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砥砺前行
——“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孙中华，刘骏勃，刘卓异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020年11月12—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及新闻出版等单位的70余位学者以及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笑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吴国武、中共江门市蓬江区区委宣传部部长梁凤琼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主持开幕式，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等作了开幕式主题演讲。

在为期一天半的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陈垣先生的学术思想、教书育人及学术成就、爱国情怀和品格精神等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高度赞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对陈垣先生学术传统的传承，认为这是一场具有高度学术水准的纪念研讨会，史学界不但要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而且应当发扬其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以培养更多通古今、兼中西、跨学科的新时代优秀史学人才。兹就会议发言情况概括如下，以飨学林。

一、学术思想及学术传承

刘家和先生在题为《北师大历史学科对陈援庵先生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报告中总结了援庵先生留给北师大历史学科的遗产。首先是目录之学。援庵先生做学问从目录学入手。通过目录学，能够确定精读、泛读和备查的书目。1892—1893年，他花了两年时间阅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随后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往史家多将它们视为翻检撰文所需材料的工具书，援庵先生则把它们当做学问来研究，下了很大功夫来阅读。他不仅阅读《书目答问》的略例和正文，还要阅读附录二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以做到读其书而知其人，知其人而读其书，把目录学作为学术史来研究。他做学问能够“竭泽而渔”，这是前提和基础。其次是通史意识。1903年，援庵先生开始研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这是他治通史的基础。《廿二史箚记》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援庵先生认为，所谓“史法”，实际上就是史学史，与史学文献的校勘、考据之学有关；所谓“史事”，即“史学”，与历史事实之归纳、总结与分析评论之学有关，两部分相得益彰。赵氏此书涵盖全部正史，读此书可以了解二十四史之梗概，先生以其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材，就是希望使学生在治断代史之前有通史的基础。北师大历史学科对于援庵先生的学术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柴德赓先生继承了援庵先生治目录之学的传统。到了白寿彝先生时，他注重贯通，一手抓中国通史，一手抓中国史学史，将援庵先生的通史意识由“自在”转变为“自为”。到我们这代人，开始做“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希望在继承北师大两代学者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能有点滴的进步。

陈其泰的报告《陈垣先生学术风范的启示意义》梳理了陈垣先生数十年治学生涯中，在元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民族关系史等领域的重要贡献。他指出陈先生在继承乾嘉学术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确立了系统化、条理化的近代学术特点，并在抗战时期提出研究“有意义之史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张荣芳报告的题目为《晚清岭南汉学学风的形成与陈垣的学术渊源》。他追溯了陈垣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渊源——岭南汉学。阮元创办学海堂一改岭南的学风，由明代以来的心性、帖括之学变为重视考据训诂之汉学。岭南汉学风气形成的标志是出现了陈澧东塾之学及东塾学派。它们为陈垣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教育理念及学术成就

曹永年在《陈垣先生——真正的师范》的报告中主要谈及陈先生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陈先生在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坚守教学第一线。他盛赞陈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认为该课程把史料的搜集、辨别、考证等史学研究的各个步骤都有机地渗透进课程中，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掌握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曹永年说，柴德赓先生继承陈垣先生的衣钵，在江苏师范学院讲授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让他受益终身。他指出，应该学习陈先生关爱学生、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这种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接班人的情怀。邱瑞中的报告《陈垣先生谈读书和研究方法》介绍了他所见到的陈先生手写对自己读书和研究方法的总结提纲，并将它与1961年陈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作的《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的讲演内容进行比较。他还重点分析了陈先生的《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指出这是陈先生为学生提供的研究范例。邱居里的报告《规模与路径：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研读》以陈垣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讲稿为中心，通过对讲稿以及余嘉锡钞本与来新夏两部听讲笔记的比较研读，从所选史学名著的宏大规模、余氏钞本所见课程特点、课程创设的目录学路径、名著著录和阐释显示的学术眼光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陈先生所开设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的内容、方法和特色。此报告不仅揭示了陈先生教学的态度与方法，更彰显了他在史学上的眼光与造诣。黄国辉在题为《浅谈陈垣老对赵光贤先生的治学影响》的报告中，从怀疑精神、实事求是原则、史料研究与历史考证的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陈先生对入室弟子赵光贤先生治学精神和方法的重要影响，并指出这种传承值得继续继承与发扬。

