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日常生活之“秽”
——评《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

徐赣丽

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①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借用庄子之名言为题，把一个极为敏感的难题写成了一部兼具学理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使厕所革命真正成了一个涵盖多维、意义深远、颇具现代性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主题。作者为何会关注这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现象？在内容上又是如何把握这一错综繁杂的难题，以及在写作中体现了他怎样的学术风格？本文拟在这些方面对其展开必要的学术批评。

一、从日常生活发现和思考问题

厕所革命是一个让人感觉棘手、难以应对，看似微不足道甚至是令人羞于启齿或不可言说的议题，但它又是一个立足中国当下社会，特别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当下传染性疾病肆虐的背景下）、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让每位国民都能享有清洁、舒适和卫生的如厕环境，并借此提升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经常给予高度关注，其中厕所问题则是较为频繁提及的话题，除了学术方面的研究之外，更常见的却是伴随着各种歧视和偏见的随感性文字。因此，中国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也应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探讨，直面我国社会这一具有普遍性和紧迫性的问题，通过学术研究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因为生活革命的召唤，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乡村的厕所革命，对此现象，媒体和政府管理者已较为关注。正如作者周星所言，“厕所”这个在中国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的词汇和问题，这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国民日常生活中的“死角”，终于堂堂正正地成为公共媒体的话题，成为国家领导特别关注的民生课题，成为每一位国民街谈巷议且致力于改善的生活目标之一。“厕所”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价值对于人民生活之幸福感的意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广大民众所认知。①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第205页。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重要问题，人类学和民俗学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此，周星这本著作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它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相关政策实施所具有的社会及文化意义，给予了来自学术立场的解读。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厕所及其相关的话题联系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共卫生的议题、文明化的议题、生活文化的议题和健康的议题等。但对此，中国学术界截至目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并且通常是把它当作一个“卫生”或“公共道德”的问题来处理。摘下对厕所的有色眼镜，“将它理解为当代中国具有高度复杂化之综合性背景的社会及文化问题”②同上，第7页。并进行深入研究，本书当属开创。

这样一个议题，尽管非常重要，但中国知识分子们由于其惯有的“清高”，除了对下层民众的如厕环境和行为露出鄙夷的神情外，往往是很难（或较少）对此问题有任何学术上的高见。无论是在国家治理的公共卫生层面，还是在普通国民致力于美好生活追求的层面，该选题都充分体现出人类学、民俗学朝向当下日常生活的特点，体现了贴近民众和朝向有益于社会的目标而努力的学术情怀；当然，本书也体现了其作者迈向现代民俗学、追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的学科意识。

民俗学惯常研究的是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民俗”，如婚丧嫁娶、节日仪式等等，对于庸常的日常，似乎没有多少兴趣，或者是缺乏独特的课题意识。即使有对日常的关注，很多时候，也仅仅限于对其做表层的审美意义的解析，缺乏学术深度，也未能对当下现实普遍性问题予以关注。本书从日常中发现和思考问题，为提升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品质而写作，其作者的这一立场很值得我们尊敬。

本书作为“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研究的一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在此话题领域中我们所处在的被表述境地，把厕所问题的相关研究从“被人说”发展到“自己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本土人类学和中国民俗研究的主体性及尊严感。

二、“厕所”作为一个现代性命题：文明化、生活革命与公共性

厕所革命非一般的社会运动可比，正如书中所言“眼下中国的厕所革命所涉及的广度、深度、难度和强度，都是以往任何类似的尝试所无法比拟的”③同上，第135页。，这句话也可用来表达我对此书的评价。就厕所这一看似平常、人人皆熟悉的话题，如何写得有广度，有深度，还要有趣味，并不容易。前人的相关研究，无论从技术的角度或历史的角度，或立足某地的经验介绍或广收博采的论文集，总让人感觉到，研究者难以深入或讨论不够透彻。因此，虽然有不少对厕所革命的相关报道和一些归纳之作，但是真正算得上是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而本书不仅成功驾驭了这一难题，还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超越了其他类似主题的研究，是目前所见无人能取代的权威性成果。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厕所革命，却不止于。在周星看来，厕所问题反映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历史及文化问题，应把厕所革命与更大的社会进程和文化系统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因此，作者与从管理或技术等各种角度讨论厕所问题的各位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立场和视角不同，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也不同；所使用的材料和叙述的方法自然也有不同。我认为，这种不同或其具有的特色，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本书通过历时性的脉络梳理和共时性的多维描写，全面展开了该问题的多个面向，作者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立场，对中国厕所革命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和深入的探究；顺次讨论了我国近代以来对厕所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改革措施，包括新生活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厕所革命的公共领域等等。一方面，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了我国从农耕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对排泄物的利用、公共卫生发展，以及现代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排泄行为规范和公共厕所发展的变化，展现出以公共厕所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代厕所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人的污秽观及其变迁，也反映了其中所包含的文明和公共性等问题。在广度上，包括城乡居民私人与公共厕所问题，同时还特别引入了作为国家形象和地方形象代表的公共厕所和旅游厕所，与邻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厕所问题乃至公共卫生现代化进程做了横向比较，并进而把厕所问题上升到文化自觉和国民追求生活品质的高度进行讨论。

