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生成根源
——兼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

刘 歆， 魏逸清， 苏百义

(1.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2.中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5)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圣先哲反复思考的哲学命题和展望人类社会命运的重要向度。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不断凸显并激化，人口爆炸性增长，资源濒临枯竭，生态持续恶化等难题日趋严峻，不断演化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并逐步呈现出“全球燎原之势”。这场危机从表面来看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从长远来看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甚至诱发万劫不复的生态困境。系统探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生成根源，有助于凸显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对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化解具有重要启示。

一、世界观根源：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

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形而上学地把自然界视为理论客体，遮蔽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及现实本质，导致哲学家们无法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存在方式正确把握二者的本真关系，因而无法破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

古希腊以降，传统哲学就以研究存在者背后的存在为根本任务，但由于它们仅仅诉诸于直观或思辨的方式来理解自然界，所以无法真正把握在社会、历史和工业活动的中介下打上人类意志和情感烙印、铭刻人类活动足迹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属人的自然。这种旧哲学只是从观念或思想出发形而上学地建构自然界，其症结在于无法从抽象的理论王国走向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导致人与自然关系非现实地限定在纯粹理论的框架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由于遭受自身形而上学的质的规定的束缚，旧哲学普遍深陷于抽象的思想境域而窒息了自身关注现实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维度，导致现实的人与自然及其历史发展消逝在抽象的逻辑演绎之中。

一方面，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绝对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全部旧哲学囿于自身理论建制束缚而耽于对世界的先验解释，把自然界形而上学化为虽则实存但却不真的“感性世界”，把人与自然关系纯粹化为既定客体及其抽象联结，导致他们要么片面强调自然相对于人而言的优先存在性和人相对于自然而言的直接依赖性，要么陷入在观念或思想范围内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唯心史观窠臼。“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2]另一方面，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回避了自然界的起源问题。自然界从时间或物理的意义上说是第一性的实体，具有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优先存在性和本原地位，但全部旧哲学“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3]14；其抽象的自然观对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必然性作出种种形而上学映射，也彻底封闭了由理论通往现实的道路，因而这种充满思辨色彩的思维方式无法揭示出自然界的本原地位与客观运行，无法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性以及人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

马克思直面旧哲学抽象自然观的局限性，在瓦解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的先验性以及幽闭于纯粹观念或思想范围的非现实性的基础上，从人类文明演化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中介及现实本质。第一，马克思论证了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生存方式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本中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命活动所必需的最低能量代谢，必然要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进而与自然界产生一个持续不断的交往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马克思基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了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变革自然的基本方式，它是人与自然相互联结和彼此交融的内在根据。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之下，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赋予人与自然关系新的内容规定。第二，马克思从逻辑上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因为“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3]389。一方面，人类并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和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都是自然界原有物质形态的变化，因而人类创造物质的生产能力也只能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另一方面，先于人类社会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首要前提，是整个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客观条件，为全体人类提供了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展开生产活动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自然要素，那么人类社会必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类文明也将走向终结。另外，马克思还极力凸显了自然界自身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即“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1]195。第三，马克思强调了人类以实践活动为纽带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人类从价值或道德的意义上说是第一性的实体，具有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价值主体性，因而人类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在把握自然动态的基础上实现对后者的客观改造。如果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加以阐释，那么自然界在质料因和动力因的意义上优先于人类，人类在目的因和形式因的意义上优先于自然界。人在经历了反复的饥荒选择和漫长的演化历程之后，不断把自身从自然界中分化并“提升”出来，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劳动特质的类存在物。人能够在理论上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视为自己的意识对象，通过意识活动把自然界对象化为人关于现实自然界的知识，而动物自身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163人又能够在实践上把自己和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视为劳动对象，把自然界的一切物种内化为自己的内在尺度，按照任何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来再生产和构造整个世界；而动物的生产是片面和本能的劳动形式，它们只能在直接肉体需要的支配下，按照它所属那个种的尺度来营造自己的巢穴或住所。这样在理论上被认识到的自然界和在实践上被改造的自然界均具有表征人的本质力量的含义。

总之，只有立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才能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动态的和历史的统一。当“感性的人”把“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创设在对象世界时，这种对象性的“创设”推动着自然界由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同时它本身也必定是“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公开展示。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性自觉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是人的内在尺度和自然的外在尺度的有机统一，意味着人类要充分发挥自身主体能动性就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自然规律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刚性制约，任何“打破”和“僭越”自然规律的行为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能否对自然界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改造，构成了人类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和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破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困境的世界观基础。

二、认识论根源：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

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导致人们在认识论领域陷入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确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片面强调人的内在目的和价值以及人类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导致自然界成为人类残酷压榨和无限索取的对象，成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阴魂。

