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
——以会典为中心

吴恩荣

(肇庆学院 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虽说清承明制，但清朝礼制的发展过程远比明朝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清朝源于满洲建立的后金汗国，崇德朝正式建立清帝国，但仍是偏居东北的地方性政权，顺治入关后才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一统政权。清朝国家礼制也随着政权形态的转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在入关前，以满洲礼俗为主；入关后，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向以汉礼为主演变，但仍保留了部分满洲礼俗，迄于清亡。在这一进程中，清朝国家礼制格局中的满洲礼俗也呈现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到乾隆朝方趋于稳定。满洲礼俗出现时间较早，对清朝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国初的满洲礼俗在清朝官修典籍中并未得到秉笔直书，而是有所隐匿与文饰。那么，清朝对国初哪些礼俗进行了隐匿与文饰？其标准是否有历时性的变动？背后潜藏着清朝统治者怎样的心态？又是出于怎样的政治目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具有礼制史和政治文化史上的双重意义。目前学界尚无人解答相关问题，故笔者爰撰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大清会典》对国初礼俗的隐匿

(一)对天命、天聪朝汗国礼俗的隐匿

清朝自康熙会典纂修开始，就对国初的礼俗，尤其是天命、天聪朝的汗国礼俗多有隐匿。康熙、雍正会典主要记载了二朝的登极、朝贺之礼，从乾隆会典则例开始，才增加了一些军礼方面的记载，并且经过文饰，详见后文。会典隐匿的二朝礼俗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满洲祭礼。二朝祭礼种类不多，只有拜天、祭堂子、拜神、祭纛、墓祭、庙祭等几种，不成体系，行礼带有浓厚的满洲民俗色彩，随意性较强。(1)参见吴恩荣：《国家礼制视域下的清代满洲祭礼之源起与流变》，《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

二是冠服与仪仗之制。如天命六年定，“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乡彪补服。”(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初八日，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7页。七年定仪仗之制，以旗的数量为等差，其中“一等和硕贝勒大臣等各备旗八对，伞一柄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以下官员所用旗数递减。(3)《满文老档》，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第300—301、301页。还制定了配套的官员道路相遇回避之礼，如“于汗城内，只准执旗而行进。五对旗之官如遇六对旗之官，则偃旗只身从后跑去相见。”(4)《满文老档》，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第300—301、301页。

三是抱见礼。抱见礼主要用于军礼、迎接亲属、外藩或归附降人等场景。在早期的抱见礼中，大汗还有答拜之礼，呈现一定的平等色彩。如天聪五年，土谢图额驸进马时，“率其从者近百人遥拜，复近前叩拜时，汗及诸贝勒均立受之。第三次叩拜时，汗亦迎面跪拜，行抱见礼。”(5)《满文老档》，天聪五年四月初二日，第1109页。大汗会见外嫁女性亲属亦行此礼。如天聪十年三月，科尔沁部土谢图济浓偕格格至，“格格遥拜一次，汗答礼。格格复近前跪，汗曲膝答礼，行抱见礼”。(6)《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三月初二日，第1400页。按：档案将天聪十年四月前之事亦归为崇德元年。

四是大汗以年礼叩拜尊长。如天命十年正月，“二伯父坐于上炕，汗以年礼叩拜二伯父，叩拜四媪”，“继之，由三福晋以儿媳之礼叩拜二伯父及四媪”。(7)《满文老档》，天命十年正月初七日，第622—623页。直到天聪九年正月，仍行此礼，大汗率诸贝勒至兄姊家叩拜，皆行三跪九叩头礼。(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崇德之后不再行此礼。

(二)对有损汗权或皇权尊严礼俗的隐匿

受政治权力格局的制约，后金汗国时期的汗权与清初的皇权远未达到清朝中后期的集权程度，在礼制领域也有所体现，因而会典对早期有损汗权或皇权尊严之礼进行了隐匿。

一是天聪初年三大贝勒与大汗相抗礼。如元旦受贺，三大贝勒与大汗并坐，“昔满洲国礼，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三贝勒，以兄行敬，命坐于汗左右，无论何处，均亦命与汗列坐，不令下坐。”(9)《满文老档》，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日，第805页。直到天聪六年，皇太极彻底掌握了金国最高权力后，才改为大汗“南面独坐，以尊重之”，大贝勒和莽古尔泰贝勒“横向而坐”。庆贺礼结束后，大汗还要“以兄礼至大贝勒家拜之”(10)《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第1188页。，“汗之妻及诸福晋以元旦礼拜大贝勒时，汗降座旁立”，显示了后金汗国时期氏族社会礼俗的强大影响力。(11)《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初二日，第1189页。

