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电影的兴起没落及之于内地电影的影响

邓乔予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6）

一、多元文化聚香江，精神铸就狮子山

香港电影的发迹离不开香港岛的历史，作为海上交通要塞，有着被西方长期殖民的侵略史，西方文化也随之逐渐渗透港岛内，其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流派和香港的本土的市井文化相互冲击，摩擦衍生了香港电影繁荣的温床。再加之好莱坞模式在全球的风靡，标准式的工业化电影制作模式也已经在香港初见端倪，这类电影往往抛去艺术性，去探求和迎合大众的口味，所以也更像是工业革命后，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这种特征尤为明显的体现在一种叫“贺岁片”的类型电影上，这种定义为在“特定时间”上映的电影，迎合“合家欢”的风格，是中国人“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的传统观念的强烈体现，因为普遍追求一种轻松，幽默的基调，所以这类电影往往在在镜头运用又或是在叙事手法上，电影风格大都如出一辙，几乎后来香港不同类型片的导演，都在曾经的职业生涯中有涉猎过贺岁片，如后来以黑帮英雄片一举成名的杜琪峰又或是凭武侠片在香港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徐克，但也正因如此港片打破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才得以肯定。港片之于好莱坞的区别在于，港片没有完全摒弃掉本土文化，而是具有“市井味道”的，这种“味道”形而上为如罗启锐导演如《岁月神偷》等一类影片代表的“狮子山精神”，形而下显化为“周氏无厘头喜剧”，这种幽默是港人特有的自嘲。并不矛盾的是，即使是曲高和寡的艺术片导演，如王家卫导演也在电影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香港痕迹：《重庆森林》里港男港女的都市爱情，《春光乍泄》里折射出的关于“香港九七”的忧虑，似乎从当时的港片里就可以厘清香港这个城市的脉络。

二、“侠义文化”在港岛上的栖息繁衍

九十年代是香港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与之呼应的有两个影响，响应大众的需求，电影产业乘着便捷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其次，当时的港岛经济水平远超大陆，不少人南下，背井离乡讨生计，一来间接传播了内陆的文化，在精神层次上加强了内陆与港岛的联系，即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努力维护着民族审美的统一性，港岛也因此作为了中国文化输出的中转站，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着重发展经济，对传统文化的输出近乎停滞的状态。以笔者金庸为代表所写的武侠小说，是当代“流行文化文学”的一种，追其溯源是来自中原大地传统的“侠义”文化，金庸原籍浙江海宁，后来移居香港，金庸这类人是时代下一个具象的符号，也正是得益于这类人，“侠”文化芸芸也随之在港岛上落地生根，甚至可以这样说，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盛行的粤语武侠片都是在后来以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以上海为中心的神怪武侠片和漂泊而来的武侠小说为图稿描摹发展的，包括后面发展起来的，有“侠义”文化内涵的黑帮英雄片，且毫不夸张的是当时的香港电影文化对泛亚文化圈都是有一定冲击力的。二来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也造就了独特的漂泊文化，即“狮子山精神”的雏形，如此文化语境，催生了如表现异乡奋斗的《甜蜜蜜》、《秋天的童话》、《人在纽约》等电影，这类电影将视角聚焦于社会人像，往往通过刻画一代小人物的心态和命运，以管中窥豹之姿应照了一个时代。

三、“香港梦破”狮子山下空留传说

历史的车轨大概都逃离不了这样的规律，因其兴，因其衰，辉煌即巅峰，巅峰即陨落。九七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港片整体呈现出后劲不足的趋势。不敢武断的下论，《无间道》是港片最后的巅峰，但在《无间道》之后，香港的确无法拍摄出可以与之媲美的影片。千禧年之后，大陆经济发展风头正劲，资本的交汇，港片开始失去纯正性，逐渐出现合拍片的大流，港圈纷纷北上，情形如同几十年前那一列列南下的火车，时代的浪潮涌去，滩涂上写满了悲叹。

四、港岛和内陆的子母纽带关系

民族审美的统一性是两地共性的脐带，大陆和香港存在着哺育和反哺的关系。就像港片兴盛的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源源不断的补给，还如传统的“贺岁片”习俗在流入大陆之后，大陆第五代导演冯小刚也因为独有的“京味儿喜剧”和“贺岁片”的风格不谋而合，所以有了《甲方乙方》、《手机》、《没完没了》等佳作频出，从此名声大噪。大陆的电影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存在，所以存在着文化断层的现象，而刚好曾经的港圈的资源可以填补这个缺口，现如今大陆电影实现大跨步式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在“港片辉煌”时代经验积累的加持。

五、结束语：维多利亚港的造梦人

其实大可不必抱着过度悲观的态度，作为区域性文化突出的港片，在本质上和大陆文化就是两位一体的关系，即使是放到现在，它的文化本质也以某种形式存在活跃于大众的视野里，滲透在中华民族文化里。更何况，从近年来看《春娇与志明》的出现更是让观众看到，香港这一方小小的岛屿，还依旧还保留着“文化的独特性”。那份黄金时代的延续也一定如同繁华忙碌的维多利亚港一样，灿烂至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