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王红云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1731

引言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它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正式启动于1979 年对民族边疆地区的援助，目前已形成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重大自然灾害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对口支援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口支援在内的对口支援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口支援启动较晚，2009 年11 月13 日，卫生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甲型H1N1 流感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甲流”救治省际对口支援机制，对口支援正式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今，对口支援再度成为防控疫情的重要举措，2020 年2 月9 日，国家卫健委建立了19 个省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外16 个地市的对口支援关系，经过艰苦努力，防疫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再次证明了对口支援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已经从多个视角研究了对口支援[1-4]，但还没有关于公共卫生事件对口支援的研究。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具体分析对口支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政策实践和重大意义。

1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的参与主体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新冠疫情必然是一场艰苦的阻击战，也是一场人民战争和总体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1.1 政府是对口支援的主导力量

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在对口关系的确立和维护以及对口援助的具体实施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特色，可以使重大决策和政策安排形成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全国一盘棋局面。这已经在历次对口支援中得到充分证实。面对突如其来、快速扩散的新冠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继续根据需要从全国调派医务人员驰援武汉、驰援湖北”[5]。以此为依据，国家卫健委在各省份支援武汉医疗队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9 个省份支援武汉以外16 个地市的对口关系。由此可见，中央政府是疫情防控对口关系的确定者。实际上，地方政府间所有对口关系的确立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居中擘划，地方政府对口关系表面上呈现的是横向地方关系，体现和隐藏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央地关系，对口关系由中央政府维护。

对口关系体现中央权威，对口援助必然是一种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通常以垂直方式运行，实行的是‘任务分解、层层落实’的运行逻辑”[2]。这也集中体现在此次疫情防控斗争中习近平所强调的“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以外地市要责任包干、落细落实”[6]。对口支援采取行政包干制，既有利于明确目标和责任，也因其便于考核而形成对援助方的压力和督促。虽然对口关系的确定体现政治逻辑，但是对口援助的实施并非单纯压力体制下的机械执行，而是展现出浓厚的道德义务。正如江西省领导在支援随州时表示：“支援随州既是中央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也是兄弟省份的情义所在”[7]。实际上，这是所有援助方的共同心声。长达40 多年的对口关系在地方政府间形成了一种包含馈赠反馈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源流动机制，生成和强化了地方政府间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也为对口关系的确立奠定了浓厚的道德氛围。

中央政府是对口关系的确立者，地方政府是对口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在对口援助中形成坚实有力而又有强大社会资源支撑的组织动员能力。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恰恰是整合支援资源、优化支援秩序、提高支援效果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此次对口支援的方案制定、人员选用、物资统筹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等都在地方政府的积极组织动员中得到最大实现。由此可见，政府不仅是对口关系的确立者，也是具体援助计划实施的组织者，是对口支援的主导力量。

1.2 企业是对口支援的关键力量

企业一直是各类对口支援的重要参与者。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从医用防护服、口罩、消毒液以及各类医疗器械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生产，到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企业源源不断的持续供应缓解了疫情防控燃眉之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充足物质保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调配的对口支援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对口支援任务既是一项政治责任，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具体表现在筹集医疗和生活物资、运送援鄂医疗人员和各类物资、派遣医疗队和帮扶医疗队家属等方面。如云南省国资系统国有企业截至2020 年2 月26 日，共向湖北捐赠生活物资及款项合计价值人民币6 934.382 万元[8]，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各类防疫物资445 车、2 0532吨[9]。川航集团先后承运多个批次四川援鄂医疗队数百人。辽宁省华润辽健集团所属30 家医疗机构迅速组建援助湖北疫区医疗队，累计派出两批次共20 名医护人员[10]。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在对口支援中发挥的作用是全方位的，涵盖了援助人员选派、各类物资运送和后勤保障等。

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是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11]的具体表现。在对口支援中，民营企业主动捐款捐物，展现了新时代民营企业的精神风貌，彰显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截至2020 年3 月9 日，“重庆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为抗击疫情累计捐款捐物达3.2 亿元，其中捐往湖北省1.4 亿元，捐往孝感市1 300 余万元”[12]；广西专门开行民营企业对口支援十堰专列，包括生活物资和医用物资共计1 008 万元[13]。民营企业参与疫情防控对口援助热情度高，不仅是维护自身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对社会也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1.3 社会力量是对口支援的重要支撑

“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14]。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疫情暴发后，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有的日夜兼程奔赴湖北，有的不计得失踊跃捐款，有的千方百计运送物资，有的细致入微解决医务人员家属各种问题，形成全国支援湖北的动人局面。2020年2 月9 日，《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印发后，各地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特事特办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源定向汇聚。如上海市民政局专门发布捐赠指南，动员社会力量倾情支援湖北应对疫情危机。这些举措使社会力量得到有效整合，增强了对口支援总体实力。