通读本书，可知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切入主题，以区别于其他学科或专业人士对厕所这一对象进行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那就是：文明化、生活革命与公共性。

（一）厕所革命与文明化的进程

讨论厕所革命绕不开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文明化。如何上厕所是衡量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尺，即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们自然地对本能和情绪加以控制，在这件日常生活“小事”上体现出有教养的行为和有尊严的感受，才称得上是厕所的文明化。厕所革命这个话题既涉及个人的文明行为，也关乎集体的生活习惯；既包括私人领域厕所环境的提升和个人品位的彰显，也包括公共厕所的建造、管理和使用等，因此是非常契合文明化这一话题的。作者认为，能够有尊严地上厕所的社会，才是真正文明的社会。①罗广彦：《专访〈道在屎溺〉作者周星：能够有尊严地上厕所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界面文化”，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1602029561889402&wfr=spider&for=pc，发布日期、浏览日期：2019年11月30日。对此，笔者是非常认同的。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以生活方式来分析文明化问题，他列举了欧洲上层社会风俗的变迁进而形成制度，从情感控制转而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展现“文明”的动态过程，借此说明，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等并不是原来就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并逐步规范的结果。②[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本书虽然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的现象，但是厕所问题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个文明化的不断成长的历史，作者借助埃利亚斯的理论精到地论述了厕所文明的全球化过程，喻示中国厕所文明的推进也同样需要外部的强制和自我的控制，并不断地接力、积累，才能够最终达到一定的高度。

本书第七章，从“发展”“卫生”和“文明”逐级深入地论述了中国的厕所革命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中国人形象改变及国民体质和文明素养提升的过程。文明如厕曾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内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之所以用社会公力介入私人生活，就是认为外国人(主要指西方国家)日常生活的习惯表现出有现代文明国家国民的知识道德，要使中国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就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旧生活方式，推行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新生活”。

厕所的文明化伴随人类卫生、医药、科技的进步，是以各种瘟疫疾病造成的灾害为代价而逐渐推进的。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大都市兴起，遂引发厕所革命的势在必行。正如作者所说，厕所是文明的窗口，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既事关国家的文明形象，又体现国民文明素质。①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第146页。它因为具有可类比性，所以，常常被作为衡量文明高下的一个依据，厕所革命也就成了一项国家文明工程。现代厕所文明在东亚各国及地区的迅速成长，与各国高速经济增长及伴随而生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②同上，第193页。，在东亚最早推行“文明开化”的国家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致力于国家改造，今天日本的厕所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可以说提供了最有说服力、启发性和现实效应的文明示范。而今天在全国城乡各地大范围全面铺开的厕所革命，及其所取得的成绩，昭示着我国的文明化程度已经上升到一个较高阶段。

（二）厕所革命与生活革命

为什么在外国人眼里那么重要的厕所问题，在我国即使受到各种尖锐的负面评价也难以改变现状呢？周星教授认为需要从厕所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考察。中国民众面对厕所问题，“通常是漫不经心，不把它当回事，但也承认它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和回避不了的一部分”③同上，第5页。。因为在农耕文明时期，厕所之秽因其作为农业资源的价值而被遮蔽了，而且，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意识，对厕所与卫生的关联性也认识不够。而当我们进入工业化和城市社会之后，由于化肥的出现与大城市人口集中居住，厕所问题被尖锐地凸显出来。

