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群体道德冷漠的生成及其消解

王则晖，喻学林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道德冷漠之殇

近年来，道德冷漠作为一种极不正常的道德现象为大众频频聚焦。曾经在鲁迅笔下我们看到了旧时代中国麻木的围观者，在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中，她尖锐批评了埋藏在人性深处的 “平庸之恶”。曾经的“小悦悦”事件令人叹息不止，2013年就“老人倒了扶不扶”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关于人心不古的激烈讨论，以及前几年的“江歌”案、“围观、起哄跳楼”案，等等，皆是冷漠人性的现代版。“冷漠”似乎已经成了围观者、冷漠者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在一定的社群和阶层范围内开出了旁观“冷漠之花”，甚至结出了“罪恶之果”。所幸的是我们社会的伦理规范和公序良俗还大体上明示着个体道德修养的方向，维护着人们道德行为的应然选择。然而，由于人们内心涌动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目的往往存在激烈斗争，在人们的道德观念及其想象中仍存在着一些模糊地带，为道德冷漠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使其跨越时空，蔓延泛滥，成为横亘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一条道德之殇。

道德冷漠是对一种不道德现象及其社会负面影响的抽象表达。就这一概念的情感维度而言，它是个体在面对道德情境时表现出的主观意向活动，是“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漠，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1]；就这一概念的行为结果维度而言，道德冷漠具体表现为评价客体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是“对道德急需的不关心”，是“个体行为上的不作为”[2]。此外还有学者基于“冷漠”受体的角度对道德冷漠进行界定，认为道德冷漠是因行为主体带给受体的“冷漠、无情等负面感受”[3]。学者们对道德冷漠概念的把握皆包含了一定的真理性，但从道德冷漠本身的符号意义出发，我们的观察视角似乎总是无法确定。道德冷漠概念自身存在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知性与感性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使得其内涵所指缺乏连贯性、同一性和统一性。笔者认为，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不能把道德冷漠当作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来考察。道德冷漠现象的形成本身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特殊与普遍的辩证运动，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蔓延的过程，因而对其的把握亦应立足于道德冷漠尤其是群体道德冷漠的整体生成过程，透过情境因素的滤镜探究道德冷漠内在的生成机制。

二、群体道德冷漠的生成机制

对某种未经考证的道德观念的认同是群体道德冷漠生成的第一个阶段。当某一具体道德事件曝光后，社会公众便议论纷纷。在这一评价过程中，或者是在经验层面上对与自身共情的、在利益取向上与自身一致的观点的认同使得这类人逐渐拉近距离，或者是对在理性层面上经过分析后与自身道德价值认识相符的观点的认同催化群体的聚拢。这一过程即是弗洛伊德所言“个人朝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4]。对道德冷漠观点的认同在经验层面上表现为共情能力的丧失、利益取向的唯我；在理性层面上则表现为义务感和价值判断力的缺乏。需要指出的是，在“个人认同——群体形成”这一生成结构中，以语言和文字为形式的意见内容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开启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体的能动性逐渐丧失并为群体心理规律所取代。认同是个人的主观选择，但就群体的形成而言却表现出了客观的规律性，这一客观性即体现在认同背后蕴含的个人归属感、自我效能感。日常的道德实践比照之下，冷漠的群体当然明白自己的行为称不上是道德的，但正是基于群体对个人的“支持”和唯我的利益取向，他们或许会想“我的行为虽然不能说是道德的，但也不是不道德的”“他们也都没有关心，我不关心也无可厚非”。

价值立场的传染是群体道德冷漠生成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观念认同基于个体的已有认知经验而发生，而在此阶段中，立场的传染则是基于人际互动发生的。在经过初步的认同后，群体内的意见导向逐渐呈现出大体上的一致性，群体内的人际互动使得“冷漠”的观念不断重复和强化，进一步加固印证了个人的已有认知经验并形成一种刻板的认知模型。同时，在群体内部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少数人虽然认识到“冷漠”的观念是不对的，他们在坚持自身判断和相信他人判断的两难困境中也有过挣扎，然而他们还是会感受到一种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并最终选择跟随朋友圈、邻人圈的价值取向。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不同于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亦是一个随周边物理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不断变化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舆论环境对个人观念和行为的“外烁”影响更为深远。对此，社会心理学家阿施(Asch，1955)的群体压力研究[6](P152)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当传染环节进行到这一步时，实则群体中的个人已经逐渐完成了观念的内化活动，群体在他们的心中打造了一个共同的“鸟笼”，决定了他们与“冷漠之笼”相伴的存在方式，接下来的事只剩下让他们比照着“鸟笼”框架的尺寸大小，寻找与之相符的“鸟儿”填充进去，并不断修缮和装饰。

