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魏太武帝与刘宋彭城之役

蒋静莹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战争是研究王朝发展状况及其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彭城即古徐州，地处汴、泗之交，蔡云辉在其所著的《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中即对徐州战争史有所介绍。早期对彭城地带战役有所研究的学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楚汉之际项羽胜刘邦的那场彭城之战，且以刘邦所率的“五诸侯”为主要切入点，如崔建华所著的《楚汉战争中的“五诸侯”再讨论》、王绮思所著的《彭城之战刘邦所率“五诸侯”考》等。然而对于发生于刘宋元嘉北伐之际的彭城之役，前代学者则更多将之放在南北军事斗争形势的议题之中，如许少林所著的《北魏经略江淮地区述论》、王金玉所著的《422-453年间刘宋与北魏军事冲突研究》等，以彭城之役本身为关注焦点的探讨则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此役对于刘宋元嘉北伐乃至后期政权发展的影响，补充刘宋与北魏军事冲突研究中的空缺。

北魏对彭城的侵略贯穿刘宋政权的始末，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四年（公元401年），“除肥镇远将军、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略地主彭城”。［1］泰常二年（公元417年），刘裕入关后，明元帝“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2］彭城之于刘宋，则更具非凡意义，宋魏是毗邻之国，河南地带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两国的敏感话题，彭城的一大重要战略意义便在于可为河南重地提供军事援助。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魏兵渡过黄河向青州、虎牢者凡六万骑，为应对魏军南下攻势，檀道济于庚申日驻守彭城，“以司青二州并急，而所领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与王仲德兼行先救之”。［3］又如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永昌王拓跋仁率步骑万余北屯驻汝阳，时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彭城，宋文帝命其发动骑兵赍三日粮袭之。因魏军不备彭城来援，丁酉，刘泰之等潜进大破之。由此可见，彭城对刘宋保有河南地区的作用非同小可。

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北魏出兵背景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二月，魏启程攻宋。为应对魏之攻势，宋文帝于秋七月庚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等分道出击，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元嘉北伐自此始。

此时的北魏已基本结束了历时130余年的北方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目标。但在彭城战役之前，太武帝采取“敛戍相避”的方针，一方面是因其还受依附国委托需北讨他国，稳固后方。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夏五月，悦般国遣使求讨蠕蠕，太武帝应允，此后又三次北伐，“十有一月，龟兹、疏勒、破洛那、员阔诸国各遣使朝献”［4］，至此后方基本稳固。另一方面，是出于魏主自己的判断，魏群臣最初听闻宋师战事，都上书请求遣兵抢救缘河谷帛，对此拓跋焘的回复是“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5］北魏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于统一事业，实际也起到了以战养战的效果。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为平定卢水胡盖吴杏城起义，魏主于六月甲申发定、冀、相三州兵屯长安南山诸谷，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至千里”。虽有夸大的成分，但也是魏兵力充足的体现，拓跋焘“展至十月，吾无忧矣”的决断不无依据。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九月，魏主命太子拓跋晃驻军漠南以备柔然，吴王拓跋余留守京都平城，一路势如破竹，至冬十月乙丑已渡过黄河，行至东平时拓跋焘命诸将分道并进，在攻下潼关、悬瓠、尉武等地后，于十一月兵临彭城，立毡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

二、内部倾轧，用非其人——刘宋出兵背景

相比拓跋焘的运筹帷幄，元嘉北伐实际上承载着较大的压力。太子步兵挍尉沈庆之在北伐前对宋魏双方进行了分析：“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6］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谢晦与司空徐羡之等谋行废立，以政变方式结束少帝的统治，此后刘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帝下诏戒严，大赦，诸军相次进路以讨谢晦”［7］；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文帝身体抱恙，刘义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8］，并大杀抗魏猛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刘湛等欲使大业终归义康，最终没有成功。统治阶级内部倾轧是元嘉北伐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而这也间接影响了文帝对抗强魏的态度。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宋廷借刘湛谋反案清洗权臣，文帝便采取御史中丞何承天的建议，“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至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吏部尚书江湛、彭城令王玄谟等成为新一代朝廷权臣，在他们的鼓动之下，宋文帝“经略中原”的决心被极度放大，最终于同年七月挥师北上。