具体而言，社会力量在对口支援中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政府引领下为湖北地区捐款捐物，满足医务人员和受援地患者及居民的各类医用和生活物资需求。这也是社会力量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领域。据统计，截至“2020 年3月15 日17 时，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就收到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187 096.2 万元。其中，接受资金143 204.12 万元，物资价值43 892.08 万元”[15]。另外，为使物资早日到达湖北，各地还有大量志愿者不辞劳苦远赴千里运送物资。二是为对口支援医务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疫情防控专业性强，社会力量在一线发挥作用有限，为使医疗援助队伍更加安心地奔赴战疫前线，各地动员了大量志愿者和资源解决医务人员后顾之忧。如江西省组织全省工会志愿者大力开展助力活动，对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家属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16]。社会力量的动员支撑起各地群众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显示了各地群众与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和慈善文化融入了新的内涵，也必将熔铸在中华民族更加浑厚的民族精神中。

2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的主要内容

中央作出各省份援助武汉特别是出台19 省份对口支援除武汉外湖北16 地市的决定后，各省区充分动员，通过派遣医疗队、保障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等方式推动了对口支援高效实施。

2.1 派遣医疗队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减低感染率和病死率”[5]，要根据需要从全国调派医务人员驰援武汉、驰援湖北。依照指示，国家卫健委在原有外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基础上，“按照原有关系不变、应补尽补的原则，统筹安排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16 个市州及县级市”[17]。到2020 年3 月8 日，全国已经有346 支医疗队，共计4.26 万人抵达湖北，外省支援医疗队覆盖湖北全境。其中重症专业的医务人员1.9 万人，此外还包括呼吸、感染、心内、肾内、心理等方面的医务人员，以及疾控、民政、环保、组织协调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以重症治疗为主、集其他医疗需要和服务保障于一体的援助团队，并形成以专家为核心、各类医务人员相互合作的团队结构[18]。

医疗队的到来极大提升了湖北当地医疗资源和诊疗水平，对加快当地防疫斗争进程，提振当地政府和群众打赢疫情防控斗争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疑似病例零增长、确证病例清零的目标，湖北疫情防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在此过程中，医疗队坚持中西医结合、多专业协同，并利用网络搭建远程会诊平台、微医互联网医院等方式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满足救治需求。除了医治病患外，支援医疗队在疫情研判、向当地政府提供防疫建议、科普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病患心理疏导、培训基层流调人员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性、精准性的对口支援队伍是此次打赢疫情防控斗争的关键力量，也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2.2 支援医疗物资

医疗队是疫情斗争火线上的战士，医疗物资则是战士冲锋陷阵的武器弹药，是疫情防控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条件。突如其来、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湖北各地的医疗卫生系统，感染人员不断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医疗物资的紧张，许多医院一线防疫人员的防护服、口罩等医用物资也出现了严重短缺。面对困难，各省区通过加快生产、集中调配，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湖北各地医疗资源短缺的困境。如，截至2020 年3 月15 日，天津共向恩施援助医用防护服7 623 套、民用隔离衣2.5 万余件、医用防护口罩8.2 万余只、医用护目镜1 161副、医用手套28 万余副、民用手套1 万余副、额温枪850 只、次氯酸钠消毒液30 吨、酒精5 吨、负压救护车2 辆[19]。在此过程中，各类企业积极复工复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山西向19 户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派驻39 名特派员，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全省口罩生产企业由0 户到12 户的突破[20]；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日产胶囊100 万粒，产量较平日增长一倍[21]。企业复工复产扩大产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体现了利义兼顾、以义为先的企业精神，是新时代企业风貌的重要体现。

2.3 供应生活物资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22]。医疗队拯救的是患者生命，医疗物资保护的是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活物资维护的则是湖北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疫情不断扩散、人员流动受到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保障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是稳定市场价格、纾解群众紧张情绪、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在对口援助各市州的过程中，各援助省区以“缺啥给啥”的高度责任感对湖北各地提供了从肉禽蛋奶到粮油米面果蔬等各类生活物资。为提高援助效果、扩大援助规模、提升运送效率，各地充分发挥工农企业、养殖户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捐赠热潮。从2020 年2 月1 日开始，海南陆续调运瓜果蔬菜肉蛋等生活物资送往湖北武汉、荆州、孝感等地，总计达13 批次4 784.22 吨，海南社会各界自发捐赠湖北生活物资2 000 多吨[23]。随车流到达湖北的不仅是生活物资，还有满载而来的社会关爱。中华民族素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也有灾难发生时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战胜疫情最深厚的精神力量。

