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异论相搅”政策对宋夏关系的影响
——以真宗朝弃守灵州事件为例

2021-11-25 14:24刘双怡
西夏学 2021年2期
关键词:真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刘双怡 李 鑫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在赵宋君臣的一片争论声中,李继迁率蕃部攻陷灵州,灵州知州裴济以血书求救,大军不至,城陷人亡。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118 页。灵州的失陷固然与宋初高居不下的反战论以及对西北地区的轻视有关②相关论述请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3—24 页。陈芳明:《宋初弭兵论的检讨(960—1004)》,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9 辑,“国立”编译馆,1977 年,第63—98 页。,“昔咸平之时,海内初离分裂之祸,上下厌苦于兵,俱欲休息。而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据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冲。故其攘清远而窃灵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复问”③[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八《边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661—662 页。。而这些却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自太宗朝起,因循苟且、墨守成规的保守政风相当浓厚④李华瑞:《宋初黄老思想三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3 期,第17 页。,在清静无为、因循持重的政治气氛中,统治者一意粉饰太平⑤刘复生:《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文史知识》1992 年第2 期,第19 页。,故宋廷对于边界纠纷并不重视。除此之外,朝臣相持不让的争论影响了真宗的判断,使得他没有及时对灵州局势做出应对措施。固有学者指出:“正当赵宋君臣忙于灵州弃守问题上展开辩论和采取一些具体防御措施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了赵宋君臣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的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夺取灵州,以及孤立灵州,扫清其外围的战争。”①李蔚:《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6 期,第57 页。如此情况之下,灵州的失守只是迟早之事。那为何宋廷会放任这种争论僵持不下而坐看灵州战事急转直下?这其实与当时宋廷的人事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被宋人奉为治国圭臬的“祖宗之法”包括一系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②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9 页。,在任人格局上则采用“异论相搅”的手段,即皇帝蓄意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相互纠诘、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以达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消除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③宋晞:《异论相搅——北宋的变法及其纷争》,载宋史研究会编:《宋史研究集》第31 辑,兰台出版社,2002 年,第133—134 页。。虽说“异论相搅”一词最早出现于神宗朝:

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上遂不用光。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中华书局,2004 年,第5168—5169 页。

但有学者指出,最迟在太宗时期“异论相搅”已被运用⑤有学者以太宗拨弄李昉与卢多逊的关系控制他们的事情来说明“异论相搅”虽是真宗的经验之谈,而实则是真宗对太祖、太宗以来传统家法的概括和总结,参见宋晞:《异论相搅——北宋的变法及其纷争》,第134 页;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7 页。,作为太宗继承人的真宗自然将其奉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并最终成为他的经验之谈。真宗在任命中枢大臣之时所采取的“异论相搅”策略,本义是为了防止相权过大,但是此种安排使朝廷内部对于某一事件看法不一、互相争论,反过来又影响了真宗,使得他始终不能及时做出相应对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权限制了皇权①学界对于宋代皇权与相权问题颇为重视,最早对此问题进行论述的是钱穆,在他看来宋代皇权大大提升,而相权却被大幅度削弱;后王瑞来对此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宋代相权限制了皇权,且士大夫政治本身也就构成了对皇权的限制;张邦炜则认为宋代皇权相权皆有所加强,并不存在孰强孰弱之分。详细内容请参见:钱穆:《论宋代相权》,载宋史研究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 辑,“国立”编译馆,1958 年,第455—462 页;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 年第2 期,第106—120 页;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第144—160 页。王瑞来:《皇权再论》,《史学集刊》2010 年第1 期,第3—25 页;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 期,第56—64 页;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2 期,第60—68 页。。

虽然学界对于弃守灵州之争已有相关论述,与灵州相关的问题论述得也较详尽②详细内容请参见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1 辑,“国立”编译馆,1979 年,第263—330 页;罗矛昆:《李继迁攻取灵州对西夏建国的作用》,《宁夏社会科学》1983 年第3 期,第52—56 页;李华瑞:《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1 期,第177—182 页;李蔚:《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6 期,第56—59 页;史金波:《西夏时期的灵州》,《西夏学》2017 年第1 期,第8—10 页;保宏彪:《宋初西北边防体系中的灵州》,《西夏研究》2017 年第4 期,第86—95 页;滕明杰:《试论弃守灵州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6 期,第38—42 页。。但从人事安排的角度来探讨弃守灵州之争的论著尚未发现,对于“异论相搅”的探讨也相对较少③可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6—8 页;宋晞:《异论相搅——北宋的变法及其纷争》,第134 页;李华瑞:《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辨》,《文史哲》2008 年第1 期,第75 页;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杭州研究》2010 年第2 期,第151 页;何忠礼:《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2 期,第135 页;田志光:《宋初“异论相搅”祖宗法考论——以宰相赵普权利变迁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7 年,第3—23 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拟探讨在“异论相搅”背景下所做的人事安排对弃守灵州之争的影响,以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弃守灵州事件,以求教于方家。

