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经济：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评介

李志松，任 妍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彼得·施兰(Peter Schran)对中国问题颇为关注，尤其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游击经济》(Guerrilla Economy)于1976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出版，是一部完整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英文著作(1)彼得·施兰(Peter Schran)，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教授。著有《游击经济：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简称《游击经济》)、《1950-1960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等著作。。全书除篇首序言、导论、篇尾结论及文献附录外，包括发展初始条件、经济政策演变、组织发展、动员人力、发展生产、外部关系和公共财政及收入与支出等7大核心章节。作者通过简要评估陕甘宁边区的基本经济指标，概述了江西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战略及其在新边区的适应性。然后，作者在各个章节中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行政结构和群众动员策略，并回顾了公共财政、贸易、税收和收入与支出领域的统计记录，概括性地以大量可用事实与数据统计表来论述延安经济发展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描述

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东南。[1](P457)彼得·施兰在书中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如下概括：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肥力低、经济贫困、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等问题；边区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整个边区人口的80%以上，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除农业外的就业率低，且人均净收入较低。另外，边区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农民忍受着高税收，但并未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在非农业部门方面，作者在书中指出，截止1939年底非农人口仅占边区总人口的14.5%，而这其中大部分人还是在小手工业作坊里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在大企业工作。同时，边区存在着大量未开垦的耕地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食盐及森林等。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这些“特殊的条件”阻碍了边区的发展，成为导致边区民众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好维持红军供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这些重大问题，就要以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进而实现后勤保障和群众政治支持。

二、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演变的阐释

彼得·施兰认为，“经济政策的演变直接源于前江西苏维埃失败和成功的经验。”[2](P1075)事实上，经济政策从产生、形成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就是对边区经济结构相关问题最真实映，把国家管理的范围限制在少数战略性活动之中，尽可能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亦被描述为“新重商主义”[2](P1075)。其中， 1934年《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中宣布的“十一项计划”是当时最系统、最简明的经济战略陈述。[3](P56)该决议主要涉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小型手工业、增加需求、发扬劳模精神、群众路线、打破经济封锁、发展苏区对外贸易等十一条内容，而前八条略述了直接服务于群众利益的发展计划，后三条则更具有“第三条左翼路线”特色。[3](P59)但是，彼得·施兰也指出:“这些措施并没有在边区真正地落实下去，经济政策的推行还需要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和适当的奖惩政策。”[3](P67)

与此同时，由于非生产人员的增加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造成了边区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顺势而生。事实上，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发展生产，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结构。[3](P118)这种生产方式不仅要求扩大人们熟悉的各项生产活动，如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也要求满足工业上的原料需求，更主张建立一个军工厂。具体而言，彼得·施兰认为，边区关于农业的具体举措有：要求改变耕地的使用；动物种群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等投入的变化；农作物的种植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改变谷物、棉花、动物等的产量。关于盐业的具体举措有：生产潜力和生产能力；盐田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关于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具体举措有：改变内部生产；改变政府和银行借贷等资本投入；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变动。此外，边区政府还积极投资修路，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适应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

总的来说，作者在书中强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推行经济政策时，始终坚持群众利益至上原则不仅对于土地改革至关重要，还直接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3](P67)的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经济政策对增加粮食生产和生活用品的供给，满足边区人们基本生活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政策强调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会对边区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过度强调自给自足需要，也会使得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会限制人们的消费。另外，边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基本上沿用着前苏联时期的计划，唯一的不同就是边区要求士兵、学生、教师等除了继续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外，必须参加生产以维持生计。彼得·施兰认为，在边区政权建立后不久就强力推行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措施会在实践中得以实施。[3](P67)对于这些负面影响，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刻意回避。

三、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成就的概述

彼得·施兰认为，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一)发挥了边区各组织的优势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发展计划的基础与保障。彼得·施兰在书中谈到，组织和管理的发展应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群众的支持与配合相适应。他认为要重点发展诸如群众组织和国家行政组织、防卫组织，以及合作社的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还重点强调要解决干部组织有效性的问题。他在书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强调党内干部要培养并发扬行动主义、节俭和正直的优点，避免官僚主义，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彼得·施兰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多劳多得，采用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彼得·施兰在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采用考虑到兴趣、才能和环境的差异的二元模式，以管理、防卫、经济发展及教育为目的，来组织边区人员是相当成功的。[3](P94)同时，为了发挥组织的有效性，规范干部的行为，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提出“干部道德”[3](P95)，即行动、节俭与亲近群众。但是，彼得·施兰认为，强调除了依靠道德和思想上的激励，还要利用物质激励来实现生产发展。对此，美国学者斯佩尔曼评价到：“这些论述是本书中最有见地和卓有成效的方面”[4](P86)。然而，作者在书中却不无遗憾地指出：“不幸的是，1944至1945年间关于组织发展的计划是否成功无据可查”。[3](P96)

