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框架
——基于高校党委研工部门视角的考查

刘丁畅,郝桂艳

(1.武汉理工大学 法社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党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时，始终将“立德树人”置于优先地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日趋复杂，党中央在近些年又反复强调这一定位：201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8年，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育人的根本任务”；等等。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作为高校内部专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之一，党委研工部门(全称为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全校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负责全校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负责全校研究生各类奖助工作等。该部门的工作覆盖面积十分广泛，上层涉及到了学校内部的管理架构、下层囊括了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如何才能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优质高效地推进“立德树人”的育人任务，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队伍？这不仅仅是党委研工部门的职责，也是该部门工作队伍必须持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本文立足“大思政”的育人格局，突破部门本位的限制，从校本架构着手，搭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四梁八柱”，有助于校方探寻有效的行动逻辑，进而明确问题、理顺思路、协调工作，为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积累有益经验。

一、以思想引领与行为规范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了解、改造、维持和升华主体的思想与行为为要旨的社会活动；作为教育活动之一，本质就在于根据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引领学习者的思想发展和规范学习者的行为表现。不过，思想存在于主体的头脑之中，通常只能由行为这一可观察的外部现象予以推测、诠释、矫正、训练和实践。一方面，已有的思想会支配、指导未来的行为，外显的行为会反映、践行内在的思想；另一方面，行为是人获取信息的实践手段，反馈回来的信息会验证既有思想，或修正既有思想以生成新思想。可见，思想与行为在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彼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在实证层面取得实效，必须以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教育行动的逻辑起点。

“立德树人”要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研究生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的具体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重大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但是，这只是社会主要矛盾阶段性转变的重要认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未能与先进生产关系之间充分匹配的矛盾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并没有改变。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任务，也是评价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2]社会主义将生产力的解放视为人之解放的基本条件，由此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在教育方向上的本质差别。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资本增殖是终极目标，人的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贡献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崇的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将人物化为消费的工具，将占有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视为衡量人之价值的标准，强调“越多越好”。而在社会主义视野中，人的价值体现在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作的贡献，在资源占有上强调“够了就行”。何谓“足够的”？此并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和存在论的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使用更多的东西未必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强调更多并不是更好。[3]人的满足是生产领域的创造性劳动，要将消费原则从“越多越好”转变为“够了就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按照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制定行动策略：一是要在生产领域积极引导研究生专注于所在学科领域的业务深造，保质保量地达到培养目标确立的评价标准。二是要在消费领域倡导“够了就行”，抵制“消费主义”对校园文化进行渗透，防止资本主义文化对研究生思想的侵蚀。

实现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的功能，校方还应自觉将研究生的需要和学校的教育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并以此作为标准来创设教育环境。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学校不仅要针对研究生的需要创设教育环境，而且要对教育环境进行系统性地解释和宣传。尽管研究生具有“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义务，但只有理解了行为规范和管理制度所承载的育人价值，才能让研究生自觉配合学校的教育安排。然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思想道德层面的观念并不如知识、技能那样可以通过强化训练或是机械训练就可以掌握。因此，要赢得学生的理解与服从，校方既要在舆论斗争中争夺话语权，又要针对研究生需求有的放矢，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以科研教学与社会实践为抓手

在思想斗争领域，研究生群体向来是不同利益集团或势力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校期间的研究生总是沉浸在学校提供的教育环境之中的。学校，尤其是高校，不仅是文化的熔炉，更是思想的战场。毛泽东曾简明深刻地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5]，“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6]。在思想阵地的争夺上，其激烈程度体现在全要素、全时空、全过程、全方位等维度的全面角逐上。恩格斯曾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因此，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扎根于研究生的现实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注、关心和关爱研究生，从研究生的需要为切入点去检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探寻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资源稀缺和情势复杂的限制，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研究生而言，求学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目标是达到毕业要求，这是主要矛盾。而通过参加课程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等培养方案安排的教育活动，训练开展科研工作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所需能力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校方享有设计培养方案的权力，在思想斗争领域占据了极大优势。然而，实际情况表明校方并没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一特殊优势，而是通过正式的课程、专门的主题教育和安排政工人员工作任务等渠道或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究其原因，一是校方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视为思想政治课程专任教师、政工事务工作人员的职责，忽视了其他人员的教育作用；二是将主要精力安排在了以灌输为主的正式教育活动中，忽视了其他活动的教育意义。由此,校方应着力开发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等主导活动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人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和不平衡性。绝大多数研究生已是成年人，心智相对于未成年人已相当成熟，对自身发展已经有相当独立的判断和个性化的追求，影响研究生社会化的主导因素也已从智力因素转变为非智力因素。在培养活动中，校方应从知、情、意、行相统一融合的角度来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伴随着技术媒介的更新迭代与普及，泛在学习已成为当下人们获取信息、进行学习的主要形态，即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的任何信息的学习方式。因此，学习需求、学习活动、学习资源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境之中予以确认或生成。非正式学习是泛在学习的主要存在形式，该概念是相对于正式学习而言的，即除了有计划有目的且经过专门设计的有正式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之外，在时间、地点、主体、主题、内容、过程、方法和评价等维度均未经专门设计的情境中发生的学习活动。有研究表明：非正式学习广泛存在并满足了个体70%左右的学习需要，个体通过非正式学习所获知识占个体所学知识的75%以上，而人们对它的关注和投入却不到20%。[8]因此，在研究生参与完成培养方案中的活动时，校方应充分利用泛在学习形态下的非正式学习形式，从教育生态着手将隐藏于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等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发出来。