北伐初期，魏在“敛戍相避”方针的指导下未强力抗击，但自太武帝攻至东平分道南进后，宋军少有胜役。彭城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畏战风气影响。当魏兵还在萧城时，江夏王刘义恭便欲弃城南归，城内多数军民也持消极抵抗态度。

三、魏主“三试”与彭城终局

深沟高垒的汉地城市，是以骑兵为主要兵种的拓跋鲜卑南下进军的巨大阻碍，拓跋焘在吸取作战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到的攻城策略：“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9］在彭城一役中，拓跋焘将这一策略寓于外交手段之中，通过“三试”评判彭城的攻略价值。

拓跋焘初围彭城之时，即派遣被俘宋军队主到小市门喊话：“魏主致意安北（即刘骏），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10］这便是魏主第一试。魏军行至萧城时，宋文帝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统计册，拓跋焘听闻之后即刻派遣数百骑兵急追堵截，然而徐爰此时已渡过淮河。魏虽没能截获粮草储备信息，但驿传快马之举已引起魏主疑心，此时求甘蔗及酒的举动便带有试探敌军储备的意味。此后魏主又向宋求取柑橘等食品，宋一开始还能给予，后来干脆以“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11］予以反馈，这就暴露了城内兵多粮少的不利因素。

魏主第二试，则是针对城内军队战斗力状况，魏军自滑台之役后便长驱直下，但拓跋焘仍然选择评估彭城的作战能力，除了索要食品，他还以“车两在后，今端坐无为”为由，向宋军求取赌博用具，此后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棋子”。这一举动除了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还出于对城内军队情况的试探与衡量。士兵作为护国之刃当纪律严明，勤于练兵，此时统领刘义恭守城之心摇摆不定，城内百姓咸有走情，如此情况下军纪难以保证，宋方“政使镇府命妓，有弦百条，今以相致”的答复更是武备松弛的体现。

在以上二试的基础上，拓跋焘开始了“彼或出战，则成擒矣”的尝试。他派遣尚书李孝伯前往彭城请宋太尉刘义恭出城面见，在与安北长史张畅的对峙中极尽讽刺，欲用激将法使宋军主动出战，然而此时宋主将对魏军唯恐避之不及，出城起战于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谭，拓跋焘的这一打算注定无法实现。兵多却粮少，据城而固守，这对“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12］的魏军来说并无很大的攻略价值。因此拓跋焘攻城未克便引兵南下，快速渡淮行至瓜步，使得建康震惧内外戒严，元嘉北伐至此败辱。

四、结语

彭城之役发生在元嘉第三次北伐末期，在此之后战事多以失败告终，刘宋政局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动荡。王金玉在《422-453年间刘宋与北魏军事冲突研究》一文中对刘宋与北魏为何由和到战、刘宋与北魏争战的核心、刘宋与北魏的军事冲突对双方盛衰与国策走向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在文中肯定了刘宋对彭城军事力量的重视，同时也指出宗王出镇对朝局稳定的威胁，“这些将领已经很少有人能担任高级将职了，他们多转而出任这些宗王的僚佐，并与宗王逐渐形成了府主与幕僚的关系”［13］，文中以太子刘劭弑杀宋文帝为例予以证明，而驻守彭城的刘骏最终能够登上皇位，可能也有参与宗王出镇，实力得以壮大的缘故。

魏太武帝攻彭城而不克，是出于大局考虑，正如北魏尚书李孝伯所言：“魏主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彭城不待攻围；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14］没有在彭城耗费较大的人力物资，使得魏军得以在粮尽前重创刘宋，故此役于魏南伐有重大战略意义。此外，河南之地的争夺是北魏与刘宋三十余年军事冲突的祸根所在，北魏夺得河南使得双方的军事冲突得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