张西平在题为《陈垣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的报告中，梳理了陈先生的基督宗教史研究成就。作为近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陈先生用力最大、投入最多的是关于明清之际天主教史文献的搜集与研究。他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史文献整理的奠基人，搜集、整理、撰写的相关论著达60余种。他开启了以中文文献研究为主的基督宗教研究路径和基督宗教入华史研究的现代学术立场，开辟了中国天主教史目录学研究，开拓出教外文献研究的新领域，确立了中国基督宗教史文献研究的基本原则。

诸伟奇报告的题目为《陈垣先生批注本的价值》。作者在报告中阐述了陈先生对耶律楚材《西游录》、顾亭林《日知录》、吴历《墨井集》、全祖望《鲒埼亭集》、赵翼《廿二史劄记》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典籍的批校注释。他指出，陈先生在批注时，或校勘文字，指瑕正误；或注释要点，深化论题；或校注结合，考史发微，皆紧扣内容，详略得当，且能考订史实，揭示原文意旨。它充分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校证功力和卓越见解。张帆在题为《陈垣先生与〈元典章〉》的报告中，结合自身整理点校《元典章》的经历，提出陈先生当年对《元典章》的整理有重要意义，为学者使用《元典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陈先生在校勘《元典章》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而成的《校勘学释例》以及“校勘四法”，更体现了他善于提炼归纳复杂问题的治学特长。柴念东在《柴德赓的两篇“陈垣学”研究文献》一文中，对柴德赓先生于1948年所整理的《陈垣已刊论文(分类)目录》和于1960年记录于日记中的《诗赞陈垣》两篇文献进行了介绍，指出《陈垣已刊论文(分类)目录》是“陈垣学”的拓荒之作，而《诗赞陈垣》则对陈先生在学术史和学术谱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价，把他当做顾、黄、王与钱、全、赵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杨新勋的报告《〈四库全书〉元人易类著作提要辨正七则》对《四库全书》所收《读易私言》等七种元人易学著作在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及内容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详细考辨，体现了对陈垣先生《四库书目考异》精神与方法的继承。

毛瑞方在题为《陈垣古籍整理与文献学理论研究的新设想》的报告中提出，应从陈垣古籍整理实践与文献观的形成、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创建、文献学理论建设的特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当代传承、古籍整理与文献学理论的成就和影响五个方面，大力推进对陈垣在古籍整理与文献学理论方面重要成就的专题研究。谢辉报告的题目为《陈垣整理西学典籍考论》。他针对陈垣先生整理出版的《铎书》、《灵言蠡勺》等六部西学典籍，通过对书目选择的特点、底本来源、校勘与整理工作、出版经过等方面的考察，指出陈先生对近代西学汉籍的整理工作与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有显著区别，体现出严谨的学者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储佩君与孟珂珂提交的论文为《陈垣〈廿史朔闰表〉浅析》。作者在文中梳理了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简》与陈垣先生《廿史朔闰表》汉初部分历法的不同，提出《廿史朔闰表》中将汉初历法考订为《殷历》有待商榷，但同时也指出了历谱复原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吴漫的报告《20 世纪初陈垣的文献学成就及其时代意义》从史源学、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阐述陈先生的文献学成就，并揭示其实践成就所体现的时代意义。吕亚非的论文《陈垣先生集外文拾零》从《神州医药学报》等刊物辑得《陈垣全集》未收录的《论小吕宋勾虫病》、《回教传入新疆之经过》等六篇文章，不仅提供了新的资料，还加以详细考察与说明，这对整理与研究陈先生的著作均有重要意义。项旋的报告《陈垣的顺治出家疑案研究》，以陈先生关于顺治出家问题的演讲及系列考证文章为探讨对象，分析了他关注此问题的缘起以及研究中所体现的取材广泛、考证细密等特点。