意见领袖的出现是群体道德冷漠生成的第三个阶段。“意见领袖”的概念由拉扎斯菲尔德最早提出，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者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7]。意见领袖一般比普通民众具备更高的价值思考能力、逻辑推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或掌握了某一事件的直接信息渠道，因而意见领袖的言论更容易引起普通群众的附和和认同。在这一阶段中，一方面，意见领袖通过他人对自己价值观念的认同实现了自我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要，进而将自身的需要转向了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即在身份意识强化下履行舆论导向责任；另一方面，站在普通受众的视角，意见领袖在现实意义上成了观念权威，伴随着权威意识不断被群体内部所强化的，是他们对意见领袖的服从心理。在此情况下，即使人们自身的行为与价值判断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他们情感上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也会为权力服从心理所制约，并最终将这种痛苦转移到他人的身上，期待引发痛苦的认同以抵消内心的罪恶感。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也很好地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佐证[6](P194～196)。在现实中，面对那些事不关己的道德援助需要时，很多人心中涌动着这样的“意见领袖”，而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部分网络“大V”则完成了这一角色的嵌入，他们具备了意见领袖所必须的逻辑推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信息来源的直接渠道这些特性，并且由于网络传播的及时性和辐射性，他们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加速了自身的角色建构和舆论群体的形成。由于意见领袖和普通群众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价值结构、情感框架异质化的个人完成了向同质群体聚合的转变。

极化是群体道德冷漠生成的第四个阶段。群体的极化首先建立在去人格化和去个性化的基础之上。如勒庞所说“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转化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玩偶”[8]。道德冷漠群体中的个人由主动地选择群体认同为起点进入到了被动接受群体价值灌输的境况之中，在此冲击之下，个人原有的认知结构被不断地否定并最终完全否定，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群体对个人的再人格化和再个性化。而群体观念在本质上是冲动、盲目和情绪化的，极易被一种潮流、趋势所裹挟。其次，去人格化和去个性化的过程表征了日常秩序的摧毁和群体秩序的新建。站在群体之外的观察者们认为群体内部的人们陷入到了无意识的迷狂状态，他们的行为和观点是对日常行为、观点的放大，这种放大甚至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而群体中的人们则沉浸在意见领袖领导之下挣脱“枷锁”、重建世界、奔向“自由”的狂欢之中(但他们也不能认识到这种“自由”是自然化的、受本能驱动的自由，是“自由的任意”，而不是按理性法则运行的[9])。最后，极化在结果层面上表现为对原始观点的强化。如果在最初人们对道德冷漠的正当性判断还尚有怀疑，那么在群体意见达成了统一之后，这种正当性则会变得毋庸置疑。在经过了认同、传染、服从和强化之后，道德冷漠群体中的个人的人格已经被贬低为“物格”，他们的观念呈现出一种“平庸之恶”般的无思性,其行为模式按照简单的“刺激条件——反射”程序运行，个人最终成为了群体中的一颗颗齿轮。

三、群体道德冷漠的消解

将道德冷漠看作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要求我们在寻求破解路径时必须具体到社会的不同领域和不同道德主体。笔者认为，要着眼于学校、政府、大众传媒和道德人四方面主体，在价值观教育、制度完善、价值传播和自我修养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学校道德教育应注重对个体道德情感的培养。学校是个体的道德观念发展的重要影响源，在个体的德性成长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学校不应只强调技能知识和智力知识的传授，片面局限于这两者的教育实则是物化教育的思路，教师将学生当作对象性的存在物来对待，忽略了对学生能动性的肯定和主体性的尊重。我们知道，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多以道德知识的传授为主，道德知识是抽象出的道德现象和道德规范，较大程度地失去了道德现象的鲜活性。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的知识、别人的经验是确定的, 但我们的生活中要应对的道德难题是不确定的”[10]而现实道德情境是复杂多变的。因此笔者认为，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才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点。情感总是与具体的情境相连，具有鲜活性，能使道德现象相关要素原样呈现，能较好激发人的道德想象。情感紧密关联着人的动机、倾向和信念，对价值选择具有导向性。冷漠态度的产生正是因为个体心中那个同情的“开关”被关上了，需要我们去打开。我们无法要求个体在道德冲突情境之中停下脚步去思考何为“应然”、何为“道德的”，现代化社会催促着我们物质实践的不断加速演进，但我们能通过对人生而有之的同情心的道德化培养出个体直觉般的道德敏感，最终实现物质实践和道德实践的互补以及统一。

