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急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以新冠疫情为背景

尹景瑞

(华北理工大学 期刊社，河北 唐山 063210)

引言

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一年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已逐步得到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面对突发的疫情，公众由最初的恐慌到逐渐了解，再到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积极应对。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急科普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多的应急科普人用自己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传播手段帮助大家掌握疫情防控知识，缓解紧张心理压力，他们是另一群在防疫战场上的“逆行者”。2020年9月18日，应急管理部等5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见》，这为今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可以预见，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能力建设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急科普人才未来将大有可为。

一、文献综述

国外发达国家很早就将灾害应急科普应用于实践，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体系。国内对突发事件应急科普的研究起步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2008年汶川地震使应急科普的重要性逐步受到重视，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和甘肃定西地震的发生促进了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应急科普领域的研究成井喷式出现。

目前，应急科普的概念在研究领域还没有得到统一，主要分歧在于，应急科普是否包括突发事件发生以前与应急领域相关的科普工作。[2]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见》中“平战结合、协同联动”的描述，官方更倾向于将突发事件发生前与事件发生过程中为了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普工作都统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科学解释，应急科普宣传可以起到消除误解、破除谣言的独特作用和积极效果，有利于一定程度缓解公众的紧张情绪，维护社会的稳定。[3]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急科普也确实在传播科学信息、肃清非智舆论等方面体现出了不可代替的价值。[4]但长期以来，我国科普人才总量严重不足，科普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科普创作人才极度缺乏，并已经成为制约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5]在抗疫实践中可以看出，真正高水平的应急科普原创作品并不多见，能够等到大众普遍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更是屈指可数。正如学者杨家英所说，相对滞后的应急科普能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应急科普爆发性增长的需要。[6]

从本质上讲，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的因素，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中，应急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应急科普人才特点及构成分析

(一)应急科普对人才的需求特点

与常态化科普不同的是，应急科普一般是围绕重大突发事件而进行的。我国2007年8月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分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普遍具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特点。[7]事件的发生对国家基础设施、人民生命财产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应急科普工作必须科学、准确、及时的将安全知识进行普及，减少突发事件对人的伤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应急科普的独特性决定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三种能力：一是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应急科普的内容既有对以往科学体系的梳理和概括，也有对当今科学前沿的介绍与展望。因此，应急科普人员必须具备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专业扎实的科学功底。只有对复杂的科学原理与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分了解，才能向大众更加清晰明确地进行普及与传播。

二是敏锐的洞察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突发事件开始爆发时，由于公众对事件不了解，容易造成恐慌。这是应急科普最佳的切入时机，错过了这一宝贵时机，应急科普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应急科普人员要随时观察社会热点，对于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反应，迅速判断启动应急科普的必要性，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三是将深奥的科学知识进行普及传播的能力。由于公众在学历、年龄、经历、背景等方面千差万别，对各类科学知识的理解能力也存在很大差距。这就要求应急科普人员必须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信息传达给公众，使不同群体都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应急科普人员还应借助当前各类新媒体技术和手段，使应急科普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在不违背“科学性”的前提下让公众更能“愿意看”“看得懂”和“信得过”。[2]

(二)应急科普人才构成

应急科普人才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既包括学术型人才，也包括技术型人才，同时还包括掌握某种技能的人才，甚至是以上皆有的复合型人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群体：专家型、机构型、传统媒体型和新媒体型。

1.专家型

专家型应急科普人才主要包括在某个领域有深厚积淀的专家学者，大都就职于科研机构或高校，是科学知识的创造者，属于应急科普内容的源头和“第一开球人”[8]。没有他们对突发事件中涉及到的现象、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分析与预测，应急科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群体拥有完备的科研条件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就突发事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权威、准确的应对处理意见。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公众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此次疫情中的钟南山、李兰娟以及很多一线科研、医务工作者通过各种媒体在疫情爆发初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为公众正确认识疫情形式，促进抗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帮助。

虽然权威专家的发言能够在突发事件中为公众解疑释惑，但是在此次疫情中，部分专家却保持了沉默。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大多数专家学者整日忙于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用于应急科普。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能通俗地讲好一个技术的原理，有时候并不比攻克一个科学难点容易，科学普及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巧。一项调查显示37.4%的科学家不知道如何进行科学传播是阻碍他们积极参与科学传播的障碍。[9]

2.机构型

机构型科普人才主要包括中国科协系统及其组成单位的科普工作人员，多就职于博物馆、科技馆等专业科普机构，或者科研单位的宣传部门，拥有专业领域的众多资源，属于科普界的正规军和主力人群。他们在坚持做好常态化科普的同时，也经常利用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科普日、119消防宣传月等时机，积极开展主题宣传和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应急科普活动。越来越多科技场馆中应急科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他们开展科普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次疫情期间，中国科协积极行动，采取了系列措施，依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力优势和基层科普队伍的传播优势，通过官网、今日科协、科普中国等平台和各类新媒体，持续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开展科学辟谣，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10]

这一群体的问题一是队伍老龄化严重，北京市科协2000年对该地区的750多名科普作家的调查显示，近80%的人在50岁以上。[5]二是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晋升渠道不畅，长此以往限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严重影响了科普创作积极性和热情，导致不能发挥人才的全部潜力。