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真宗初期宰辅层面的人事变动

至道三年(997)三月癸巳,宋太宗崩于万岁殿,赵恒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登临大位,是为宋真宗。故至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自请罢相之前,吕端一直是单独任相④[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中华书局,2012 年,第81 页。,真宗朝宰辅层面的真正改组也是在吕端自请罢相之后。吕端罢相当日,以“户部尚书张齐贤加兵部尚书,与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 年,第917 页。,张齐贤为首相,李沆为次相。对于此次人事变动,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真宗为何以张齐贤为首相,而非其潜邸旧臣且备受真宗敬重的李沆?王瑞来认为真宗之所以起用张齐贤,大概是觉得李沆资历尚浅,不足以服众,所以把张齐贤这个前朝元老请出山,作为一种过渡;同时,因张齐贤在太宗朝为相时,曾回护过作为参知政事的李沆,因此才建立了张李主政体制①王瑞来:《“圣相”李沆——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文史》2000 年第3 辑,第27 页。。可若如此解释的话,为何史书上会记载二人“情好不叶”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33 页。关于张李二人不谐的关系,后世对于二人的评价多是定型于王安石变法之后,借以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对祖宗成法的变更,而提高对李沆这种稳定、不改变作风的肯定。如刘安世就指出:“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耳。……李丞相谓人曰:‘沆在政府,无补报国,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如老医看病极多,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且其法度不无少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轻改,此其害纷纷也。……后之为相者,则或不然,好逞私智,喜变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恶言天下之灾异。喜变法度,则纪纲乱,恶言灾异,则人主骄,此大患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中)吕中则认为这是跟张齐贤本人的品性有关:“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而齐贤反与李沆不叶,与寇准相倾,何耶?君子可以知相业之优劣矣”。([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32—133 页),若仅仅是以张齐贤作为一种过渡的话,为何在张齐贤罢相之后不久,真宗又同时拜吕蒙正、向敏中二人为相。由此看来,此种解释并不能成为张齐贤拜相的理由。

就笔者看来,张齐贤拜相与吕端应该是有某种联系。赵恒得以顺利继承皇位,完全在于吕端的力挽狂澜,真宗对吕端也十分敬重,故在吕端之后谁来担任宰相这个问题上,宋真宗在吕端生前应该咨询过他本人的意见。对此王瑞来先生已经有所论述,但他认为李沆任相才与吕端有某种联系③王瑞来认为,尽管没有史料表明吕端向真宗推荐了李沆,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吕端想要维护自身利益,并且不改变执政路线的话,他是会推荐与他合作得还算愉快的李沆的。参见:《“圣相”李沆——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第27 页。,可是结合史料分析可以发现,张齐贤的任相才更有可能与吕端有关系。吕端的执政风格是“识大体,以清简为务……有器量,宽厚多恕”④[元]脱脱:《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9515 页。,张齐贤同样是“勤究民弊,务行宽大”⑤[元]脱脱:《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9153 页。,且当初张齐贤与王济争论刑名法度之时,吕端认同张齐贤的看法,认为“立法尚宽,忌于严急”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月乙未,中华书局,2004 年,第918—919 页。,也就是说,吕端、张齐贤二人的执政风格具有相似性,张齐贤处理政务的方式还得到了吕端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张齐贤与吕端之间的联系还与赵普有关,赵普曾在太宗时期力荐张齐贤⑦赵普:《上太宗荐张齐贤可任为相》,[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483 页。,而吕端与赵普也是关系匪浅⑧据何冠环考证,吕端长兄吕馀庆是赵普多年好友,当年赵普被卢多逊攻击,吕始终维护赵普,交情实非泛泛,爱屋及乌,赵普在太宗朝复相后,提拔故人亲弟,实很自然。何况吕端之政治思想与赵普相同,赵、吕关系史书详述不多,但可以推想得到,当会是很深。且赵普在真宗初年获追封韩王,正是吕端独相之时,吕端之报答赵普知遇,亦甚明显。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修订本),中西书局,2018 年,第93—94 页。,故在推荐宰相候选人之时,吕端极有可能推荐张齐贤。另一方面,当时灵州问题尚未解决,“大事不糊涂”⑨[元]脱脱:《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9515 页。的吕端持坚守灵州的态度,而张齐贤同样认为灵州不可弃,李沆反而持放弃灵州的主张,如果按照王瑞来先生所说吕端的后继者一定要保持吕端执政路线的话,那他更有可能向真宗推荐了张齐贤。