结合作者发表的其他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厕所革命是其早已倡导的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革命研究的一部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活改善，在满足日常温饱生活之后，国民开始追求更为精致的生活。厕所这个一向被忽视的空间，在邻国日本的刺激下、在展示国家形象和提升日常生活品质的目标下，伴随商品房购买和室内装修的热潮，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更新换代。换句话说，在进入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后，厕所革命是生活革命背景下迟早要迈过的阶梯。以往人们更为注重日常生活中吃穿等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把厕所问题当作了民生之外的小事；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人们有了注重生活质量和提升生活品质的可能，也就潜在地激发了对厕所文明的需求。周星教授通过厕所革命讨论了近几十年来，中国一般国民的生活变革所带来的私人生活中最为隐秘部分的变化及其观念的变迁。他认为，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仅仅是表面的，而文明素养、文明的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实现国人进入新的社会阶段之必不可少的环节。的确，今天的农民有很多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基本取代了农家肥。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厕所问题成为一个现代性问题。作者认识到：“厕所革命”发生和展开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这一段关键时期，其意义恰好就在于它与转型期间一般国民对于美好社会以及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形成了很好的呼应。④同上，第208页。

当下的生活革命正在全面地改变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传统中国人给外界吃苦耐劳、勤劳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的印象，其实物质丰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人也非常注重生活的品质：不仅在意衣着的光鲜和饮食的营养，也致力于居住环境的改善；从对外在的“面子”的注重转向了对内在的“里子”的重视——私人生活的美化和品质的提升。在我看来，厕所革命或厕所文明化的实践之所以在今天特别引人注目，也与当代中国诞生了一批城市中的新兴阶层——新中产阶级有关，他们讲究生活的精致和文化的品位，倡导一种有格调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追求日常生活卫生、舒适和美化的代表，也是私人生活中厕所改良的主力。前些年有关中国游客在日本“爆买”智能马桶盖的新闻，恰好反映了这批中产阶层人群对更高的生活品质的追求。这就预示着，部分国民的人生追求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初级阶段，而上升到一种基于对个人尊严感和对自我身体的规训之更高阶段。这也说明生活革命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全面提升，而且反映在精神和观念层面的进步。

作者注意到，除了物质设施和环境上的改变，对粪便以及“污秽”“洁净”等观念的巨大变化，当代中国人的厕所革命中还有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变化，就是对隐私的保护。厕所及其如厕行为事关人的私密性，厕所革命或厕所文明化是在个人尊严感被激发、个人隐私被尊重、私人生活被赋予意义的时代才会特别被重视的。如厕行为需要有私密性的保护，这是深植于人性心理层面的需求。①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第114页。可以说，厕所革命的动力之一便是隐私意识的觉醒。以往受物质条件限制，要注重个人隐私或保有私密性空间，根本无从谈起；今天，我们无论在家庭内部或公共空间里，都更为注重个人隐私，也就有了对厕所环境的更高要求。私人生活领域是一个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逸的私密领地②[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法]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6页。，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正常的人都希望日常生活中的这部分能够得到保障。阎云翔通过私人生活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现象，发现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前不同，开始注重私人领域的生活和自我的存在感。③[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美]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这说明，尊重个人隐私和保护私人生活的尊严感，是生活革命中一个从物质生活基本需求过渡到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从这个层面上说，厕所革命又多了一层进步意义。作者指出“这场革命比起生活革命的其他任何层面都将更为深刻、困难和曲折，因为它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此问题上都能够真正迈向觉醒。”④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第232页。这说明作者高度认识到厕所革命才是最为深刻的生活革命，通过厕所革命才能真正实现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文化的自觉。就此，我认为本书的学术启发性和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不言自明。

总之，国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革命，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但厕所的提升却不限于此；因为它既是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但其上又承载着健康、卫生等文明的要素，以及优雅、舒适和尊严感等品位的要素，这才是一种理想和幸福美好生活的必备。周星教授指出，目前进行着的这场厕所革命终将逐渐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观念深层，亦即涉及如厕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一般人民的生活品质，亦即“满足普通民众获得清洁、舒适、安全、便捷以及很有尊严感之排泄环境的美好需求”⑤同上，第232页。，因而特别值得关注。就此而言，当前由政府积极推动、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厕所改造和公共卫生环境的提升，也就格外应该予以肯定，因为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国力的提升，也反映了政府对民生的重视，以及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之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具体实践。

（三）厕所革命的公共性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学、民俗学对乡村和少数民族风俗的关注兴趣开始逐渐转化为对公共文化的关注；而当下我国的厕所革命正是这样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厕所革命涉及城市空间的厕所建设和使用的公共性，以及作为国家和地方的形象。厕所文明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品位。因此，公共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本书用了很大篇幅论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各地进行厕所革命的表现，大概除政治人类学家以外，人类学或民俗学者通常是较少有人会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举措如此着力予以描述的。但在中国，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出面，始终是厕所文明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我们面临的基本事实就是，无论是城市的公共厕所还是农村厕所的改良，都是政府在主导和推动着。一味地与政府工作保持距离，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自觉，不如说是出于惯性的因循偏向。