二是顺治初年因幼帝即位，曾有辅政之制，尤其是摄政王多尔衮权倾一时，其礼仪也是上拟人主，超越诸王。如顺治元年，议定“凡出猎行军，摄政王仪仗前导，奏乐而行”，其余宗室“随带仪仗，不前导”，“凡在内及出猎行军，摄政王正坐，诸王两旁叙坐”。(12)《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三月戊申，《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二年，“议定摄政王称号及仪注”，尊礼程度仅亚于皇帝，凡大礼，各官“视王所往，列班跪送候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候各官，跪迎如前。遇元旦及庆贺礼，满汉文武诸臣朝贺皇上毕，即往贺皇叔父王。”(13)《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甲辰，第146页。当年更定朝仪，元旦朝贺毕，“摄政王坐上侧榻上，诸王坐殿内两傍。上还宫，摄政王退，诸王方退。次日，郡王、贝勒及群臣往贺摄政王如朝贺礼。”(14)《清世祖实录》卷22，顺治二年十二月丙午，第197页。四年，更是应多铎等人所启，以摄政王有风疾，“进酒时，不入班行跪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15)《清世祖实录》卷35，顺治四年十二月丙申，第290页。，尊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外，顺治初年还曾定摄政王冠服、宫室、仪仗之制，出都经过地方迎送礼仪，摄政王福金仪仗等制。(16)《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戊寅，第103页；卷26，顺治三年五月壬申，第222页；卷28，顺治三年十月壬辰，第238页；卷30，顺治四年正月戊午，第246页。按：清世祖之前实录唯载“福金”称号，世宗实录才开始规范为“福晋”称号。

(三)对与日后定制不符之礼的隐匿

清初，不乏与日后定礼不符之礼，会典多有隐匿，如以下之例：

崇德元年所定元旦朝见福晋礼，众命妇“行三叩首礼时，每次各行万福礼三次，叩拜一次”。(17)《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第1464—1465页。在册封诸福晋典礼中，福晋行三万福一叩首礼；册封礼毕，诸福晋向圣汗和国君福晋各行九万福三叩首礼；向大福晋、侧福晋和其夫各行六万福二叩首礼；王之女、媳及所属大臣向受封福晋行六万福二叩首礼。(18)《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第1691—1692、1693页。册封恭顺王之母、妻时，还曾行四万福四叩首礼、八万福八叩首礼。(19)《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第1691—1692、1693页。与清朝后来的跪叩礼仪模式有较大差异。

崇德朝开始仿汉制祭天、太庙、孔子、陵寝等，仪注仍带有较强的满洲民俗色彩。如祭天、太庙与陵寝仪注，核心礼仪为圣汗先行一跪三叩头礼，三上香，献帛酒，再行三跪九叩头礼。(20)《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七月十四日，第1538—1539页。尚未使用明朝从迎神到初献、亚献、终献，再到送神那一整套奠献仪节，也未用乐，显得较为原始、简略，与入关后所行祭仪有较大差异。

礼仪汉化最为强烈的顺治朝曾一度停止堂子之祀。顺治十三年，清世祖以元旦“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诣堂子，以后着永行停止”。(21)《清世祖实录》卷105，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丁酉，第819页。当年所定大军出征、班师之礼俱只有太和殿行礼之仪(22)《清世祖实录》卷99，顺治十三年三月甲午，第769—770页。，不再有诣堂子、祭纛这些满洲祭礼。十五年，将征云南，礼部奏出兵仪注，世祖下旨：“其诣堂子，着永行停止，余俱照定例行”。(23)《清世祖实录》卷114，顺治十五年正月壬寅，第891页。清圣祖继位后重新举行堂子之祭。

