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责任伦理到情感伦理
——利波维茨基伦理观思想解读

阴秀琴

（玉林师范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以深入细致的现象描述和考证为视角展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深入思考，通过观察社会“变化”的对峙展现其研究的理论旨趣和人文关怀，愈发深入研读其著作越能感受到他的思想散发的独特魅力。正如利波维茨基自己所说：“我真正喜欢的、激发我斗志的、让我‘变化’的对峙是一种引发事实本身复杂性、多样性、易变性冲突的对峙，这就是它的缘由。更宽泛地讲，我喜欢写我观察到的东西，而不喜欢写有关书本的书”。[1](P100)伴随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们也能发现隐藏在变迁之下的人们的责任感和个体自身状态的变化。以吉尔·利波维茨基所著的《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以下简称《责任的落寞》）为文本基础，我们可以解读到伦理模式也发生着从责任伦理到情感伦理深层次的变化。

一、责任伦理：信仰与谨小慎微

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基于当时历史时代背景的，前个人主义时期人的生产能力由于生产工具等生产条件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是渺小且无助的，如人们在狩猎过程中发现单靠一个人的能力甚至连自己最起码的生存都无法保证，而必须借助于部落等集体的力量；又如在遇到干旱、洪涝时，除了自己做点无谓的挣扎外甚至是别无他法的；连采集野果，都要取决于天气状况及有无遇到自然灾害等。在苍白且无力的对抗中，人们依靠寻找精神的依托带给自己心灵的抚慰，于是上帝、图腾等他们认为拥有神秘力量的神灵登场成为救世主，带给他们心灵的寄托与慰藉。当风调雨顺时人们往往认为是神秘力量的恩赐，反之，发生天灾则是被认为是神秘力量对愚昧人类的惩罚。个体从属于上帝、图腾等某种神秘的力量，是非善恶体现为对宗教教义惯例化的执行，人们承担道德责任主要基于对宗教权威的信仰。

伴随生产能力增强而来的是神秘力量的权威的不断弱化以及对自我的确认，“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崩塌，甚至人们认识到没有神启的道德责任规范也是可能存在的。在道德的世俗化运动的促进下，人们“对伦理的诉求代替了对神秘的崇拜，对人负责代替了对上帝尽责”[2]14。现代社会倡导通过净化风气、升华灵魂劝导人们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由此无尽责任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强调大公无私、无条件的服从、个体的全部奉献，以及对财富的无所欲求等彰显自我的英雄主义，高标准的责任道德要求得以建立起来。高标准的责任要求成为人们的责任信仰，这种命令的绝对性实质上是宗教要求在个人和公众责任领域在世俗社会的挪动与复制。

无论是对上帝、神灵的绝对崇拜还是对他人无尽的责任以及对个体自身完美的追求，其实质都是基于个体的责任信仰。人们的是非善恶由宗教的教义来衡量，是基于对上帝、图腾的责任信仰，而倡导完完全全牺牲的道德规范则是对他人无尽的责任的信仰。个体或是受制于宗教的权威，或是被战胜自我的无尽责任要求所压制，强调的是你“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你“想怎么做”，两种状况下个体都是处于谨小慎微的压抑状态，个体在宗教面前或者无尽的责任面前都是渺小且无助的。

二、责任脱位：让位与自我中心

伴随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是人们对自我能力的确认，个体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宗教道德时期个体服从于对上帝或者神灵的绝对崇拜，个体对上帝或者神灵负责。人们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获得上帝或者神灵的荣耀，个体在宗教权威面前是渺小且无助的。而现代道德时期倡导大公无私、绝对忘我的英雄主义精神，个体无条件地对国家、社会和他人负责，而忽视自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与自身现实利益追求，这种高标准的责任要求压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不能适应得到不断发展的个体的需要。

个人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享乐等权利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被认为是人生而为人应有的权利，并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凌驾于其他范畴之上，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能违背个体的权利和欲望。个体从宗教的自我救赎与惩罚恐惧中挣脱出来，不再陶醉于宗教带给个人暂时性的精神抚慰；倡导无尽责任的责任赞歌时代，过分强调个体对他者的无尽责任和绝对义务，个体无时无刻处于高压状态之下，忽视个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与真实欲望，使人们背负过高的道德责任要求。于是，要求实现个体自身权利，关注个体利益诉求的运动应运而生。责任信仰不断消退，责任让位于人的自由、平等、享乐等诸多权利，由此个体的权利与责任脱位了。