三、以组织体制与政工队伍为支撑

研究生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通过培养方案中设计的具体培养活动有意识地加以塑造，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撑才能够得以有效贯彻落实。利用好学校的组织体制及政工队伍，可以为外部的教育目标向学习者个体思想品行转化的过程提供强力支撑。

时至今日，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中，比如家庭、学校、企业、政府等。体制是组织的“形”，自然人是组织的“神”。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特定的体制且依赖具体的自然人才能得以运转，而自然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在“形神兼备”的体制情境中发生并完成的。高校作为专门的教育组织之一，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具体的体制情境：一方面，内部体制镶嵌于在宏观层面而言更为稳定的外部体制之中，后者决定着学校创设育人情境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学校内部的运行体制又在微观层面限制着师生活动的自由度。当然，研究生也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体制，其在“体制化”的过程中，个人行为对体制的冲击也会形成一个逆向塑造的过程。相对于校外更为宏观的体制，变革校内体制要灵活得多。

鉴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务还未充分重视体制情境强大的社会化能力，专业过硬的政工队伍应该在预测、唤醒、激活、维持、反馈、协调乃至变革体制情境的育人机制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前，“三全育人”的高校“大思政”工作面临两大突出矛盾：第一，大量非政工人员，特别是专业教师与导师，仍处于“沉睡”状态。广大专业教师队伍在客观上支配着研究生求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可是很多人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育人作用上缺少自觉自为的意识和鲜明的价值立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专业教师对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缺少系统的学习训练，或者即使学过却没能在育人过程中灵活使用，凭直觉自发开展；另一方面是很多专业教师认为自身是从事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己无关，殊不知自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构成要素。第二，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政工队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足够的时间精力放到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活动中去。比如，有些政工人员忙于应付研究生思政工作中的行政性事务、还有些习惯于依赖过往管教研究生的历史经验等，进而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忽视对既有经验的批判与重构，缺乏对研究生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政工人员应当花精力用于探究体制情境中的主客观要素(如时间、地点、社会关系、事件及其发展、各主体的需要及其能力倾向、身心状态等)，阐释主体对体制情境的意义赋予和解读，并尽可能发现体制情境塑造学生信念体系的规律。只有努力分析这类微观层次的教育实践，才有可能判断、诊断和修正学校及更高层次的体制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将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揭示出来，从而为解决上述两类突出矛盾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四、以奖励惩戒与多元监督为保障

“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求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追求效率，意味着高校必须为研究生的思想及其行为确立纪律，即明确研究生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来建立活动秩序。纪律本身就是追求效率的产物，是在“工学思维”下对人之有用性的“经济学”考量：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征服和安排。这是一种算计，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9]对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校方在确立纪律时必须考虑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和经济性，在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及时将有益经验纳入纪律范畴，在相应的规定中予以确认。

奖惩是纪律用于在提升或恢复教育目标时实现效率的手段。奖励意味着多做加法，引导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努力创造价值，从而实现更多利益；惩戒意味着少做减法，引导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规避风险，从而尽可能减少损失。党委研工部门应当利用好奖惩这一管制工具，利用其部门影响力不断强化干预有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情境的能力。比如在研究生奖贷补助学金的评定与发放、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评审与聘用等活动中，相关规定的立、改、废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表现的评价要求。对于评优评先而言，应采取相对优中选优的原则，尽可能将思想政治素质更好的人评选出来；对帮扶救济而言，则应采取守住底线的原则，只有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违法乱纪的人才予以排除。

因奖惩背后是校方的价值判断与育人目标，故党委研工部门要针对思想政治素质确立多元监督体系，构建符合校方追求的教育生态。所谓多元监督体系，是指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尽可能涵盖奖惩活动中的所有直接相关利益者；监督渠道的多样化，要涵盖行政组织、党团组织、院系、班级、学生社团等；监督内容的开放化，涵盖所有时空下从公到私的所有活动；监督形式多元化，包括匿名或实名举报(举报人自选)、书面举报、网络举报、电话举报等，但应是基于合法证据的监督；信息传播的网络化，如多平台同步推送，直接相关利益者点对点推送；等等。与此同时，对于有争议、有纠纷的事情，既要充分体现程序正义，又要尽可能说明理由，实现形式和实质的双重救济。借助多元监督体系，让活动的参与者充分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0]以信息透明促进信息对称，让参与者在公平、公开的奖惩与监督中体悟校方的价值追求。

总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努力方向，基于“三全育人”的落实要求重新搭建校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框架，进而实现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整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境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高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正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过渡的困难，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求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全面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为中心，助力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