为“白高国中佛天子”“中兴世界菩萨王”，在《整驾西行烧香歌》中又被称为“白高国内玉身佛”，这一观念正是当时西夏君臣上下崇佛的目的。正如后世蒙古人称西夏君主为“佛王”一般，当时西夏僧侣与民众显然已将西夏皇帝尊称为“佛”或“菩萨”。正因为生活在河西的西夏党项、汉、吐蕃、回鹘等诸族民众笃信佛教①西夏崇佛信众除党项与汉人外，羌与回鹘也笃信释教。西夏谚语蒙书称吐蕃人：“羌多敬佛僧”，西夏境内回鹘人则：“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参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编号Инв.№741《新集碎金置掌文》，第110 页上栏左面；洪皓：《松漠纪闻》翟立伟标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5 页）。，才会有《圣寺同乐歌》与《整驾西行烧香歌》所述：夏仁宗在平定任得敬之乱后，以“佛天子”“菩萨王”的身份盛驾西巡凉州，在圣容寺这所河西地区乃至西夏境内闻名遐迩的佛迹圣地邀请各族部众盛驾礼佛，既彰显了佛法护佑菩萨转世之下西夏君王的赫赫威仪，又宣示了攘奸除恶江山永固气象之中仁宗仁孝的泱泱盛世。

夏仁宗平定任氏之乱后，前述分国之地与所属部众的处置后事未见史载，但正如《整驾西行烧香歌》诗中所述：“亦复其中犯罪人，发大悲心皆赦免。有功之人不吝赏官凭功升，羌回鹘宴席环座来侍奉。心内有恶天仰天守，汉山主长谈赐服章，眼中怀鬼招灾祸，我等此刻八荒边疆不盗不罔皆安定，一中界无病无恼国昌盛”②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13 页；又载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25—142 页。。夏仁宗西巡之行，除肃清任氏一党，必然还需要对其所据之地的夏国部众分别予以甄别绌陟，对受任氏蛊惑的缘边羌（西番）、回鹘、汉、山主（山讹）等部族施以绥化怀柔。从西夏平定任得敬之乱以后，仁宗大兴文教，偃武息兵来看，整驾西行甘凉诸州，驻跸凉州大会蕃部、祈天开筵、曲宥部属、宣抚民心之举显然颇有成效。

综上所述，因西夏时期凉州独特的政治地位，兼之圣容寺瑞像石佛信仰的广泛影响，夏仁宗在平定任得敬分国之乱后，方有西巡甘凉诸州，礼佛宣威之行。正如乾祐七年（1176）甘州所立《黑水河建桥敕碑》中提及的“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夏仁宗此前的河西之行可能正是《整驾西行烧香歌》《圣寺同乐歌》以及《护国寺歌》中记述的巡礼“（甘州）马蹄寺”“（凉州）护国、圣容二寺”旧事。因任得敬分国事败、身死族灭事在西夏乾祐元年（1170），是年年底，夏仁宗上表金世宗欲对任氏所分之地根勘禁约。结合黑水城所出西夏文宫廷诗歌描述的西夏皇帝河西诸寺礼佛、宣抚庶民、曲宥部众以及怀柔蕃部情形，以及诗歌中“远足吉日春月初、归返良辰仲夏日”的行程安排，考夏仁宗应在任得敬伏诛翌年西行凉州，即乾祐二年（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