3.传统媒体型

传统媒体型应急科普人才主要是指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或主流网站(如腾讯新闻和网易新闻等)中与科普内容相关的从业者。这一群体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在传播应急科普知识时，能够自觉坚守主流价值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他们借助自己职业身份的优势，能接触到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和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了解到疫情的最新进展和最佳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结合大众的关注和兴趣点，制作出更易于传播的应急科普内容。此外，主流媒体对传播内容都会严格审查和认真把关，权威性和可靠性都是不可替代的。疫情爆发后，主流媒体将自身媒体特色和技术优势融入科普内容生产，既体现了疫情期间科普内容在媒体运营中的重要地位，也展现出科普与媒体报道操作手法和技术手段较好契合的潜质。[11]

传统媒体型人才普遍具有丰富的新闻传播经验，但疫情期间在信息处理、知识传播等方面也暴露了一些不足，应急科普内容多是对专家意见的简单转述，缺少原创性的深入加工与解读。尽管他们也有意识的向全媒体方向进行转型，但仍存在一定思维惯性，科普内容的呈现技术和传播手段不够多元化，互动性和趣味性不够突出，尤其缺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反观制作精良的自媒体科普视频更加具有关注度和可接受性。甚至，主流媒体主动转发自媒体创作的科普内容。[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传统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作品创作能力上的欠缺。

4.新媒体型

与前三种类型人群不同，新媒体型应急科普人才大多是因为自身对科普的兴趣和热爱而从事这一领域，主要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ilibili等自媒体平台的自由科普人。他们的学历未必很高，专业也不一定对口，但在应急科普传播能力上却毫不逊色。这一群体中90后、00后占很大比例，他们观念新颖、手段丰富，形式自由，善于抓住热点和流量，能及时高效的制作出具有话题性和关注度的应急科普作品。此次疫情中就涌现了一批这样的“科普网红”。在疫情爆发初期，由新媒体平台“丁香园”制作的“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页面浏览人次达23.2亿，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科普视频制作团队“回形针”发布的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均进行了转发。从传播场域来看，新冠病毒应急科普是中国第一次以“移动媒体+自媒体”为主要交流空间进行的超大流量科普传播，传统科普媒介渠道已经不是主要场域。[11]

但也应看到，由于缺少必要的审核与把关，这一群体在应急科普过程中出现错误与疏漏是在所难免的。同时，出于商业利益和吸引“粉丝”的考虑，有时也会不择手段，影响科普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大众的误导。此外，尽管部分团队的应急科普作品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广泛传播，但从整体上看该群体人员身份复杂多样，内容制作水平参差不齐，从业门槛亟需提高。

三、提高应急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应急科普人才库，加强规范化和职业化

建立应急科普人才资源库，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学者、媒体人和科普作品创作者的作用，当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通过数据资源库方便地检索得到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方面的科普人才，迅速制作和传播科学、权威的信息；积极引导各类应急科普人员进行注册，以各级科协组织为依托，形成高效的科普人才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科普服务流程，让科学的普及传播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13]

(二)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鼓励应急科普作品的创作

探索建立应急科普目标管理和效果评价机制，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科普个人和科普团队应予以表彰和肯定，在全社会营造相信科学知识、重视科普传播的良好氛围。此外，还应建立鼓励人才进行应急科普创作、传播的长效机制，为从事科普工作的群体建立专门的职称晋升通道。在这方面，北京市和天津市已率先作出了尝试，分别与2019年和2020年将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价正式纳入职称评审体系。这一举措将会极大提高应急科普创作者的积极性和成就感，吸引更多人才从事科学传播、普及和推广工作。

(三)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沟通与相互合作

探索建立国家应急科普快速响应机制，加强不同类型的应急科普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多领域、多学科、多部门、多层次人才的跨界合作。当突发事件来临时，相应领域的专家应及时向公共媒介提供专业高效的科普信息，及时解读常识，释疑解惑。同时，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优势，激发市场化媒体的专业特色，积极同专家进行沟通，将专家的权威观点迅速转化为容易接受、适宜传播的科普作品，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愿意听、有收获。对于传播的内容，需要经过专家的认真把关，确保信息准确、可靠。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的正常时期，专家与科普机构、科技场馆应建立定期培训与交流的制度，使基层科普人员保持对科学的兴趣和关注，不断提高科普工作业务水平。

(四)发展应急科普学历教育，积极培养后备力量

面对应急科普人才的巨大缺口，应积极“推动应急科普纳入全民素质教育体系，推进应急管理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框架中还没有与应急科普对应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14]2012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协开始联合探索在高校开设科普相关专业，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招收科普硕士。综合多校的培养方案及师生反馈来看，各所高校的这一尝试并不顺利。课程体系不顺、培养思路滞后、师资与配套设施捉襟见肘是存在的共性问题。[15]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亟需进一步发展应急科普学科，加大在师资队伍、教材开发、课程设置、科研平台和实习资源等方面的建设力度，努力培养一批既具备科学素养，又精通现代传播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能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人才。

四、结论与展望

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应急科普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应急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上的一些弊端。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政府、科普机构、科学团体、媒体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疫情只是暂时的，但我们应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应急科普人才的重视与培养，也不应成为应对突发事件需要而作出的“应急”行为，而要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未雨绸缪、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