(四)对所行故明礼仪的隐匿

清朝在入关前，就已接触到一些明朝礼仪。如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归附后金，二人先“以见明帝礼跪拜毕”，再行抱见礼。(2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七年六月初三日，第19页。清朝从乾隆朝会典则例开始记载此事，但隐匿了二人行明朝跪拜礼的细节，只载行“朝见礼毕”，复行抱见礼。(25)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4《军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3页。

入关后，清朝全面继承明朝礼制，顺治元年就开始照搬明朝礼仪，并开始尝试用清朝的跪叩礼替换明朝礼仪中的拜礼，当年九月，“恭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大行皇帝神主奉安太庙”时，首次使用初献、亚献、终献祭仪，但是又将明朝礼仪中的四拜礼改为四跪四叩礼。(26)《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壬子，第89、90页。鸿胪寺上进历仪注，先行“鞠躬、五拜叩头”礼，又行四拜礼。(27)《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壬子，第89、90页。十一月，冬至预告太庙及冬至圜丘祀天，皆行四拜之礼(28)《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甲辰、丁巳，第108—110页。，俱是使用明朝礼仪。

二、《大清会典》对国初礼俗的文饰

(一)康熙会典对国初礼俗的文饰

康熙会典对国初礼俗的文饰集中在入关之前，对天命、天聪二朝礼俗以隐匿为主，仅载登极、元旦朝贺礼及天聪八年殉葬禁例；对崇德朝的礼制记载较多，但多有文饰。

首先，对天命元年登极及元旦庆贺仪的文饰。档案所载核心礼仪为大臣持书跪进，“宣书咏诵‘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之后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29)《满文老档》，丙辰年正月初一日，第44页。康熙会典中文饰成大臣“跪进表章”，宣表“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上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上复升御座，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30)康熙《大清会典》卷40《登极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页。最重要的是将三叩首礼改成三跪九叩头礼，其他如宣书改为宣表，称汗改为称皇帝，增加建元天命、升降御座等细节。

其次，对册立、庆贺、相遇等礼制的文饰。一是对跪叩礼仪书写的规范化。如崇德元年册封后妃礼仪，档案载行六拜三叩头，四拜二叩头，二拜一叩头，而康熙会典规范为六拜三跪三叩头，四拜二跪二叩头，二拜一跪一叩头。(31)《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七月初七日，第1533—1534页；康熙《大清会典》卷43《册立册封》，第2068、2088页。二是官爵称号的汉化改译。如崇德元年所定相遇礼仪中，档案载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超品一等公、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固伦格格、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满洲特色的称号，而康熙会典中只见亲王、郡王、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都统、尚书、侍郎、参领、佐领、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君等更具汉化色彩的称号。(32)《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六月十一日、七月初一日，第1506—1507、1523页；康熙《大清会典》卷46《回避仪》，第2220—2222页。

第三，对军礼的文饰，主要是故意掩饰使用民间乐器和行抱见礼的细节。康熙会典从崇德朝才开始记载军礼，仅载崇德间命将出征与凯旋仪，皆无准确年份。如会典载凯旋仪，“设八纛，吹螺作乐，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献捷表后，上命近前行礼，“王等以次趋至上前，一跪三叩头”。(33)康熙《大清会典》卷45《凯旋仪》，第2206—2207页。而档案所载崇德元年凯旋仪中，拜天时尚有“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的细节，近前行礼并非行一跪三叩头礼，而是“行一跪一叩头礼，抱膝见”。(34)《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第1603—1605页。

第四，对仪仗、冠服等礼制的文饰。康熙会典对这些礼制的记载也始于崇德朝，细节的文饰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仍是对涉及的官爵称谓进行汉化改译。其二是对部分器物名称进行改译或文饰。如档案所载崇德元年所定冠服中的“金佛头”，康熙会典俱改为“舍林”。(35)《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第1465—1466页；康熙《大清会典》卷48《冠服》，第2318—2308页。又如崇德元年所定和硕福晋仪仗，康熙会典中称亲王妃仪仗，并将回避小旗改为清道旗，贴金红伞改为销金红伞，元青圆扇改为青扇，蝇拂改为拂子，唾盂改为金唾盂，贮水盆改为金水盆，各种器物的排列顺序也有所调整。(36)《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七月十九日，第1547页；康熙《大清会典》卷46《王妃以下仪仗》，第2242—2243页。