个体自由、平等、享乐等权利成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让位于个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自我的权利、欲望，也就是说，自我成为考虑的核心因素，自己做主的个人主义文化占据了道德领域，社会从绝对责任转向消费享乐型文明。人们不再满足于宗教的自我救赎和荣耀的获取，不再昧着自己内心高唱责任的赞歌，“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即时需求更能深刻反映人们的现时诉求。在个人权利和利益诉求得到尊重、重视的同时，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享乐主义观念盛行以及各个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放纵追求则会导致集体呈现整体的无序状态。而“无序的混乱”反过来制约人们实现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迫在眉睫。

三、情感伦理：自由与自我平衡

绝对的、无尽的责任信仰时代已经远去，享乐、放纵的个人利己理性使社会道德风尚成为社会的娱乐节目，出现“无序的混乱”局面。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得到不断拓展，传播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生物伦理的讨论，对社会舆论的支持，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时的人道援助，有关禁毒、安乐死等的争论如此等等，可见价值观与责任感的复苏，人们在地沟油、三聚氰胺等社会现象中依然可以看到社会综合治理的曙光。

责任后时代“所有指令性的，但凡蕴涵一种干涉意识的都让位给了交流型和情感型的介入，即要尊重主体的自由选择，尊重个人情感的‘自发性’”。[2](P144)责任伦理时期个体对上帝、神灵等权威绝对服从，对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绝对屈从，换言之，个体的责任要求是强制性的，个体置身于其中是渺小且无助的；雾霾问题引起人们对空气质量问题的关注，地沟油、三聚氰胺等引起人们对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重视，各种类型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的发展则体现了人们对健康和财产问题的思考，人们对道德规范相比于责任时期的强制性，责任后时代个体转而出于对权利与原则，经济、社会与科学之间做出自己自由的、能动的个人抉择。

民主个人主义时期，个体自由、平等、享乐等权利和自身的利益诉求作为中心的价值考量因素，个体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凌驾于其他考虑因素之上，包括集体利益。而个体权利的泛滥会导致社会“无序的混乱”状态，社会的综合治理因个人主义的泛滥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将主体的权利进行适度的约束。“一种正常化的、有章法、健康的、理性的享乐主义在扩大，谨慎的、适当的且隐约有些伤感的享乐主义取代了放纵的享乐主义”。[3](P273)责任后时代不再是用宗教和高标准的责任赞歌来进行道德的约束和强迫，而是通过有效地监管和规劝进行综合治理。虽然更加包容性地看待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但依然通过国家法治的方式和道德的约束保有道德的起码的、基本的底线，个人是不能够恣意妄为的，如对毒品的禁止，对兴奋剂的使用进行严格控制等等。个人的合法合理诉求受到相应的尊重和重视，不再要求抛弃自己的个人想法，而是力求在多元的价值观念和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之间实现一种均衡。个人合理的、合法的利益诉求的实现在相应的原则、底线范围之内，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科技、生态的和谐，从而在个体价值和集体利益之间达到自我的平衡。

通过音乐会、奉献爱心、演出等情感型的表达方式，是审慎的、基于生活的合理的、有分寸的情感伦理模式，但也绝非责任感和价值观的简单回归，而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伦理方式也存在着缺乏高要求的道德标准引导、抽离出奉献感与对专家伦理依赖性强等特点。

四、社会治理：伦理变迁深度思考与综合应对

吉尔·利波维茨基通过文本阐发了其对伦理观念变迁的深入思考，其在《责任的落寞》一书中勾勒出从前个人时期到个人主义时期再到新个人主义时期，个体的责任和自身的状态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从责任伦理到情感伦理变迁的生动轨迹。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伦理观念变迁的深层次变化。这种对社会伦理观念变迁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也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启发，为社会的综合治理提供了应对途径上的另一种思考维度。

随着新媒体时代来临，直播、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使新媒体传播渠道得到丰富和拓展，传播的范围和影响的广泛度获得延伸。音乐会、大型晚会、演出等体现了人们的情感表达愈加丰富，人们在《朗读者》《经典咏流传》《主持人大赛》《国家宝藏》《感动中国人物》等节目中获得自身感动、共鸣、兴奋等情感表达。汶川地震中人们对受灾人民的关注与帮助，人们对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批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相互支援，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批批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挺身而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利波维茨基所分析的新个人主义时期情感伦理模式的某些特征和表现，其对伦理观念变迁的分析和思考，也提醒我们深入思考社会综合治理时要关注人们的伦理表达，观察人们的伦理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如何基于对社会伦理变迁深度思考采取更加有力的途径和举措，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依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种手段并举，而对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度思考能够让我们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手段中寻找到更好的结合点和平衡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仅需要合理的、有分寸的情感伦理，不是需要责任感和价值观的简单回归，更需要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目标的追求产生的高要求高标准的道德标准引导，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下功夫；在个人、社会和集体之间高度融合，在保障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关注到个人正当、合理利益诉求表达，统筹协调全方位全员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积极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张力也展现在对于伦理观念变迁和发展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