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凖笔下的受难黄河叙事
——以《黄河东流去》为中心

裴艳艳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它与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以河流为书写对象或者背景的文学作品，言说黄河是重要着墨点，也历来是文人笔下河流描写的精神寄托。“河流文化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里发生，是华夏土地文明的标志，是乡土社会维系模式的体现，是中国人家园故土的怀念，是华夏民族性格的表现。”[1]关于黄河的叙事作品丰富多彩，塑造黄河形象成为不同作家的文学想象载体。当代中原作家群中的作家李凖成长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孟津县，对黄河的熟悉和热爱构成其写作的重要资源。李凖在创作中坦言：“黄河，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用乳汁哺育中华民族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她是我们祖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性格的象征。”[2]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是李凖依托黄河地理空间进行河流叙事的代表作品，文本从真实的黄河受难史史料出发，借助黄泛区难民家庭故事，诠释黄河儿女迎难而上绵延不断的顽强生命力精神质素，书写生生不息的黄河精神，体现了李凖黄河文学叙事与家国情怀表达的有机统一。

一、受难黄河叙事空间预设：从真实的黄河受难史史料出发

在当代书写河流的文学作品中，取材河流灾难史的长篇叙事文本并不多见，而聚焦黄河灾难史的文学创作更为稀少。李凖关注书写黄河灾难史的缘由，既来源于自身成长背景，又是多次黄泛区生活积累使然，也是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李凖1928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麻屯镇下屯村。这里与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孟津同属孟津县范围，黄河水滋养着作家，使作家能够耳濡目染黄河的流淌样貌，对母亲河深谙于心，了解她的喜怒哀乐愁。即便李凖20岁后离开家乡到洛阳工作，后来又调到郑州，但是他仍然扎根于中原大地，与黄河的地域浸染并未分离，反而扩大了直接体验黄河的机会，为言说受难黄河创造了写作契机。

应该说，接触黄泛区难民流浪生活和直接体验黄泛区生活，促使李凖萌发了表现受难黄河的动机。1942年与黄泛区大批灾民逃难到西安是李凖第一次接触到黄泛区难民的流浪生活，间接体验到灾民们生活的苦难。1949年李凖到黄泛区工作，“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3]706。亲睹黄泛区落难农民的惨状，进一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41岁的李凖被打作“黑帮”，遣送到黄泛区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生活了3年。“文革”时期多年感同身受的黄泛区农民生命体验形成了作家写作受难黄河的最终触发点。因此，通过文学观照受难黄河叙事空间主体，反思民族灾难，建构民族国家文化精神，就必然成为作家的写作使命。

与张承志《北方的河》的河流文学寻根不同，《黄河东流去》的河流地理空间设置来自真实的黄河受难历史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恰好衍生为整个河流叙事的预设背景，并不直接形成文本的叙事主体。文本中的黄河叙事框架源自真实的黄河受难史史料：1938年，侵华日军沿着陇海线向西直逼郑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决定“以水代兵”阻挡日军，扒开河南省郑州市北郊黄河南岸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人为致使河流决堤改道，形成河水肆虐的黄泛区，造成1000多万人遭灾、100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大浩劫。李凖以个体生命经验为创作基础，把生于黄河长于黄河的成长感受与黄泛区亲历生活共同融入这个真实的黄河受难历史事件，藉由受难同质因素，实现了个体黄河经验与家国历史叙事的统一，彰显黄河叙事的宏大视域，折射作家笔下黄河叙事取材角度的独到。与此同时，李凖使用这个真实的黄河受难历史事件进行文学想象时，并未虚构其真实性，而是还原黄河历史史料的真实灾难，采用略叙的叙事方式，预设为文本叙事背景，让其时隐时现，看似不是叙事空间主体，却使整个文本叙事主题笼罩在受难黄河历史史料格局之内。从《黄河东流去》整体叙事结构窥见，全书53章中有“黄河”“花园口”“黄水劫”3章正面描写黄河的河水景物人事及泛滥遭灾过程，其余50章中这样的安排很少，黄河水灾仅仅作为故事叙事的底蕴，蔓延叙事主体的是水灾中的难民生存史。这样看来，李凖《黄河东流去》中对于真实受难黄河历史事件的处理，无论取材酝酿抑或结构设置，可谓匠心独运，堪称黄河叙事文学的一种创作突破。