(二)乾隆会典对国初礼俗文饰的推进

雍正会典对国初礼俗的记载大体上因袭了康熙会典的文本，到乾隆朝重修会典，并将事例另纂为会典则例，对国初礼俗的文饰才被继续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是跪叩礼仪的书写新规范。

康熙、雍正会典中跪叩礼仪书写模式为男性行三跪九叩头礼、二跪六叩头礼、一跪三叩头礼、一跪一叩头礼；女性行六拜三跪三叩头礼，四拜二跪二叩头礼，二拜一跪一叩头礼，并以此模式对入关前的跪叩礼仪书写进行了统一的规范化处理。至乾隆会典，跪叩礼仪的书写规范又有重要调整。男性所行跪叩礼，一是将“叩头”礼改为“叩”礼，称三跪九叩礼、二跪六叩礼、一跪三叩礼；二是君臣分流，臣下所行仍为跪叩礼，皇帝所行则改称跪拜礼，称三跪九拜礼、二跪六拜礼、一跪三拜礼。女性所行之礼也与之类似，所不同者是女性将跪拜或跪叩礼改称肃拜或肃叩礼，皇后所行为六肃三跪三拜礼、四肃二跪二拜礼、二肃一跪一拜礼，其他命妇所行为六肃三跪三叩礼、四肃二跪二叩礼、二肃一跪一叩礼。并以此模式对乾隆朝之前的所有礼仪进行改写。如康熙、雍正会典所载天命登极仪中，太祖率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就被改为行三跪九拜礼；(37)康熙《大清会典》卷40《登极仪》，第1901页；雍正《大清会典》卷57《登极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5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7《登极》，第25页。崇德元年册立皇后仪中皇后所行六拜三跪三叩头礼被改为六肃三跪三拜礼，诸妃等所行六拜三跪三叩头礼则被改成六肃三跪三叩礼。(38)康熙《大清会典》卷43《册立册封》，第2068、2088页；雍正《大清会典》卷60《册立皇后》，第3717页；卷60《册封》，第3769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8《册立》，第35页；卷58《册封》，第43页。

除了跪叩礼仪外，乾隆会典则例对康熙、雍正会典所载国初礼仪的其他细节也多有更改。如天命元年登极仪，跪进表章被改为跪进贺表，焚香告天被改为告天，御座改为御宝座。(39)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7《登极》，第25页。崇德元年册后礼仪，将遣使的文本改为“御殿阅册宝，命正副使持节”，与《大清通礼》的书写保持一致，又将王妃称号改回福晋，满洲表文改为清字表文，蒙古表文改为蒙古字表文。(40)康熙《大清会典》卷43《册立册封》，第2066—2068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8《册立》，第35页。其他册立仪也做出类似的修改，册妃仪中删去“对行二拜一跪一叩头礼”的细节；册封诸王礼仪中将在皇后前行二跪六叩头礼改为行三跪九叩礼；册公主仪中删去“行二拜一跪一叩头礼”和宣读“满洲、蒙古、汉字三体册文”的细节。(41)康熙《大清会典》卷43《册封》，第2088、2114、2119—2120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8《册封》，第43、50、52页。崇德元年所定冠服和仪仗之制中，同样恢复亲王、郡王適(嫡)福晋与侧福晋的称号，不再称嫡妃、侧妃。(4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65《冠服》，第161页；卷72《仪卫》，第363—364页。亲王福晋仪仗中将金唾盂改为金盂，金水盆改为金盆。(43)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2《仪卫》，第363页。又将元旦改为元日，冬至改为长至。(44)康熙《大清会典》卷40《朝贺》，第1915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56《朝会》，第1页。

由上述细节可见，乾隆会典及则例对国初礼俗的书写文本较康熙、雍正会典有了很多变动，新的书写规范不仅应用于入关前的礼俗书写，还对入关后的礼仪同样进行了改写。对于过去的礼仪，乾隆朝不可能去改变，只能改变书写方式，来重塑过去的礼制形象。

三、帝国初始礼制形象的重塑

《大清会典》对国初礼俗一是缺载过多，尤其是天命、天聪二朝礼俗，在康雍乾会典中几至于集体缺载，显然极不正常；二是对细节有明显的删节、增添与改动现象。《大清会典》对国初礼俗的缺载与改写，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已经超出正常的文献编纂范畴，而是在深层政治动机下的隐匿与文饰行为，以达到重塑国初礼制形象的目的。

