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历史时空的人物研究
——评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宁佳梁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李皓的新作《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后文简称为《赵尔巽》），研究着眼点与中心是赵尔巽。该书将赵尔巽置于清末奉天政局的全景下考察，拓深对赵尔巽的认识，推进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善后研究的进展。《赵尔巽》的成功之处，体现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

陈寅恪先生在谈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时提到，要想真正理解古人的思想，需对古人有“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赵尔巽》即跳出革命史观，突破已有研究对赵尔巽的批判性评价，将其置于原本所处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研究，还原赵尔巽政治作为的原貌，进而得出客观评价。

一、对赵尔巽的重新审视

自2008年发表《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一文，至2019年《赵尔巽》出版，李皓已于赵尔巽研究耕耘十年，其间成果颇为丰富，《赵尔巽》称得上是该学者积淀十年的总结之作。

2008年，李皓发表《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主要论述了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对奉天警政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整顿，分析这些改革对之后新政推行的奠基作用。自此，李皓展开了对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的整体性研究。2009年，李皓提交题为《盛京将军赵尔巽与日俄战争后的奉天政局》的博士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已初具《赵尔巽》一书的框架，主要使用档案、文集、传记、日记、报刊等史料，研究思路基本确定。但是，李皓并未就此停步，选择继续深入，升华这一研究。

2009年至2018年，李皓陆续发表了《赵尔巽与奉天新式教育的崛起》（2009）、《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2013）、《盛京将军赵尔巽赴任准备述论》（2013）、《赵尔巽籍贯与名号考辨》（2015）、《赵尔巽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2016）、《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2018）等数篇论文，对各个关键点逐一击破，细致打磨赵尔巽研究的每个角度。终于，至2019年，《赵尔巽》出版问世。相较于2009年的博士论文，成书的《赵尔巽》有更加详实的史料、科学严谨的论述、客观公允的结论。可以说《赵尔巽》不仅记录了作者的学术成长历程，同时也见证了新世纪学者对赵尔巽的重新审视。

从内容来看，《赵尔巽》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此题目的研究缘起、学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论述历史时空背景，分析日俄战争与清政府选任赵尔巽为盛京将军的来龙去脉，为后文阐释赵尔巽在奉天的施政措施做铺垫。第三部分包括六个章节，分别论述了赵尔巽在行政体制改革、整顿金融、发展农业与实业、推行新式教育、稳定社会秩序、对外事务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既是对赵尔巽施政措施与能力的全面展现，也是对日俄战后奉天局势的整体性考察。第四部分为结论，李皓指出清政府在战后以赵尔巽为盛京将军实是一次成功的任命，赵尔巽到任后将奉天的地方改革与战争善后有机结合，发挥了双重积极作用。

赵尔巽的经历与作为可典型反映清末中国局势，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对象。学界对赵尔巽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两种视角。其一，从革命史观出发，阐述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压制东北辛亥革命的行径及其影响，此观点对赵尔巽主要持批判态度。①以革命史观为指导进行的赵尔巽研究可参考：刘丽楣.赵尔巽与东三省辛亥革命活动［J］.历史档案，1986（4）：120-125；关捷.赵尔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J］.满族研究，1992（1）：31-38.其二，以现代化史观为指导，考察赵尔巽在各地施政与清末新政的关系，突破了上一时代的历史研究观念，为分析赵尔巽打开了客观公允的视角。①以现代化史观为指导所做的赵尔巽研究可参考：王克强.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J］.清史研究，2003（2）：98-100；阳信生.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J］.船山学刊，2005（2）：23-25；阳信生.赵尔巽与清末湖南新政［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71-74，78；谢丰.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49-53；杨勇玲.赵尔巽与四川清末新政中的经济改革［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12）：184-185；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新政研究——基于制度史视野的考察［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此外，学界围绕《清史稿》的研究，也有部分论及赵尔巽。②学界研究《清史稿》涉及赵尔巽的成果可参考：喻大华.论《清史稿》——兼就若干问题的辩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3）：70-75；王梦林.赵尔巽与《清史稿》［J］.绥化师专学报，1992（3）：67-71；刘海峰.从《清史稿》的编撰过程看其史学价值［J］.天中学刊，2003（1）：78-80.