二、受难黄河叙事主体想象：从流浪的黄泛区难民家庭考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不同家庭故事可以折射出社会问题。李凖关于受难黄河叙事主体想象主要依靠黄河水灾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家庭。通过书写黄泛区七个难民家庭故事，考察遭受黄河水灾地域农民生活史。黄泛区农民家庭叙事之所以构成《黄河东流去》中受难黄河叙事主体，一方面源自作家的写作兴趣，李凖有明确创作立场，表示有写农民和农民家庭的偏好：“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3]703另一方面，形成作家关注农民写作的原因自然离不开自身的农村黄河家乡成长经验，尤其是作家在黄泛区生活期间的生活体验。“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3]707除了生命体验感知之外，也源自作家对黄河水灾受难群体中农民数量之巨的社会责任感知和人道关怀。在思想层面上，李凖深刻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3]704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作家选取黄河史上水灾中的难民家庭进行重点叙事，就带有鲜明的受难黄河叙事主体想象既定色彩，由此推断，设定难民家庭为叙事主体正好实现了作家的创作初衷。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河东流去》是一幅黄泛区七户难民家庭流浪图，流浪体现出黄河水灾地域下中原难民家庭生活最核心的共同特征。在当今世界上，流浪的农村难民群体生活显然与流离失所和四处流亡相连，为了生存，他们选择奔向城市，寻找各自得以谋生的方式。《黄河东流去》中黄泛区难民因河水淹没了房屋和田地，被迫离开村庄，同样到城市谋生。文本主要把洛阳和西安作为黄泛区难民流浪的生存地，遵循了作家创作自己身边熟悉事物原则：“作家的幻想能力再强，编故事的本领再大，但是，生活还是你的法官，必须受生活的制约。”[4]洛阳是作家工作过的城市，西安是作家曾跟随逃荒难民度过流浪生活近半年的城市，而七户难民家庭采用不同的生计落脚城市，凸显了失去家乡的不同难民家庭相同的流浪生存突围路径模式。

苦难是流浪的黄泛区难民家庭生活的另一个考察点，体现受难黄河叙事主体想象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资源是土地。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构成农民最基本的生计基础，是他们寝食得安的根本。《黄河东流去》中失去土地的黄泛区七户农民家庭，从黄河水淹没村庄伊始就开启了苦难之旅，即使逃荒流浪到城市，依靠土地生息的农民，依然脱离不了苦难的宿命。文本叙事时间从1938年开始，难民逃难8年后还乡，在这段流浪史中，难民遭受着衣食住行无法保证和战局动荡不安的双重苦难。唢呐手蓝五与雪梅坚守爱情，他们历经逃荒路上的种种别离，却因团聚被乱世匪徒枪杀；海老清之女爱爱姑娘以卖唱养活家人，她的职业被父亲鄙视，自己也受地方恶势力欺压；船工女儿梁晴流浪多地，依靠辛勤劳工薄酬生存，却受当地人欺负；黄河水上婚礼的春义和凤英，即使在咸阳做起小生意能够糊口，最终因世事变迁分道扬镳；而文本最主要人物李麦，虽然泼辣能干独立坚强，但在逃难路上倍受生存艰辛之苦。李凖正是通过大量描绘黄泛区难民流浪路上的种种生存苦难浮世绘，力图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呈现受黄河水灾之苦的流浪农民生存苦难实景，表达出深厚的悲天悯人意识。

三、受难黄河叙事思想立意：从家国情怀建构黄河文化精神

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认同归属感，家国情怀是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体现个体对所属国家的认同归属感。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一体，小家同大国密不可分。《黄河东流去》的叙事思想深刻反映李凖的家国情怀，是作家对家国同构精神追求的文学表达，即通过书写普通难民家庭命运变化来思考国家民族发展，梳理小家与大国之间的相依关系。在谈及创作《黄河东流去》把难民家庭生活作为重点叙事主体原因时，作家这样解释：“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3]702由此可见，李凖采取剖析黄泛区难民家庭细胞的叙事策略，立意很明显，他把难民家庭比喻为丰富矿井，难民家庭生活的起承转合具有深度挖掘的可能性，不同难民家庭能够折射出共同的精神质素和思想信念，体现出黄河水灾背景下中原大地黄河精神，从而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共振。