结合周星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重视政府推动。正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志”的书写有一个颇为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大都把“民俗”定格或固化为清末民初或民国年间，通常都是把乡土、民俗理解为自在于国家体制之外的世外桃源。但其实，国家一直在影响民俗的变迁，构成对民间文化的强力干预。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与民俗的关系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文化建设的关键性课题之一。①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导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有意无意地无视或回避了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周星教授在其主编的《国家与民俗》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个新课题，并指出，中国民俗学若能更加深入地研究国家与民俗的关系以及政府管理与民众生活方式、生活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对中国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解释力。本书如此着力对政府推动厕所革命的举措予以评价，就是希望说明现代的厕所革命（或厕所文明），如果不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完全依靠个人推广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与之相关联的塑造文明的国民，也不大可能实现。厕所虽然具有私密性，但它同时又是公共性的，既涉及个人在公共道德、公共卫生上的文明表现，也涉及社会在公共厕所及其相关设施的供给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水平。显然，政府对此的态度和治理水准，总是会明显影响到厕所的文明化进程，也因此，作者抓住了公共性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强化了本书的理论性。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本书不同于其他一些类似主题相关作品的地方。作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和民俗学家，作者的本意不在于讨论厕所本身或厕所革命的技术问题，而是借厕所革命讨论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行为，以及国家治理在建设和管理那些旨在满足涉及民生基本需求的公共设施时所应该兼顾的多种面向。所以，本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试图成为厕所相关问题的“大全”，作者也不是要成为一个厕所问题专家，他主要追求的仍是人类学和民俗学者如何朝向现实和当下，以扎实的学术研究贡献于社会大众。

三、平常中的不平常：学术品位与表述风格

一个成熟的学者，一般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和语言风貌。周星在这本专著中的表现也不例外。

本书具有跨学科的双重视野，即本土人类学和现代民俗学。周星在丛书总序中谈到自己的学术定位，“既不像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可能也远非人们通常印象中的民俗学”，而是本土人类学和现代民俗学，并使二者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对“家乡”民俗和本土知识的研究可以实现人类学本土化；借重人类学的视野、理念和方法的民俗研究有可能实现朝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虽然这条游离于“学科”建制的学术道路可能是孤单的，但也因为双重视野反而带来了创新性的可能。周星教授的学术研究受惠于此种跨学科的视野，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他的研究总是着眼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问题，但同时又拥有较为开阔的国际学术背景。我们从他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观察到这一特点。

长期以来，身居海外的周星一直关心和专注于对中国本土进行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理路的分析和深入探讨。人类学研究如何在本土落地生根？民俗学如何超越对细枝末节的风俗采集？这些问题虽然在中国已经有过很多探讨，但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许多研究，仍然拘泥于一些传统议题，目光所及不是少数民族，就是偏远乡村，真正关心当下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研究为数不多。这种状况可能与学科体制有关，身在其中的学者们需要维护学科的正统性，而周星不需要专为某一学科发声并为此从事所谓专业化写作的局限，反而能够从“在野”角度，抓住许多学者视而不见的现象进行学术思考。以本书涉猎的主题为例，众多与厕所有关的文章，大多只对中国厕所的负面形象和如厕行为的不文明进行批判，但本书却没有把笔墨放在此类消极评价上，更没有以高高在上的批判者自居。周著中提道，中国的厕所文化诞生于农耕文明时期，即不很介意的“污秽观”之所以普遍长久地存在，乃与人畜排泄物作为农耕生产的“资源”故不以之为困扰的缘由相关；还形成了马桶等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厕所文化。这样的认识是拥有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身份才能真正清楚的。周星对于困扰现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很多现实问题，往往既有人类学的视角又有民俗学的关怀，以自己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来回应，他的此种自我定位，以及由此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探讨，堪称是独辟蹊径的一种范本。

本书也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项成果。周星在日本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二十余年，却没有凭借其外语优势，以介绍相关理论或国外成果作为自己的学术特点。他的研究，不论是近期出的三本新书①除了本书，另外两本为《生熟有度——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一项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百年衣装——中式服装的谱系与汉服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还是他以往关于汉服运动、民具、桥、时间制度、宇宙药、习惯法、风水等学术问题的著述与论说，均超出一般设定的学科界限，具有多学科共融、互补的优势。在强调问题意识而不是学科专业站队的时代，他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启示。对厕所问题的关注，源于他在中外文化的比照和强烈刺激下对文明化的长期思考，这种比较的眼光是他长期旅居海外而具有的独特优势。正是因为身在异国，而又关心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长期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他才具备此种跨文化的视野。日本的厕所文明闻名于世，与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文化的冲撞激发其研究的动力，也为其从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等进行比较和思考提供了可能性。周星的厕所革命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应景之作，从他在本书出版前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学术讲演②除了本书附录的两篇论文之外，还有周星：《文化自觉与厕所革命》（载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编《文化自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暨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资料，2017年，第40—54页）；周星、周超：《“ 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周星：《百年の不体裁―現代中国のトイレ革命》（载《日常と文化》，2018年第5号，第49—61頁）；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载张士闪、李松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7》，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0—269页）。，可知本书其实是有多年的深厚积累作为基础的。