李皓自2008年始，于赵尔巽研究下功夫，经十年完善出版《赵尔巽》，正是对第二种视角的继承与发扬。作者将赵尔巽的施政举措与目的，置于清末奉天政局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中观察，阐明两者关系，由此分析赵尔巽政治作为的得失。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可发现赵尔巽之举措对于当时局势的合理性、感受历史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也能站在后世立场，进行理性的反思，避免了为批判而批判的尴尬。

二、历史全局中的历史人物

人创造了时代，时代也塑造了人。历史人物始终处于历史之中，若将人物剥离其时代观察，那么看到的只能是扁平失真的形象，更谈不上理解研究。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而言，观其作为应向前溯源，察其影响应往后追寻。《赵尔巽》即将时间点拉回日俄战争爆发前，用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从赵尔巽赴任前的奉天局势开始分析，阐释清政府选任赵尔巽为盛京将军的缘由，为接下来的论述作一铺陈。这不仅描摹了完整的历史图景，也为更好理解赵尔巽的施政举措做了铺垫。

李皓首先着眼于日俄战争爆发之前的甲午战争，以及日俄在东北的利益冲突，阐述战争爆发的根源。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无力阻止日俄两国，只得维持“局外中立”态度，希冀战事尽快结束，以进行战争善后，恢复奉天的正常秩序。1905年5月，日俄战争接近尾声，陪都留守增祺丁忧，盛京将军出缺。而此时奉天面临的主要任务，一为战争善后，一为推行新政，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清政府统治。作为主要战场的奉天历经兵燹，可谓百废待兴，要完成上述任务较为困难，因而此时盛京将军的选任就显得极为关键。

作者评价，“以赵尔巽主政日俄战争后的奉天地方，可谓人地相宜”［2］。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奉天地方的客观需求。战前奉天各方面积弊甚深，又受战火摧残，内忧外患交错并存，亟需一位不畏艰险、勇于任事的干才主政。其二，就赵尔巽个人因素而言。首先，赵尔巽籍隶汉军正蓝旗，生长于官宦世家与书香门第相结合的家庭。受家庭氛围熏陶，赵尔巽考取进士，才学兼备。其次，赵尔巽具有率直认真、勇于任事、开明进取的性格特征。再次，就任职经历与政绩而言，赵尔巽历任国史馆协修官、福建道及广东道监察御史、贵阳府知府、安徽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甘肃新疆布政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湖南巡抚等职，行政经验丰富，且政绩颇丰，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才能。综观上述因素，赵尔巽的个人素质与奉天战后局势需求极为相符，因而成为接替增祺留守陪都的上佳人选。

较为可贵的是，李皓研究赵尔巽，不仅着眼于其家世背景与行政履历等“显性”特征，还对性格这样的“隐性”因素进行了探讨。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易把握，忽略性格或导致人物扁平化，过于强调性格因素则可能引起过度解读，扭曲了人物的言行动机。李皓在考察赵尔巽的性格特质时，援引龙建章、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李书城等曾与赵尔巽有接触之人的评价与描述，同时也考虑到这些人物与赵尔巽的关系对评价的影响，评价正负面兼具，分析较为客观。如此基于史料，通过同时代其他人物之记述，了解所研究的人物，是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全局中研究的可取方法。

在对奉天局势和赵尔巽的基本情况进行铺陈后，李皓对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的施政举措进行了全面论述。作者指出，赵尔巽实行的一切政策均以维护清廷统治为旨归，这是赵尔巽所处时代与地位决定的，并不能因此否定其政策的成功之处。赵尔巽针对奉天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采取了有效的整顿措施，促进了奉天战后秩序的重建，“将地方改革与战争善后有机结合，内政外交各项举措，既是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有效手段，又是清末东三省改制的发轫与前期准备，兼具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的双重功用”［2］。

在客观分析赵尔巽政治作为成功一面的同时，李皓也注意到其中的不足及赵尔巽的无奈之处。例如，赵尔巽在选任奉天官吏时，大量任用自己的门生故旧，虽便于部门间沟通协作、利于迅速入手相关事宜，却也存在明显弊端，最终导致滋生腐败。赵尔巽此种做法可谓双刃剑，但也是奉天苦寒之地无人可用所导致，若非如此，他也很难迅速上手奉天各项事务。相似的无奈也存在于其他方面。赵尔巽为稳定奉天社会秩序，对奉天胡匪采取剿抚兼施的方针。然而胡匪数量庞大，难以剿清，招抚收编者因难以管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作者指出：“一个多世纪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既要看到奉天警政改革及地方社会秩序状况的整体不足，又要顾及当时匪患的严重程度。如此，则更能客观审视以赵尔巽为首的清政府奉天地方当局为重建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及其成绩。”［2］战后奉天还有一部分重要事务，即对外交涉。留守陪都期间，赵尔巽为维护国家主权可谓尽心竭力，但是一些外交事务几经竭力交涉，都终而无果。作者着眼于历史全局客观分析，这并非赵尔巽或其他官员能力不足，而根本在于清政府的国力衰弱。