清朝对国初礼制形象的重塑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宏大工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早期真实记载国初礼俗的文献，要么深藏秘阁，要么禁毁。如满文老档，一直被深藏秘阁，并不具有流通性，社会影响力很小。还有崇德会典被禁毁。现存最早的《大清会典》是康熙朝所修，其实此前已有当朝会典的存在。据《满文老档》所载，崇德元年开始提到会典，共有三次，其中一次是以会典查亲王丧礼之制，曰：“亲王薨，初祭时，奉汗谕旨，赐一牛致祭”。(45)《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六月初六日，第1498页。又据《清太宗实录稿本》载：“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会典”，并摘录该会典部分内容，涉及婚丧、冠服等制，第一条合(和)硕亲王丧祭，正有“初祭用牛犊一只”之制(46)《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崇德元年四月十二日，《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第3页。，其他条目内容与档案所载天聪朝至崇德元年所定制度亦有相通之处，可见崇德元年议定会典十分可信，主要收录此前的相关典制。世祖实录亦载顺治十三年，礼部援引会典所载：“亲王福金已故，侧福金之子已袭封亲王者，其侧福金准封福金”。(47)《清世祖实录》卷104，顺治十三年十月己卯，第808页。张晋藩、祖伟等人认为该会典当称为《崇德会典》。(48)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法学研究》1983年第3期；祖伟：《略论清初崇德会典的议定》，《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崇德会典今已不传，在实录等文献中也极少提及，以至于有学者质疑其是否存在。清朝入关后需要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美化先世历史，将较真实地记载了入关前典制的崇德会典禁毁，并隐匿其存在，才可能对国初历史进行重写，也为康熙以后会典的改写行为做了铺垫。上引太宗实录稿本摘录了崇德会典五十余条内容，在后来的定本中被删去，就连议定会典的事实也隐匿不提。

二是在官修典籍中普遍对国初礼俗进行重新书写。有些典籍的成书尚在康熙会典之前，如《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已对天命登极仪进行文饰，档案所载大臣持书跪进改为“跪呈表章”，宣书称汗改为宣表尊太祖为“列国沾恩明皇帝(《满洲实录》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又增加“建元天命”“当天焚香”的细节，但向天仍行“三叩首”礼，与档案所载“叩天三次”差别不大。(49)《满洲实录》卷4，丙辰岁正月甲申，《清实录》第1册，第186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丙辰岁正月甲申，《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到《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该仪又被进一步文饰，皇帝称号改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告天时行“三跪九叩首礼”，以及升降御座这些细节(50)《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元年正月壬申，《清实录》第1册，第64页。，与康熙会典所载大致相同。可见清太祖实录在先后修订的版本中，皆有意识地对国初礼制形象进行重塑，只是成书时期不同，书写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到乾隆朝，对国初礼制形象重塑的标准趋于稳定，进而广泛施之于重新修订与新修的典籍之中。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举措，清朝实现了对通行文献所载国初礼制形象进行重塑的目的。当然，随着清朝礼制“汉化”及满汉礼制交融的推进，对国初礼俗重新书写的标准前后有所变化，因而其间所修典籍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程度并不划一，这在现存五部《大清会典》及则例或事例中亦有反映。不过它们的目的却趋同，以会典为例，其要点大致有三：

一是重塑国初皇权至尊的礼制形象。清政权经历了后金汗国、崇德称帝、顺治入关三个阶段，由汗权而皇权，集权程度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同样反映在礼制领域。从康熙会典开始，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于反映国初汗权或皇权的礼制依据日后的定礼进行重塑。如在天命元年登极仪中将称汗改为称皇帝，叩天三次先是改为行三跪九叩头礼，后又改为行三跪九拜礼，元旦向大汗“行三叩首”则改为行庆贺礼。因为清朝最隆重的礼仪是三跪九叩之礼，但在天命元年登极时尚未出现，若如实记载仅行三叩首礼，有损于皇权尊严。元旦朝贺仪从天聪六年才开始记载，因为天聪前五年“凡国人叩拜，汗与三大贝勒均南面列坐受之”，反映了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共理朝政的权力格局，到六年时皇太极才独掌大权，“始南面独坐”。因此，从六年开始记载元旦朝贺仪，但仍隐匿大汗要以年礼叩拜尊长的细节。顺治入关后，摄政王曾权倾一时，有损于皇权尊严，同样不载其礼仪。崇德朝册封诸王，诸王于皇帝前行三跪九叩头礼，于皇后前仅行二跪六叩头礼，到乾隆会典则例中则皆被改为行三跪九叩礼，以塑造皇后与皇帝同级别的礼制权威。