3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的实施机制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是一项全局性斗争，为保障各类资源有条不紊、连续不断地投入其中并有效分工、高效运行，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实施机制。

3.1 组织领导机制

任何组织活动的实施都需要健全的组织领导机制，对于突发紧急事件更是如此。疫情防控中的对口关系是一种突发临时紧急关系，构建高效的组织领导机制关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从既有各类对口支援实践看，构建完善的组织领导机制主要包括：专门的对口支援领导机构；府际之间的对接机制；对口支援实施的具体方案等。

既有对口支援的基本方法或原则也在此次对口支援中得到了延续或实施。援助方成立由省级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的高级别领导小组，如山东省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为指挥长、副省长为副指挥长的对口支援黄冈市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天津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组长的对口支援恩施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由高级别领导直接指挥，赋予领导机构权威性，体现了援助方对履行政治责任的高度重视，也使援助过程中各方面统筹协调更加顺畅。

对口援助是一种合作关系。此次对口援助采取的是省级援助方和县市级受助方的结对关系，尊重受助方意愿，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会商机制。如江苏省虽然有副省长挂帅，但在援助过程中仍然坚持以受助方为主，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开展工作，与黄石市建立多层次定期会商制度，双方指挥部、各专业工作组之间定期召开会议[24]。

具体工作方案是对口援助的行动指南，内容涉及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人员分工等各方面，如《山东省对口支援湖北省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工作方案》《江苏省对口支援黄石市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既为对口援助提供了基本参考，也有利于发挥各部门的积极性，提高战疫成效。

为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援助队伍还临时成立党支部。如广西支援十堰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总支，下设10 个党支部[25]。在援助过程中，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斗争一线高高飘扬，汇聚起更强大的战疫力量。

总之，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过程中成立的领导机关和下设小组是保障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就的组织保障；临时党支部的成立则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是对口援助的一种精神保障。由此可见，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的组织领导机制坚持了垂直管理和横向分工有机协调的原则，并在基层组织建立党支部，发挥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3.2 人员选用机制

用医如用将，统筹做好医务人员调配，是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的关键举措。如何正确选用人员组织援助医疗队，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统一协调，有序开展对口支援是提高对口援助效果的关键环节。医疗队的组建基于组织选派和自愿报名两种机制，组织选派体现国家意志，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集中优势资源；自愿报名凸显自主意愿，能够最大范围发挥医务人员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建制调用和个别调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多专业、多类别的医疗队伍。如辽宁首批支援襄阳医疗队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整建制选派，医师20 名，护士40 名，专业为呼吸、院感、重症、急诊等专业，其他个别人员从疾控中心、心理健康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其他医院选派[26]。这种方式可以使援助队伍顺畅交流、高效运转，是“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援助医疗队而言，疫情防控斗争是突击作战，但并非是一场短促突击，而是一场有待时日的持久作战。医务人员是防疫斗争火线上的中坚力量，他们夜以继日、舍生忘死，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如何正确调用医务人员，保证医务人员健康是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各地援鄂医疗队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医疗队的轮换和休整：一是随着病患减少，通过多频次短时间工作和休整，在医疗队的内部挖潜，解决医务人员的轮换休整问题；二是采取整建制轮换；三是医疗队化整为零，分别组成几个医疗小组编组到早期到达的医疗队当中，以扩充这些医疗队的人力资源配备。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各地安排有序撤离，既保障医疗队安全返回，又保证当地防疫需要。

3.3 后勤保障机制

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后勤保卫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广大医务人员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现了无私奉献、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湖北省当地和军队、外地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代表时强调的那样，“这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你们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27]。医务工作者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坚力量，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救死扶伤，因此，必须关爱一线医务人员，解除一线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确保医务人员继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战“疫”工作中。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 年2 月10 日转发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的若干措施》后，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2 月23 日又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以此为根据，各地普遍开展关爱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工作，并创新多种方式，从制度上、物质上、精神上，多渠道、广覆盖保障一线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切身权益，解除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后顾之忧。在政策保障方面，各地积极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要求，强化政策和顶层制度设计，为关爱支援湖北医务人员提供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如广西印发《关于进一步关心爱护支援湖北省医疗队员若干措施》，为援鄂医务人员提供薪酬提2 倍、子女中考加分、优先职称评定、免费健康体检、优先提拔等各项优惠[28]。在创新服务方面，各地通过各种方式为援鄂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各项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广东省直接将“菜篮子”配送到医护人员家中，截至2020 年2 月26 日，广东省妇联已为1 900 多名医疗队员所在家庭配送了6 批共9 万多斤的蔬菜和杂粮，共计1.47 万箱，服务家庭6 431 户次[29]。高效保障援鄂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各项权益，可以使医务人员更加心无旁骛地加持战“疫”，体现了全社会对英雄的致敬和保护。