从对时局背景的铺陈，到对赵尔巽个人多维度的分析，该书最终着眼于历史全局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均源于其所处时代，且作用于时代。李皓正是注意到人物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将赵尔巽置于清末奉天乃至全国局势中进行研究。如此以大观小，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人物、得到客观的历史认识。

三、历史人物折射历史面相

该书以赵尔巽为研究中心，阐述赵尔巽个人政治作为，同时拓展清末新政的研究视角、深化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研究。其结论指出，赵尔巽就任盛京将军后，在奉天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大多兼具善后与新政的双重目的和功用，且战争善后与新政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各项内外举措相得益彰。从这一角度而言，李皓的人物研究最终指向对历史全局的深入剖析。

日俄开战前，两国围绕各自的在华利益进行了长期的博弈与争夺，英、法、美等列强也虎视眈眈。而清政府作为中国的执政者，处处受人掣肘。清政府当时的艰难境况，从内部而言，是由于政治腐朽、财政空虚、军事孱弱；从外交角度来看，则是“在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丧失了外交方面的主动权，处于被动受挟的地位，长期以来形成了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3］。清政府在战前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以日本牵制俄国。至1904年2月，日俄在华矛盾难以调和，最终诉诸武力。日俄开战后，清政府又选择执行“局外中立”，然而真正的“中立”难以实现，最终只能在“中立”的掩护下“联日抗俄”［3］。无论是“中立”还是“联日抗俄”，都是清政府无力反抗、万般无奈之下采取的策略。20世纪初中国内部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都使清政府彻底意识到中国危机深重，推行改革迫在眉睫。

奉天遭日俄兵燹，又是清朝“龙兴之地”，使得这一时期奉天局势与中国其他地区既存在共通之处，也具有特殊情况，既需要推行改革，还要进行战争善后。赵尔巽在这一时间节点就任盛京将军，将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有机整合，满足了清末新政大背景下奉天地方新政与战争善后的双重要求，其政举集中体现了当时奉天整体局势的特点。例如，《赵尔巽》在“调整行政体制”一章中，指出奉天战后几近无政府状态、行政系统职掌重叠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接着分析赵尔巽改革奉天政治系统、整顿人事制度、强化行政监督等举措，通过阐述赵尔巽的改革措施，奉天日俄战后面临的问题得以更具体地展现。

李皓在结论中分析，奉天的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首先，善后与新政两项施政均与日俄战争相关，即战事本身及其结果导致的边疆危机的加剧。其次，善后与新政的终极目标统一于巩固东北边防、维护清王朝统治。再次，新政是善后的重要手段与核心内容。最后，善后为新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前提保障。赵尔巽的种种努力，虽非尽善尽美，但的确使奉天较快摆脱战争影响，同时为其继任者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通过阐释赵尔巽具有双重功用的政举，日俄战后奉天的历史面貌得以呈现，奉天新政改革与战争善后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被梳理清晰。《赵尔巽》将具体人物作为研究着手点，但其视野包揽全局，最终归本于对清末新政与日俄战争善后的进一步探究。可以说，李皓的研究成果诠释了人物研究的最终目的，即通过考察历史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联系与互动，最终深入分析历史、把握历史全貌。

四、结语

人物研究并非孤立、狭隘的历史样本，而是研究历史全局的良好着手点。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全局中探讨，目的在于真正理解并客观分析人物。同时也要注意，人物研究的目的并非单纯理解历史人物，而根本在于分析人物与时代的联系与互动，从而深入研究历史。如同人构成历史，人物研究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物研究应与历史整体研究相呼应。

《赵尔巽》既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功实践，也是对晚清政治史的进一步探究。书中展现出李皓全面的历史视野，以及较强的史料收集和归纳能力，是值得青年历史研究者学习的典范。将历史人物与历史全局及二者的联系与互动一同论述并非易事，该书却为读者呈现出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的全貌。总体而言，《赵尔巽》可谓佳作，能够为相关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