二是重塑符合汉礼标准的礼制形象。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基本的参照标准就是汉礼。清朝入关前受汉礼影响有限，所行礼俗与汉礼有很大不同，因此，会典对此时段内的礼俗隐匿和文饰程度最深。如不载天命朝杀白马祭天，杀黑牛祭地，誓告天地的礼俗，以及崇德朝的祭天、太庙仪注。冠服、仪仗之制也是从崇德朝才开始记载。将早期满洲官爵称号改译为更为汉化的名称。这些礼俗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满洲民族与民俗色彩，给人一种“蛮夷”的俚俗形象。以汉礼为标准改写国初礼俗最严格的是乾隆朝会典及则例。如将三跪九叩头礼改为三跪九叩礼，且将皇帝所行之礼改为跪拜礼，以区别君臣。女性所行之礼由六拜三跪三叩头礼改为六肃三跪三叩礼，且将皇后所行之礼改为肃拜礼。甚至对入关后仍保留的堂子立杆致祭与月祭之礼也没有采取《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的文本，而是采取了《清朝文献通考》中更为汉化色彩的书写模式，高度浓缩为“九酌献，三致祷”，“六酌献，三致祷”。(51)乾隆《大清会典》卷88《掌仪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854—855页。这些书写风格并非忠实于礼制原貌，而是刻意适合汉礼的标准。

三是融入现行的满洲礼俗，并消释原始满洲礼仪的俚俗色彩。清朝入关后仍保留并延续了部分满洲礼俗，主要集中在堂子和坤宁宫祭祀、军礼、冠服、婚丧等礼制中，对于这些礼俗的早期形态，会典多能记载，但刻意消释其俚俗色彩。如乾隆会典则例虽载崇德元年命将出征凯旋仪，但特意将祭纛拜天时“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等民间乐器的细节改写为“吹螺作乐”，又隐匿“行一跪一叩头礼，抱膝见”的礼仪细节，诣堂子时同样隐匿“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的细节。(52)《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月初二日，第1609—1610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4《军礼》，第406—407页。将冠服中的“金佛头”改为“舍林”。不载天命七年所定仪仗之制，因为当时的仪仗只有旗、伞，还用鼓、喇叭、唢呐、箫等民间乐器吹打引导，完全没有明朝仪仗的威仪；崇德元年所定仪仗新出现红伞、旗、纛、立瓜、骨朵、吾杖等仪物，与明朝仪仗相似，才开始记载。(53)《满文老档》，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第300—301页；崇德元年五月初一日，第1448页。

清朝对满洲礼俗的态度有过反复，汉化的标准也在变动，在会典中同样有所反映。如礼制汉化倾向最强烈的顺治朝曾一度取消在元旦、军礼中诣堂子致祭，但康熙朝又得到恢复，会典中也不再记载取消之例。又如对满洲官爵称号的改译，亲王、郡王福晋与侧福晋在康熙、雍正会典中一度被改为妃、侧妃，乾隆朝又改回福晋，但皇后、皇妃则没有再改回国君福晋、大福晋，郡主、县君、夫人等称谓也未改回。乾隆之前会典并不记载天命、天聪二朝的军礼，从嘉庆会典事例才开始记载，不过仍将使用民间音乐、行抱见礼这些细节省略。

清朝对国初礼制形象的重塑有着多重政治文化寓意。其一，礼制形象是政治权力的象征，通过重新塑造帝国初始礼制形象之威仪，来构建国初汗权或皇权至尊的形象，这成为入关后清朝政治权力的合理来源。其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尤其是入主中原之后，始终被华夷之辨的问题困扰，接受汉礼并对国初礼制形象重塑有利于消弭华夷差异，以利于统治。其三，清朝统治者在继承明朝礼制之后，转而对原有的满洲礼俗讳莫如深，说明其文化体认发生重大转变，不自觉地秉持了汉礼的标准，成为传统礼制的继承者。

