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钟”疑案拾遗

贾高邦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1904年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展开了对《警世钟》一书的调查，查禁时中、启文、镜今、东大陆四家书社，抓捕王振楷、茅伯树、潘锡泉、程吉甫①各材料中所载四人的名字略有不同，王振楷即王正楷、茅伯树即茅伯如、潘锡泉即潘锡全、程吉甫即程吉孚。四名书店执事，制造了“警世钟案”。学界对于“警世钟”一案的关注甚少，仅有张运君的《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1]一文，其结论“‘警世钟案’是清政府制造的暴行”②过去学界多认为“警世钟案”是清政府制造或由其主导的，除张运君在《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一文中持此观点外，其他学者如王鉴清也曾提出类似看法。参见王鉴清：《陈天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值得商榷。

“警世钟案”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其前后历时数月。其间，《字林西报》《申报》《时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等多家报纸对该案持续报道。这些报纸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报道内容各有侧重，为我们研究“警世钟”一案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除当时的报纸外，尚有上海市档案馆编纂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以及上海市档案馆藏的《工部局逮捕出售“警世钟”一书的书商的申诉》等档案资料。本文运用这些资料，以期还原“警世钟”一案的审理原貌。

一、“警世钟案”案情梳理

陈天华的《警世钟》一文大约写成于1903 年，全文通俗易懂，抒发了深切的爱国热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警世钟》一文写成之后，勘定成册，首布于日本，之后传入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而“警世钟案”的起因正在于这本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