本书与其说是典型的人类学或民俗学著作，不如说是从本土人类学和民俗研究的立场出发，试图经由厕所革命去探知中国现代生活革命的发展进程和基本逻辑的文化研究。业内学人已经习惯于讲田野故事或西方理论的阐释，总是期待见到更多来自基层田野的考察报告，但本书却是基于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和论说，这似乎为某些钟爱民族志的读者留下遗憾，但若换个角度，对政府文件和媒体资料的适度采用，或许也可以成为现代人类学或民俗学在中国的某种新范式。与许多学者集中于某个据点进行实地调查的微观经验研究不同，厕所革命涉及的是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且具有历史脉络发展的大问题，仅仅限于某地的经验性资料，显然不足以呈现出这个问题所负载的广度、厚度及重要价值。作者虽不乏自身经验的中外实地考察资料，但更为突出的是他谨慎灵活地选择、综合运用和学术化处理各种民俗资料和媒体资料，不执着于某一城市或农村的局部资料，同时兼顾考虑类似情形在其他各地的普遍性。如果说，全书对于厕所革命这个主题进行了广度的涉猎，因为要照顾到地方与国家、历史和当下多个面向，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才能较为全面地呈现这个问题，这显示了作者的大视野和大格局；那么，本书附录的两篇论文则显示了周星在微观深入挖掘上的功力。

本书从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角度探究了中国人的污秽观，以及公共性观念、文明论观念等的发展和变化，由此探讨了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虽然厕所问题是一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在生活中都曾遭遇的普遍性问题，但除了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①[英]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外，国外也没有某种“高深”的理论可供解释中国的厕所革命。事实上，周星的学术思考一直对西方理论的借用保持谨慎，而在深入了解并呈现事象的工作中非常用力。但事实上，他并不拒斥理论，在本书中，除了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理论，还参鉴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以及赫兹菲尔德的文化两义性理论②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5.等，但他对课题本土素材的处理却不是为了去证明它们。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发现，有不少硕博研究生，包括部分青年学者，往往把理论当作其做研究的第一或唯一追求，但在展开具体课题时，其行动力却比较羸弱，写的论文常常是头大身子空。这种为了理论而理论，却忘了学术研究根本目的的现象令人担忧。换言之，通过借取西方理论以显示知识渊博，或仅仅停留于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或现象进行阐释，似乎都不会走得很远。

就厕所这样一个敏感性论题进行写作时，周星的用词和态度也是值得一书的。如何把“不雅”的厕所写成一个“高雅”而有品位的著作，委实不易。已有著述中，有的作者用戏谑和隐喻借代的文学手法来表述厕所相关的所指，而周星却直面这个难题，以纯学术的笔调进行书写，并力求做到具有可读性。很多相关著述在评价厕所问题时，常会传递出一种文化优越感甚或文化偏见。周星虽然长期生活在日本，了解日本的厕所革命已经完成，在厕所文明化的道路上遥遥领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日本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故以日本的厕所文明作为参照是非常自然的，但他并没有就厕所相关问题而对祖国和同胞有任何不妥的评论。他在本书中的语言表述是实事求是的，冷静、克制而又谨慎，既没有优越感，也没有自卑感。读者能够从本书的行文中体味到对他者保持尊重，对自我尊严的信守和不放弃，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本书在论述外部强制的文明化过程时，还涉及对殖民主义的有关评价。对此，周星的表述也体现出客观的学术态度，不回避事实和问题，直面各种敏感或有纷争的观点，进而把中国的厕所革命置于全人类的厕所文明化进程之中，肯定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有理有据有分寸地给予了评价：“从中国传统的并不那么令人骄傲的厕所文化，经由厕所革命的洗礼，发展到现代不再令国人尴尬的厕所文明，乃是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或者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③周星：《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第148页。读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周星通过厕所文明化的进程事实上展示出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宏大图景。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本书赢得了很多读者，它在第一版印行后不到半年，就又有了再版的机会，可见其影响力。这样的好书，希望学术界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