从咸平年间宰辅的安排来看,皇帝兼用前朝旧相与潜邸故人的倾向十分明显⑩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303 页。。在曹彬、张齐贤、吕蒙正等人的制词中皆有体现元老旧臣及平衡宰臣权力的字眼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中,曹彬除枢密使制词中有“历仕三朝”,张齐贤拜相制词中有“早事先朝,历登二府”,吕蒙正拜相制词中有“出入两朝”的记载;张齐贤罢相制词中有“位崇喉舌,职在均衡”,向民众拜相制词中也有“粤践均衡之任”的记载。。

真宗对于先皇的大小举措,都十分小心地表示出维护的姿态②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294 页。,从其即位时颁布的《真宗即位赦天下制》就能看出真宗对于先皇成宪的继承与维护,“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③《宋大诏令集》卷一《真宗即位赦天下制》,中华书局,1962 年,第2 页。。那么对于在太宗时期就已经实行的“异论相搅”的用人方式,真宗自然也一并继承过来,再加上吕端的推荐与前朝旧相的身份,与李沆有矛盾的张齐贤成为首相的最佳人选。张齐贤与李沆之间为何会出现矛盾,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二者是由于内部权益分配及政见分歧而产生的争斗④王化雨:《保守势力集团与北宋前期政治》,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27 页。,有学者则从同年关系的角度上来分析二者的关系⑤首相张齐贤与留任的参政王化基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而次相李沆、参政向敏中和枢副宋湜是五年进士,而被罢免的李至、温仲舒和夏侯峤则是张齐贤的同年,因此新一轮党争就发生在继任为相的张齐贤和李沆之间。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修订本),中西书局,2018 年,第141 页。。不论张齐贤与李沆为何产生矛盾,但其二人的不和,早在咸平初年就为人所知⑥[元]脱脱:《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9798 页。,那么宋真宗也就不可能不知道张李二人之间的矛盾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中记载,咸平元年十月乙未,“宰相张齐贤、李沆入对,上谕之曰:‘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齐贤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上曰:‘推其公共,思而后行,惟宜谨审,无至差失,况先朝皆有成宪,但与卿等遵守,期致和平尔’。”范立舟认为“宋真宗关心的是君臣之间的和谐相处,却不知道两位宰相有了分歧”。[《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但是很有可能的却是,真宗应该是对二人的不和有所耳闻,才会有这样一番劝告。。宋真宗在明知张李二人不和的情况下还拜张齐贤为首相,且为了防止张齐贤势力独大,又将温仲舒、夏侯峤等人罢免,由此更能看出真宗为达到“异论相搅”而进行的人事安排。

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张齐贤罢相,李沆成为中书唯一留任的宰相。李沆此时或许也察觉到了自己独相的不妥,在独任宰相的四个月中,曾两次寻找理由请求真宗罢免自己,(咸平四年)“二月,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罢,不许”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46 页。,同年“三月,李沆等再表求罢免,不许”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52 页。,就在李沆再次请辞的第二日,吕蒙正、向敏中二人同时拜相。吕蒙正、李沆、向敏中这三人的执政风格更为相似,皆属保守官僚集团⑩王化雨:《保守势力集团与北宋前期政治》,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14 页。。但这种安排仍有深意。吕蒙正与张齐贤是为同年关系,因此何冠环认为张齐贤与吕蒙正属于同一利益集团⑪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修订本),中西书局,2018 年,第78、141 页。,除此之外,吕张二人的关系与赵普同样具有某种联系,早在太宗端拱元年(988)赵普、吕蒙正同时拜相时,赵普就十分欣赏吕蒙正的为人,“(吕)蒙正晚辈骤进,与(赵)普同位,普甚推许之”,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二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647 页。因此在旁人眼中,吕蒙正与张齐贤的关系不可谓之不深。故在李沆等人看来,吕蒙正并非他们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所以在此次人事变动中,同样体现了真宗“异论相搅”的用人策略。