其次，政府应不断精细化相关制度建设。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带来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个人创造性潜能的实现，但也导致了道德领域新的困境——道德冲突已不完全表现为善恶之间的冲突，而更多地表现为善与善之间的冲突。甚至对“善”的理解人们也保留了不同的意见。例如，循亚里士多德思路的人们认为善表现为人们所欲求的适当对象，至善是一个人的行为的好和生活的好的总和[11]，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们感性的快乐应当作为善的内涵；而循康德思路的人们则认为善来自于对超验的道德律的敬重，是根植于人们先天理性的普遍法则，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现世的幸福追求。由此，善与善的冲突、多元价值在具体情境之中的决断必定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标准来予以判定，这个标准即是具有强制性质的国家法治。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是在道德层面的“软铺垫”，而我国2020年5月4日正式颁布的《民法典》则是在法律层面的刚性规范，民法典把原来很多处在道德层面的软约束变成了硬规制，有利于强制扭转某些道德滑坡。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对日常道德规范不断地修正和改良，并以法律形式不断细化和法治思维不断渗透，才能在现实意义上解决善善冲突的道德困境，找到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转型的具体路径。

再次，大众传媒要担负起传播正能量的责任。如今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已成为人们随时表达意见的最主要渠道，也是群体冷漠形成的最大载体。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意见有了频繁交流的可能，技术放大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增加了无数匿名受众，强化了人们的话语权意识。自媒体发展的目的本应是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精神层面需要，以最终让人们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找寻到生活的意义。然而，自媒体的乱象无形中摧毁着道德仁心。以“网红”现象为例，其背后反映的正是存在目的的异化——“当了网红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即使哗众取宠也要当网红”“家人去世了，能给我点一万个赞吗”……如果说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对这类现象背后的利己倾向进行批判，笔者认为，批判的重点应指向平台本身所负有的价值导向责任和正向价值履行义务——当观众(网民)看腻了这些不道德的哗众取宠、无病呻吟和虚假的道德示弱时，对于那些真正的弱势求助也就麻木了。大众传媒“纵容”不道德价值观念传播的背后实则内蕴了一条简单的功利逻辑：平台的收益与个人的收益是成正比的。既然大众传媒主动为信息交流提供了空间，则也应具备相应的共同体责任意识，而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即是伦理共同体意识，这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信息的监督和信息传播的把控，随时保证正确的价值传递，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向。

最后，个人应不断强化自身的反思能力。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来，不论是在个人成为“冷漠者”之前、成为“冷漠者”之后，抑或是成为“冷漠的群体”之后，反思能力都在其中缺位了。反思的价值包含在以下几点：第一，反思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反思的过程即是从对日常的感性、鲜活的道德经验的加工和提炼，到比照社会道德规范不断修正和完善，最终达到理性道德认识用以指导实践的过程。第二，反思的过程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反思的过程即是对我们固有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审视，是将自身作为对象的批判，是对自身的否定，内蕴了自我发展的价值。第三，人们在反思活动中得以确证自我。反思即是对自身意识活动的察觉，无论外在的认识对象发生了何种变化，也无论内在的心灵世界中产生了何种表象，只有人们的“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的认识结构是不变的[12]。通过对这一结构的觉察，即反思，我们得以确证自我的存在。只有如此人的主体性方才得以显现，方能在群体冷漠的生成之势中得以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四、一点延伸

这里我们得出了群体道德冷漠的四个生成机制和阶段，并提出了四种消解对策，然而道德冷漠者并不是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正如“实践的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一样，真正引起我们对此关注的，实则是我们在审视这一现象时内心激荡的情感。如果以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运动来指代道德冷漠生成的原点，我们对道德冷漠这一现象的悲哀并不仅仅是因为“冷漠者”片面地通过感性作为触觉来认识世界而丧失了人最为珍贵的品质，亦不仅是因为在感性与理性的权衡中他们选择了对爱好的遵从和义务的违背，更应该是在感性和理性的辩证运动中二者本身的异化以至于最终人对自己的手段化。感性是我们用来发现世界和自身存在的能力，理性是我们用来规定世界和自身存在的能力，只有感性和理性的合力才能实现“人对人本身的占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