正如作家所言：“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5]在这场黄河大水灾造成的中原农民大迁徙过程中，李凖主要书写了七户难民家庭悲欢离合，集中展现他们大流浪的坎坷命运，塑造了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难民形象，以此显现难民群像具有的品质信念。李麦是作家重点塑造的一个难民形象，传统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悲苦集中在其身上，但是在与乡亲们一起逃难途中，她的热心、果毅、坚强、泼辣、能干、正义、负责等诸多优秀品质闪现出来，引导难民乡亲无惧苦难、积极生存支撑着她的逃难谋生理念，是作家寄托家国情怀的典型代表形象。徐秋斋作为贯穿逃难始终的一个仁爱者文化形象，文本多次描写其帮助乡亲的善心大义之举，是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化身。李麦和徐秋斋是赤杨岗村难民逃难路上团结互助乡情的代表形象，是黄河水、中原土地赋予中原农民优秀文化品质的体现。蓝五纯朴善良钟情，雪梅犹如她的名字一样，心地冰洁感情坚贞，他们是逃难家庭坚贞爱情的典型形象，以死守护执着的爱情。海长松的女儿秀兰和海老清的女儿爱爱，她们为了父母和家人能够活下去，前者贱卖他人，后者说书赚钱，她们身上散发出底层普通家庭女孩为了亲情的牺牲奉献精神。梁晴和嫦娥找工作辗转奔波，春义和凤英辛勤经营面铺，无论如何颠簸劳累，他们总是吃苦耐劳，积极面对，表现出底层劳动人民在遭遇大灾大难时的隐忍挣扎和努力奋斗。共同构成了一幅被洪水淹没的黄泛区农民逃难群像。他们面临艰难苦恨、生死考验时对于生的执着，对于乡情亲情爱情的守护，焕发出宝贵的品质和纯朴感情，集体合奏了一曲黄河儿女艰辛逃难抗争曲！这种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是中原黄河精神的生动诠释。

“还乡”是《黄河东流去》结构安排的最后一章。失去家园的黄泛区赤杨岗难民集体返回家乡，重建被洪水淹没的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国思想，一个人有了家，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家是一个人身体和精神漂泊的归宿。因此，文本末章的还乡不单是流浪在外难民的身体还乡，更是他们长期漂泊无依的精神还乡。家乡带给他们的是几经坎坷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皈依，中原黄泛区儿女历经流浪的苦难在这里找到了释然答案，见证了黄河精神所蕴含的绵延不断的顽强生命力。如果从作家的家国情怀考量，李凖还乡叙事思想的立意更在于，由黄泛区儿女对家执着坚守的黄河精神追求，延伸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考。也可以说，迎难而上坚韧不屈的中原黄河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难面前，生生不息的中原黄河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所在。尾章“还乡”的叙事安排巧妙印证了作家受难黄河叙事与家国思想的融合，既前后呼应，又是文本立意的点睛之笔，升华了文本整体思想格局，契合了作家创作思想。

四、结语

自古至今，在中华民族儿女的精神谱系中，个体与家庭、家庭与国家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国意识是我们用初心守护的精神原乡。“河流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河流文化生命体现了河流人文的主导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是河流文化生命的追求和信仰。”[6]李凖赋予《黄河东流去》中的家国意识与黄河精神为一个统一整体，黄河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们一致呈现为面对困境但不屈服于困境的奋斗精神，是接受困境并能战胜困境的创造精神。这是黄泛区难民历经千辛万苦战胜苦难的信念，恒心守护的精神原乡，与李凖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同构。作家在关心人类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创作立意中，实现受难黄河叙事的创作实践价值。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李凖以《黄河东流去》为中心的受难黄河叙事，体现了作家家国意识的责任使命担当，文本所彰显的迎难而上绵延不断的顽强生命力精神质素正是中华民族精神重要内涵，对于提升当代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力，依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