四、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心态与礼制策略

清朝入关后，持久、广泛、系统地对国初礼制形象进行重塑，与清朝国家礼制的演变进程和统治者的政治心态密切相关。国初礼俗源自满洲民俗与宗教，缺少等级性，且带有浓厚的民间俚俗色彩，不适应彰显皇权与等级秩序的需求。后金时期的满洲礼俗集中在相见礼仪、祭祀、婚丧、冠服等方面，形成以汗权为中心的等级性汗国礼俗。崇德朝，开始由汗国礼俗向帝国礼制演进，满洲礼俗因而出现分流，部分礼俗得到延续与发展，如跪叩礼、堂子、拜神、祭纛、冠服、婚丧礼俗等；部分礼俗被摒弃或渐趋式微，如抱见礼、结盟誓告天地、会见外藩时拜天、以年礼叩拜尊长等；在朝仪、祭礼等方面已经受到汉礼影响，但程度有限，仍以满洲礼仪为主。顺治朝入关后，清朝采取全面继承明朝礼制的方式，来构建新的大一统帝国礼制，国家礼制转向以汉礼为主，这个过程颇为漫长，至乾隆朝方趋于定型。同时，大多数崇德朝得到发展的满洲礼俗仍然延续，成为清朝国家礼制中“满洲特色”的主要来源。

清朝自部分受到汉礼影响，到全面继承明朝礼制，不仅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符合传统王朝更替而制度传承的历史逻辑。但是对于满汉礼制在实践中的交织与取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始终存在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满洲礼俗，视其为维持统治的关键要素。早在崇德朝称帝后，清朝开始较大范围借鉴并仿行汉礼，必然会挤占满洲礼俗的空间，满汉礼制不相融或冲突时，仍强调保持满洲习俗的重要性。崇德元年十一月，皇太极以金国史事告诫众臣，金熙宗及完颜亮废太祖、太宗治国之道，“尽染汉习”，其后世宗“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直衣，习女直语，时时练习骑射。虽重训如此，后世诸汗，习染汉俗，忘其骑射，至于哀宗，基业废坠，国遂灭亡。”(54)《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1697、1697、1697—1698页。他认为不保持女直衣冠、语言、骑射等旧制，是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言下之意保持满洲特性是维持清朝统治的关键要素。皇太极又举旧事，“昔儒臣巴克什达海及库尔禅屡劝我弃满洲衣冠，用汉人衣冠，以效汉俗，我坚辞不从”，可见他有明确的意识去保存满洲礼俗，拒绝盲目全盘改用汉礼。(55)《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1697、1697、1697—1698页。他又指出，“我发此言，非指今世，在我身岂有变更之理耶？恐后世子孙弃旧制，忘骑射，以习汉俗耳。”(56)《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1697、1697、1697—1698页。他的用意在于垂训后世皇帝，这成为清朝入关后刻意保存清语、骑射、衣冠、礼制等满洲旧俗的“祖制”来源。清高宗时即多次以祖制来强调保持满洲旧习。乾隆八年，高宗谕王公宗室：“尔等得与朕在清宁宫内祭祀，皆祖宗所赐之福，亦系满洲之旧例也。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又举太宗圣谕批评怡亲王不佩带小刀，“太宗当时教训诸子，早念及后之子孙遗弃旧俗矣”。(57)《清高宗实录》卷202，乾隆八年十月庚戌，《清实录》第11册，第595页。乾隆六十年，高宗又援古证今，“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58)《清高宗实录》卷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清实录》第27册，第927页。可见保持满洲礼俗在内的旧俗是清朝统治者的一贯之道。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与认识，清朝在国家礼制的发展进程中刻意保存满洲特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努力。一是较完整地保存特定的满洲礼俗，如冠服、堂子、拜神、婚丧礼俗等。如保持满洲衣冠，早在崇德三年就下令：“若有效异国衣帽，束发、裹足者，是身在大清而心在异国也。自今以后，若有再束发者，则剥其头皮杀之，裹足者断其足杀之。”(5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崇德三年七月十六日，第332页。入关之后，更是坚定不移地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将其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关键判断标准。顺治元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即命传檄招抚各地，令剃发归顺，他认为“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要求“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60)《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第57页。到高宗时，衣冠“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并鼓励“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不轻改衣冠之制。(61)《皇朝礼器图式》卷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6页，第2页。二是在入关后继承明朝礼制之时，用满洲礼仪要素对汉礼进行关键性改造，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满洲跪叩礼替换明朝礼仪中的拜礼。类似的礼仪要素还有冠服、语言文字等，通过满汉礼制要素的替换，使得明清礼仪风格发生重大转变。