(二)整合了边区的人力资源

作者认为，边区拥有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只有整合各方人力，才能更好地开发与利用资源，以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鼓励人口迁移。移民是快速增加人力最有效的方法。彼得·施兰在书中提到了边区优待移民的具体举措有：积极鼓励战区的商人到边区投资；鼓励从事盐业生产的工人和工厂的工人来边区从事生产劳动；积极动员边区人们从人力丰富的地方迁移到人力稀缺的地方，大力推行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二是整合人力，向生产一线倾斜。具体措施有：削减政府人员，鼓励其从事生产性工作；吸收女工进行纺织生产劳动；鼓励各机构积极参与生产活动；改造二流子，使其积极从事生产劳动。三是改变雇佣关系，主要是针对农业、盐业、工业、手艺和工匠、家庭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通讯业及其他方面，通过改变工人就业来促进生产。

总的来说，将边区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让其适应大面积开垦荒地和其他生产部门的需求，将以往分散劳动的传统改变为实行集体化生产，“这表明了政府能够以各种方式增加劳动人口，并提高劳动人口在边区的生产能力”。[3](P116)然而，作者也指出，就业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生产努力的变化，特别是在农业和其他传统部门，就业人数的微小变化可能已随着劳动强度的大幅度增加而消失。[3](P117)不可否认，集体化生产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但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让农民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既不符合边区的民情和传统习惯，也与边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因此，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作风，其实早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已露出端倪，只不过受战时条件与思想认识所限，无暇纠偏而已。

(三)稳定了边区的对外贸易和财政体系

彼得·施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部关系经历了边区形成之前的民族主义封锁、1937至1940年的逐渐减少的自由贸易、民族主义援助时期、以及最后的新经济战争时期。[3](P202)他认为，对外贸易和内部财政状况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根本矛盾。[3](P202)关于对外贸易，在统一战线形成之前，边区面临经济封锁、外援断绝、财政供给陷入困境，共产党人一方面通过引进自己的货币来摆脱国民党的封锁，另一方面，又通过大量走私来克服封锁带来的影响，但也造成了贸易逆差。随着统一战线的确立，彻底改变了边区的对外贸格局。然而，经济战争的重新爆发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再次面对苏维埃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更对边区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限制进出口商品、税收限制、形成贸易逆差等。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共产党人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结果是边区政府不得不迅速转向内部的改革，[3](P185)推行自给自足的发展计划，使公共收入发生变化。

总的来说，边区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极大地保障了边区的财政收入，保障了边区党政军机构的物资供给及人民的生活需求，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贸易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作者也认识到，为了消除边区的贸易逆差，有效地解决边区面临的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把生产运动作为自给自足战略的一部分来推动，但由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这一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只能通过增加农业生产和商业税收减少预算赤字，以及通过开办公共企业和储备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问题迫使边区政府不得不向银行借款，银行不得不发行纸币，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导致了物价上涨，最终形成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一现象在经济发展中是很常见的，这也要求边区政府在对外贸易中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策略，以适应经济的变化发展。

(四)改变了边区的财政收支结构

彼得·施兰在书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实行确定土地所有权、生产、外部关系和公共财政的变化等一系列战略，使得边区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外援、税收、公营经济收入、公盐代金等经常性收入和公债、司法收入等非经常性收入。关于财政支出，规定无论是没收、捐赠、税收还是生产所得都必须优先满足军队、政府及学校的物资需要。彼得·施认为，兰边区的财政收支结构不仅影响了居民消费，也影响了政府的财政积累。边区政府通过发展经济促进财政积累，不仅可以维持边区人民的生计与提高生活水平，也能为前线战争提供物资支援。同时，更能用于支持抗战时期专家的培养，以此来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总之，彼得·施兰认为，边区的财政之所以能在特殊的政治条件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较好地完成保证革命战争供给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根本原因在于边区政府在不断实践摸索中改变了财政收支结构。具体而言，即在发展经济时，保障供给；在安排支出时，合理统筹；在物资分配时，军民兼顾。应该说，作者所关注的这些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行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游击经济：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出版的时间稍显久远， 但其中的一些结论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由于该书的经济分析主要来自于一些二手资料的粗略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与分析无关，所以作者本人也承认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此，文中得出的大多数结论性观点是“数据不足以得出坚定的结论。”[4](P86)此外，彼得·施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概括为“游击经济”，虽注意到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政策的暂时性及其政策成效，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局部执政过程中的一些其他经济措施及经济形态却视而不见，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也缺乏总体把握，对边区建设的其他内容也鲜有涉及。诚如詹姆斯·乔丹所评论：“该书中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及政策进行实质性分析。除了关于‘群众路线’和群众组织的简短论述之外，关于政治目标和方法的论述也很少，军事行动研究也未包含其中。”[5](P178-179)这不失为本书的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