真宗除了在宰辅的人事安排上采用“异论相搅”的手段外,在枢密院的人事安排上也体现了此种方式。真宗即位后,拜曹彬为枢密使,向敏中、夏侯峤并为枢密副使。对于拜此三人为枢密院正副长官的原因,真宗曾提道:“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曹)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兵机边要,有所望矣。”向敏中由于对西北军务的熟悉而被拜为枢密副使,夏侯峤由于其潜邸旧臣的身份得以进用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八月己亥,中华书局,2004 年,第876 页。。但曹彬与向敏中的政见并非一致,比如在处理西北军务上二人也是各执一词,互不通融③[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载:“侍中曹公(彬)为枢密使,向公(敏中)为副使。当是时,契丹犯塞,继迁叛命,每军书至,上必亟召枢臣计议,彬则曰:‘狂寇当速发兵,诛讨斩决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骑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储廪未备,或途迂远或出兵非其时,当施方略制之。’……多从敏中所议,上或谓将帅难其人,彬必恳激而言,臣请自效,更无他说。敏中常思怪之”。(《丛书集成初编本》)。

通过上述分析,真宗初期宰辅层面人事安排“异论相搅”的局面已十分清晰。他在重大人事安排中“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策略,更显示出他精心体悟出的控御手段④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315 页。。在此种控御手段之下,臣僚之间互相牵制、政见不一,使得意见很难统一,在处理具体事件的时候效率低下。而灵州局面就是在朝臣争论不下,真宗难以抉择的情况下走向了恶化。

二、众议各异:被耽搁的灵州局势

太宗淳化五年(994)李继迁围攻灵州,此时太宗态度比较坚决:“朕今决意讨之。”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记事,第767 页。当太宗并没有放弃灵州打算的时候,朝臣中已经出现了反对太宗出兵的言论⑥此时宋琪、王禹偁上书言边事,皆不主张太宗出兵。参见《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春正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767—771 页。,但此种言论并没有影响到太宗的态度。直到至道二年(996)五月,李继迁率万余部众攻打灵州,运输粮草失败,从舒缓民力的角度上考虑,太宗才开始有了放弃灵州的打算,“河西、蜀川,相继叛乱,飞刍挽粟,千里骚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十二月癸酉,中华书局,2004 年,第823 页。。此时朝臣中已然出现了两种意见,宰相吕端认为应该坚守灵州,并提出了发环庆劲卒,“攻取继迁帐幕”,以解灵州之危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833 页。;而张洎则在察觉到太宗有放弃灵州的意图时,上疏力主弃灵州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中华书局,2004 年,第835—838 页。。但太宗在了解到灵州位置的重要性后,做出了五路出兵并会兵于乌白池的战略,只是此次出兵以失败告终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九月己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850—853 页。。至道三年(997)正月,太宗准备再度出师,此时朝堂上主张放弃灵州的言论愈演愈烈,户部使张鉴反应最为激烈,认为“灵州一方,僻居塞外,虽曰西陲之要地,实为中夏之蠹区,竭物力以供须,困甲兵而援送,萧然空垒,只益外虞,不若以赐继迁,使怀恩奉籍,稍息刍挽之役”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春正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861 页。。但太宗并没有受到此种言论的影响,仍然将军粮运送至灵州,后由于太宗身体不适,才停止出师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三月癸酉,中华书局,2004 年,第862 页。。不久后太宗去世,真宗继位,有关灵州的弃守问题也自然而然转移到了真宗朝。

真宗即位之后,并没有将太宗时出兵护灵州的行动延续下去,而是忙于清除异己④真宗即位之初,先进行的是清除当初对自己的帝位有威胁的人群,包括罢贬支持立楚王元佐的李昌龄、王继恩、胡旦等人。,将灵州之事暂时搁置。当其皇位稳固之后,已是至道三年(997)七月了,此时的宋真宗才将目光转移到边事上来,向吕端等人访以军国大事,并下诏群臣言边事。

至道年间的宰辅尚未进行大面积的改组,仍是沿用太宗时期的运行模式,以吕端为首相,但真宗还是提拔了一些他的潜邸旧臣,以“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并参知政事”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2004 年,第863 页。,李至等人作为太宗指定的太子师傅,对真宗的影响甚大,他们对于真宗也十分了解,知道真宗并不似其父太宗那样具有强硬的政治决断力。因此有学者认为,真宗一继位便失去了其父辈那种创业君主的强势态度,变得谨小慎微,继位之后也难以在大臣面前挺直腰身,也就是说,太宗时期那种强权政治下的君臣合作到了真宗时期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了一种弱势君权下的君臣合作⑥王瑞来:《“圣相”李沆——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文史》2000 年第3 辑,第25 页。。当真宗向辅臣访以灵武边事之时,李至上疏言:

至于灵武,至郑文宝为国生事,致朝廷旰食,怀西顾之忧,关辅生灵,困转输之役,积骸满野,十室九空,饿殍满城,边氓尽没;岿然空壁,老我师徒,而张颐待饲者不下五千,送粮四十万而止获六万,此则求欲固守,不可得也……今灵州不可坚守,万口同议,非臣独然,皆以为移朔方军额于环州,亦一时权道也。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二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894、895 页。

此时的“万口同议”已然对真宗这个较为弱势的君主产生了影响,但朝廷中存在的另一种声音也在给真宗施加压力,再加上真宗或许还没有忘记太宗的遗志,使得此时的真宗无所适从,拿不定主意,其内心的焦灼可想而知。已有朝臣看出了真宗的焦虑,也知道若真宗不迅速做出决定的话则会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他们希望真宗尽快表明态度,到底是弃还是守:

今陛下宜精于所虑,断在不疑。若惜灵州必然有益于国家,即乞明降敕书,晓谕天下,使天下知之;弃灵州必然有损于国家,亦乞明降敕牍晓谕,使天下知之。晓谕之意,以苏息万民为意,取舍之谋,以优卹万民为谋,令边故知取舍之谋,使中外知损益之理……此乃是陛下早图以防下动之象。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2004 年,第891 页。

但臣子们的希望可能是要落空了,对于真宗这个性情软弱的君主来说,让他像其父那样在军国大事上果断地做出决策是不现实的。此种情形之下,当王禹偁上疏给真宗提供了一个较为折中的建议后,他立即采取了王禹偁的建议,即将夏、绥、银、宥、静五州赐予李继迁,“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陛下嗣位之始,当顺人心……下诏赦继迁之罪,复与夏台”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二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896、897 页。。此后直到咸平四年(1001)李继迁攻陷清远军之前,真宗也是有意识地在忽视西北边事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九月己丑载:“昨清远军失守,盖朝廷素不留意”。。

到了咸平元年(998),吕端自求罢相,真宗对其继位之后首次宰辅层面的人事调动进行了精心安排。或许由于真宗已经察觉到了其继位初期朝廷之中“万口同议”的现状,此种现象的出现不利于皇权的维护,因此在多方面考虑之下,他选择拜张齐贤为首相。果然,此后关于灵州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以张齐贤为首的主守派和以李沆为主的主弃派,这两派的言论在咸平四年(1001)灵州问题再次爆发之时变得针锋相对,而宋真宗就在此两种意见之间左右徘徊。

虽然咸平元年(998)至咸平四年(1001)有关西北边事的言论较少,但朝中所采用“异论相搅”的用人策略却使真宗饱受言论之苦。宋真宗本打算任命梅询为知制诰,但李沆却坚决反对,认为“用之恐不协群议”,并推荐了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杨亿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54 页。。从以后有关灵州事件的言论来看,杨亿作为李沆举荐之人,成为李沆有力的支持者,力主放弃灵州。

咸平四年(1001)九月清远军失陷之后,搁置了许久的灵州问题再次成为宋廷需要讨论的焦点,此时以张齐贤为代表的主守派认为应该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丁未,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75 页。,但真宗并没有立即采取张齐贤的建议,直到后来吴淑上疏,同样建议采取“以蛮夷制蛮夷”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一月记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88 页。的方针时才下诏:“西番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一月甲午,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89 页。。此时距离清远军失陷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当宋廷缓慢地采取应对措施之时,李继迁的攻势却从未停止。此时灵州的情况已经是十万火急,但真宗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下诏征求意见,朝臣的意见又明显分为两派,李沆一手提拔上来的杨亿在下诏当日就立即上书,认为灵州“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今灵武之存,为害甚于蝮蛇,供馈之费,为蠹逾于蚁壤。无鸿毛之益,有太山之损,岂可忽远大之略,信悠悠之谈”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96 页。。杨亿等人认为宋真宗轻易相信主守派的言论,而主守派的边将也害怕真宗轻易相信主弃派的言辞,陕西转运使刘综闻朝议欲弃灵州,上疏曰:

今或轻从群议,遂弃灵州,是纵贼之奸计矣。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为捍蔽,然后于浦洛河建军城,屯兵积粮,为之应援,此暂劳永逸之势也。况镇戎军与灵州相接,今若弃之,则原、渭等州益须设备,较其劳费,十倍而多,则厉害之理昭然可验矣。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99 页。