另一方面，清朝入关后大规模继承并发展明朝礼制，进而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清朝之所以三令五申保持满洲礼俗，说明在汉礼的冲击下满洲礼俗处于颓弱之势。虽然满汉礼制有重叠与冲突之处，但更多的是汉礼填补了满洲礼制的空缺，尤其是汉族的“五礼”体系为清朝国家礼制的构建提供了整体框架与基本内容。因此，清朝统治者限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和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入关后选择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并推动汉礼向前发展。其后，清朝统治者名正言顺地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在纂修政书通典时一再彰扬本朝礼制。如“圣朝定制，典文盛于三代，损益迈于千古”；(62)《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91《郊社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4册，第64页。“我朝列圣以来，厘定祭典，精禋俨恪，超越万古”；(63)《钦定皇朝通志》卷36《礼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第387页。“国朝定制，夏日至大祭地于方泽，是为北郊，法古垂后，准礼经而超百代矣”。(64)《钦定皇朝通典》卷43《北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册，第514页。这种心态与传统的汉族政权并无二致。

不论是保持满洲礼俗，还是继承汉礼，共同目的都是服务于清朝的政治统治，不过出发点稍有不同，保持满洲礼俗是为了维护满洲民族特性，关乎国运；继承汉礼是因为汉礼与大一统帝制政体高度匹配，是儒家治国的主要手段，关乎治理。满汉礼制各自的特性与文化底蕴截然不同，汉礼的优势不言而喻，治政功用更强，更加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不断发展壮大，蔚为主流。就连得以保留的满洲礼俗，也或多或少受到汉礼影响，有所发展和规范化，呈现出与最初原始礼俗截然不同的气象。

这两种矛盾的政治心态统合到礼政上来，就是实现满汉礼制在汉礼框架下的整合，总体上是将满洲礼制融入汉礼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附会汉礼。虽然清朝也用满洲因素对明朝礼仪进行改造，但多是私密悄然进行，又将满洲礼制附会汉礼，来论证其正当性。如清高宗即言：“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正类祭遗意，而列纛行礼，则禡也”。(65)《清高宗实录》卷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丙午，《清实录》第13册，第687页。其二是将满洲礼制融入传统的“五礼”体系，其代表是《大清通礼》。乾隆朝修成当朝第一部礼典《大清通礼》，标志着清朝继承汉礼趋于成熟，该书以传统的“五礼”为纲，但将跪叩礼、军礼、婚丧等满洲礼制融入其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处理，形成了新的礼制书写规范，像乾隆会典的跪叩礼书写规范就是首次出现在这部书中，甚至为了表现得更像汉礼，还刻意隐藏了堂子、坤宁宫祭祀等重要的满洲祭礼。在之后的通礼续修中，进一步将满洲堂子祭祀增入其中。(66)参见吴恩荣：《国家礼制视域下的清代满洲祭礼之源起与流变》，《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其三便是重新对国初礼俗进行书写。随着礼制“汉化”以及满汉礼制交融的推进，呈现出不同于国初的礼制气象，对国初礼俗以汉礼为标准进行改写，重塑了国初礼制形象。

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放大，清朝对国初历史的篡改远不止于此。除了本朝的历史与典籍外，乾隆朝还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对历史上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删削、篡改乃至禁毁，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包括满洲在内的历史上的“北虏”形象进行重塑，以实现在汉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满汉民族形象的平等性书写。这些篡改历史的举措虽然指向对象不同，但在逻辑上存在内在联通性，有异曲同工之效，构成一个宏大而系统的文化改造工程，最终服务于清朝的政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