4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的价值体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口支援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精神，提高了战“疫”信心，为世界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4.1 对口支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从对口援疆、对口援藏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从东西扶贫协作到助推赣南老区发展，从三峡工程建设到对抗甲流蔓延，总能看到对口支援队伍的无私奉献，总能见证对口支援的高效成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口支援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口支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一心，各地驰援医护人员、运送调用各类物资。武汉和湖北作为重灾区，医务设备和物资严重短缺，仅凭湖北一省之力难以应对，各地不仅组织重点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运送物资过程中还持续接力维护。如“截至3 月3日晚上，各重点企业已经运抵湖北省的负压救护车达到了690 辆，覆盖了全省17 个地市，其中武汉就有329 辆，应该说总体满足了湖北省疫情防控当前的需要。”在运送过程中，“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包括湖北四省一市的交警持续接力护卫”[30]。各地派调湖北的医护人员更是连续作战、不辞辛劳，截至2020 年3 月8 日，加上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全国已经有346 支医疗队，共计4.26 万人抵达湖北。他们和湖北医务人员并肩作战，与死神抢夺生命，最终使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救援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认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31]。

4.2 对口支援体现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造就了各民族、各地区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合作精神，锻造了荣辱与共、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种合作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在对口支援中进一步凝聚升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红利。无论是汶川救灾还是精准扶贫，无论是边疆发展还是重大工程治理，几十年的风雨同行、同舟共济在各地民众中培育了中国特色援助文化。这是一种实质团结，不是一纸契约。各类积少成多的物质援助提供了发展和治理的物质保障，但相比物质援助，其间产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力量更为深远。对援助方而言，各地不分彼此，就如江西省支援随州市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把自己当随州人，把随州的事当自己的事”，这既是一种重托，也是一种情怀，不把自己当外人，视随州患者如亲人，急随州之所急[32]。对受助方而言，雪中送炭的珍贵情谊是内化于心的感动感恩，是弥足珍贵的品格再造和情感培育。不论是援助方还是受援方，区域间的守望相助带来的总是一次精神洗礼，已经写入中华民族的心灵成长史，铸就了各区域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融洽民族关系、增进区域合作、塑造社会认同、涵养感恩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4.3 对口支援提高战“疫”效果和信心

新冠疫情防控对口支援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提高战“疫”效果和信心。面对疫情快速传播的严峻形势，党中央果断作出武汉封城、湖北地区严禁人员流动的重大决策，湖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汹涌来犯的新冠病毒严重冲击了湖北医疗秩序，各类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病患不断增加，湖北面临严峻考验。在各地也遭到轻重不同的病毒危害同时，党中央一声令下，各区域紧急行动，驰援湖北，医务人员白衣战士成为疫情火线的中坚力量，保卫湖北人民的生命健康；各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为湖北战疫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维护着湖北人民和医务人员的生活和医疗秩序；与这些物资一同到来的还有全国人民的爱心和支持，还有各地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志愿者。在各地医务人员的精心医治下，湖北病患逐渐减少，重症转轻症，轻症出病房，多地实现疑似病例和新增病例清零，中国战“疫”的重中之重取得重大胜利。正是在全国各地的强力支援下，湖北人民战斗信心一直高扬。

4.4 对口支援为世界提供疫情防控中国方案

经过数月艰苦奋战，中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在大疫大考中交出完美答卷。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越出国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消除了一些国际人士的偏见。从国外各类媒体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报道到各国专家学者对中国力量的由衷赞叹，从多个国家请求中国援助希望学习中国做法到中国召开跨国视频会议分享中国经验，中国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创造的各种做法得到广泛认可，如：封锁城市，阻断病毒传播链；加强宣传，提高民众防护意识；加强信息采集报备，做好应急预案；建设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运用多种方法，提高治愈率等。这些都为其他国家疫情防控提供了现实样本和参考标准。但相对于这些具体做法，中国能够取得疫情防控重大胜利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口支援是这种优势的具体体现。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区域间的相互合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也体现在各类灾难发生时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与其他国家有较大区别，但区域间协同合作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应该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之处，以此为基础，对口支援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各国内部甚至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

5 结语

作为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对口援助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全国各省市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外16个市州的援助方案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湖北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对口援助方案由中央政府统一拟定，但是，民间力量和各类企业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各地以派遣医疗队、援助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的方式向湖北和武汉源源不断地输送来自全国人民的支持，并通过设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保证了对口援助的顺利实施。这一对口援助方案的实施，扩展了对口援助的实施范围，拓宽了各地开展区域合作的领域，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既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精神、提高了战“疫”信心，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