两派都害怕真宗轻信一方言论,真宗也在两方意见中徘徊,他并不知道哪一种意见才能解决问题,他对边关的了解程度远远低于其父太宗,此时的真宗只能寄希望于左右辅臣,部分辅臣认为“灵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州亦不可保”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99 页。,李沆却认为:“若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 年,第1099 页。对于李沆这惊人的答复,真宗颇为疑虑,马上出手札访问主守派的兵部尚书张齐贤。咸平四年(1001)闰十二月底,宋廷终于派遣王超领步骑六万援助灵州,此时距离清远军失陷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了,等王超的军队缓慢地行至灵州,灵州早已陷没,灵州知州裴济苦苦支撑也没有等来援兵,城陷人亡。

三、听览不明:被“异论相搅”限制的皇权

从整个太宗时期围绕灵州的有关言论来看,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太宗也曾下诏咨询过宰辅大臣的意见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 年,第834 页。。但太宗访求意见的目的是如何在不消耗更多人力物力的基础上保住灵州,所以此时放弃灵州的言论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对太宗的决策产生影响①梁庚尧:《边粮运输问题与北宋前期对夏政策的转变》,载宋史研究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9 辑,“国立”编译馆,1989 年,第189 页。。再加上此时的帝王拥有绝对权威,皇权明显高于相权,而君主对于宰相的要求不过是“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②[元]脱脱:《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8796 页。而已,至于重要决策则是帝王之事③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228 页。,故太宗能够在众议各异之时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对灵州出兵,希望能解决李继迁这个隐患,可是太宗的突然逝世也就使得灵州问题需要留给真宗这个继承人解决。但真宗却不能像其父那样迅速做出决定,使得灵州问题以灵州的失陷而落幕。究其根源在于统治者采取的“异论相搅”手段,此种人事安排使得众议各异,任事之臣不能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再加上真宗也缺乏强硬的政治手腕,反而受到限制。

宋初统治者施行“异论相搅”用人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防止相权势力过大,故让政见不同的大臣共处一朝。但是要想使这种人事安排不至于影响到朝廷重要决策的部署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皇帝要具备强大的决断能力,能在朝臣意见不一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定,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才能够让皇权凌驾在相权之上。但是真宗明显不是一个具有独断能力的帝王④有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现象,认为在太祖、太宗时期,君主的独裁权利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但到了真宗时期,由于真宗少年时期所养成的谦卑退让,虚怀纳言的皇子性格,实在与君主专断自任的角色,颇有距离,在处理具体事务之时,真宗也不能完全适应独裁天子这个政治角色。在面对李继迁强烈的攻势之时,真宗软弱的个性也就令他难有决断。参见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稻香出版社,1996 年,第91、99、115、204、206 页。,在遇到军国大事之时,大臣们各不相同的意见纷纷向他涌来,使真宗始终不能及时果断作出决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灵州就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失陷的。本来“异论相搅”的策略是用来限制相权,可是当皇帝本身较为软弱之时,此种制度反而限制了皇权。有学者认为,皇权体现在皇帝所掌握的两种权利之中,其一是宰相任免权,其二是最终决定权⑤参见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2 期,第63 页。。真宗虽说掌握了宰相任免权,但是他的最终决定权明显受到了挑战。

真宗面对自己一手布置形成的“异论相搅”格局,在无力对此种局面进行有效掌控之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到了景德元年(1004)京师地震,借用这次灾异,真宗向李沆吐露了自己无法掌控局面的无奈心情:“坤道贵于安静,京师大众所聚,而震动若此,皆朕听览不明所至,夙夜内省,中外之政,敢不尽兴,但虑命令之出,或有枉挠”,“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自己也感叹道:“人之多言,固可畏也”。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丁未,中华书局,2004 年,第1227 页。

其实无论是宋初这种“异论相搅”,还是后来的元丰改制⑦关于元丰改制所体现的这种思想详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1—43 页。,都体现了宋朝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分割、制衡的思想①邓小南指出,在宋朝“祖宗之法”中有一些固定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间、臣僚间相互牵制带来的效率低下。参见《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10 页。。只是由于主政皇帝个人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一个皇权被削弱,一个乾纲独断。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虽然宋夏关系的研究表面上是民族问题、军事问题,但其背后宋代的政治体制、文化才是其走向的强大推手。②李华瑞在其《宋夏关系史》一书的绪论中也指出,“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双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去探究,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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