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晶晶 蒋佳桥 刘付军
(1.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2.遵义市第一中学,贵州 遵义 563000;3.桐梓县第一中学,贵州 遵义 563200)
新高考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对基础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能适应大学教育、能适应社会生活、能谋求生涯发展。这种“专业导向”的考录模式与未来专业和职业息息相关,同时也把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到新高度。高考改革的方向不容置疑,然而,部分地区高考综合改革却一再推迟。究其原因,首先,一些地区教育资源相对欠缺,走班制对学校任课老师和教学空间的配置要求很高;其次,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模式、课程标准、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也对改革提出了挑战;最后,不同地区学生生涯成熟度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在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同时,推进学生生涯成熟度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
美国学者Super最先提出了职业成熟度(Vocation Maturity)的概念,后被Crites所提议的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替代[1]。Crites认为生涯成熟度是个体完成与其生涯发展阶段相应的发展任务的程度,包括职业选择内容的成熟和职业选择过程的成熟[2]。在不同的生涯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包括掌握相应的信息、达到相应的能力、做出合适的决策等,只有完成了该阶段的目标才是生涯成熟的表现,生涯成熟度是一种心理准备状态,是衡量个体职业心理发展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3]。
根据Super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