三、爱国情怀及高尚品格

陈智超在《从爱国者到共产党员》的报告中，回顾了陈先生思想转变的历程。20世纪初年，由于受到维新思想影响，陈垣先生胸怀爱国之志，积极参加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04—1906年间，他参加了广州《时事画报》的筹备工作，并以“谦益”等笔名发文积极参与反美爱国运动。1907年，他进入博济医学院学习，希望通过学医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目标。后来他因校方歧视中国教员和学生毅然退学，与广州一些爱国人士发起成立光华医学院，并成为第一届学生。1910年，陈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13年，他从广州来到北京后，因对政治现实失望，逐渐不问政治，潜心学术。1917—1937年间，他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或总结性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陈先生选择继续留在沦陷区，尽力维持辅仁大学的正常教学工作。他坚决不在敌伪政权任职，并积极在教学和研究中弘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例如，在“史源学实习”的课堂上，他选用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作为教材。这部文集收录了明末清初东南地区许多抗清英雄的传记。他希望学生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敌伪政权统治下，坚持民族气节。他这一时期的著作诸如《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都展现出这一思想。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陈先生拒绝随国民党南下，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史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并在1959年1月28日年届80岁高龄之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饶权介绍了陈垣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赵笑洁阐述了陈垣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渊源。章宏伟在《陈垣先生与早期故宫博物院》的报告中，回顾了1924—1926年间陈先生对故宫博物院成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主要负责清理清宫财物。陈先生即为委员之一。他尤为关注文献和图书，带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了文渊阁藏《四库全书》，并清理了原存于御花园摛藻堂内的《四库全书荟要》。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陈垣与李煜瀛、易培基等人成为理事会理事，他还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他在北洋军阀和清皇室遗老的多次阻挠和破坏中竭力保护故宫所藏大批珍贵文物资料。

牛润珍在题为《试论陈援庵先生的学术精神》的报告中提出，陈先生的学术精神源自厓山忠烈故事及新会家乡文化传统，又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滋养，由“钱、顾、全、毛”之思想进路，才最终形成。他的学术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第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第五，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陈垣学术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其一生追求，契合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学养纯厚，善于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在继承中创新，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史学遗产，还要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孙邦华的报告《陈垣与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建立》在总结陈垣先生对建立中西交通史学科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基础上，指出“读其书应知其人”，要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当先了解其个人品格与精神。我们解读这些著作或解释陈先生在历史关键点的抉择，都应当结合其一以贯之的精神。

刘宗永的报告《北京历史记忆中的陈垣》从方志的角度考察了新编《北京志》对陈垣先生的记载。他指出，在全部新编《北京志》中陈先生的名字分别出现在20种志书中，共计63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志》，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陈先生是新中国新政权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此外《故宫志》记载了陈先生对故宫博物院的重大贡献，《博物馆志》、《宗教志》、《著述志》等从不同方面记载了陈先生的事迹与学术成就。作者还对陈先生在北京寓所的八次变迁进行了详细考察与梳理，为深入了解陈先生的生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侯德仁的报告《也论陈垣与柴德赓的学术交谊》以尚未出版的《柴德赓日记》为中心，辅以《柴德赓来往书信集》、《陈垣来往书信集》以及柴德赓和陈垣的相关学术著作，提出陈、柴二人学术上互相促进、志趣上以诗文书法唱和交流、生活上互相关心、两家亲如一家的深厚师生情谊，不仅推进了对陈先生与弟子交谊的探讨，而且也有助于对陈先生生平的研究。

此外，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其他历史问题。黄灵庚、李凤立的报告《屈原尊崇箕子、比干而鄙弃微子考》，结合《史墙盘》等铭文材料，对微子启叛商归周的行为进行考辨，分析了孔子赞扬他而屈原鄙视他的原因，指出屈原的宗国父母邦不可轻去之观念及爱国之心。罗新慧的报告《论“支子不祭”》在考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指出西周时期支庶所祭祀的祖先完全可与大宗祭祀的始祖、远祖相合，礼书所说的“支子不祭”、宗子享有祭祀曾祖和始祖权利的情况并不能完全贯彻。胡进驻的报告《关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及汉字起源的两个问题》指出，中国中原地区的神权信仰始终不太发达，虽然周边地区神权古国为中原地区王国文明的崛起奉献了精致的制度，但都不能改变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的最内核的特质。汉字的起源和发达的神权信仰密切相关。刘卓异的文章《〈左传〉探源补义一则》，从《史记》对“孟僖子将死嘱其子从孔子学礼”记载的史源出发，认为司马迁所见《左传》的这部分记载已经是经传相合的形态，进而对杜预所谓“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的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葛小寒的报告《〈农桑辑要〉引〈齐民要术〉来源考》通过对比《农桑辑要》引《齐民要术》引文与四种《齐民要术》原文的异同，指出《农桑辑要》所引《齐民要术》当是来自北宋崇文院刻本系统，而并非更接近其时代的南宋龙舒本《齐民要术》。

陈垣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勤奋耕耘、诲人不倦的大史学家和大教育家。先生的高尚品德、治学精神、爱国情怀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当继承先生的衣钵，砥砺前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