主客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演变历程。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近代哲学完成是主客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思想史。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整个希腊及其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以诗歌般的记叙手法展现了特洛伊战争中的神话故事，充分表达了古希腊人对自我的价值追求和神人同性的精神世界，对整个西方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西方人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的最初形成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的意义。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探讨宇宙万物内在的规律尺度和恒常的结构法则，将整个西方文明引向了“理性”道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强调感性事物成为存在者的根据在于被客观思维所思及者，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主客二元分立的道路上成为可能。柏拉图的“理念论”把客观世界二重化为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标志着西方文明走向了主客二元分立的形而上学的道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极度凸显和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开辟了近代西方文明主客二元分立的“理性万能论”的先河。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技艺战胜自然”铸造了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工具理性。西方人在神学阴影笼罩下的黑暗中世纪锤炼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特征，使自身的精神世界出现在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之中。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成为可能”将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大阶段，回答了休谟难题并解救了形而上学，实现了人类认识史的“哥白尼革命”，真正完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黑格尔“绝对精神”把西方文明主客二元分立的理性文明发展到思想的顶峰，完美的逻辑体系宣告着历史的终结。从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到19世纪不同国家相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主客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实践史。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借助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形式试图以人的理性取代神学权威，把人们从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经院哲学和封建特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西方人的思想中心从上帝的彼岸世界转移到人类本身及其现实生活之中，进一步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并成为统治理性，同时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和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大举侵占了人的生活世界，导致人成为“理性”的工具和符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不同国家相继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并把主客二元分立的“理性万能论”发挥和演绎到极致。

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构成人与自然价值关系错位的认识论根源，主要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思想倾向。前者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和道德评价依据的思想理念”[5]；后者是指“将自然界神秘化，使人与自然相分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论基础上的环境决定论”[6]。二者均是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反映，具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与意识本体论的特征，而没有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和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的活动”原则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灵魂与核心——“感性对象性活动”，即人类的劳动、实践，明确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界定为以劳动或实践为基础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抽象自然观和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的总体超越，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向着存在之真相的复归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感性活动”的本质境域中，人与自然是“主客统一”的“对象性关系”，二者天然地“融合”为一体，共同构筑了自然万物的有机形态和存在方式，最终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圆融状态。马克思甚至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作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1]193的重大论断，强调“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1]196的生成。自然界不再是人类肆意掠夺自然资源和无限获取物质财富的客体，也不再是“悬搁”于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抽象自然界，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肯定和确证的对象性存在，成为“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提出的“感性活动”原则及其创造的“对象性关系”不仅直接针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概念，而且破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张扬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理性万能论”的危机，有助于人类彻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泥淖，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合一提供了基本方向和价值遵循。

三、社会历史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直面旧哲学抽象自然观和主客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症结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关系置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趋势中加以考察和阐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受人与人关系的内在制约，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本性，因而工业文明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了一个资本索取自然和称霸世界的历史时期。从生产目的来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223，导致人的真实需要变成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因为货币作为“真正的能力”能够占有和购买人自身。因此，人的“一切情欲和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1]227。在工业资本的操控下，一方面，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的，不再是根据人们的真实需要进行生产，而是不断地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和享受能力，导致自然界的“自然力”被无节制消耗而濒临枯竭。另一方面，“这种需要的异化呈现出了需要、满足需要资料的精致化和需要牲畜般的野蛮化、简单化的对立”[7]。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面对日益腐败的自然界，退回到“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的洞穴中居住。资本家为了实现财富增长和利润增殖，必定侵占公共财富和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循环圈中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从而引发摧毁人类生存之基的生态危机。从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机器大工业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原始社会的“奴仆”一跃转化为近代社会的“霸主”；但另一方面，这一转变又蕴含着特有的矛盾与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资本增殖为本质目的，导致人类刚从自然的压迫之下获得自由却又再度掉入更加残酷的资本陷阱之中。从表现形式来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造成的资源损耗加剧、土地肥力下降和环境污染加剧等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的自私性、贪婪性和险恶性充分挖掘出来，使人占有、掠夺和称霸自然的欲望无限扩大，促使自然界成为一种趋向于实现人的内在目的的“纯粹有用性”，并把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变成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导致自然资源稀缺问题和人与人利益争夺问题的进一步加重，导致自然界愈发被同化为资本生产及其争夺的牺牲品，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及矛盾的凸显。陈学明教授曾指出：“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8]究其根本，现代社会爆发的生态灾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性变革，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己力量”对人与自然的束缚，先前“自然压迫人”和“人称霸自然”的二律背反及其困境才能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扬弃。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推进共产主义历史运动的主体力量——“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无产阶级由于遭受私有制和资本的暴力统治而否定了自身作为人的价值存在，成为一种愚笨野蛮、丧失尊严和背离本真的异化存在，其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劳动也变成一种异化劳动，因而它代表着人类异化状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其自身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瓦解资本逻辑“最现实、最革命的力量”，其利益诉求象征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终极诉求，其政治解放意味着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消亡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瓦解，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的到来以及人、自然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185。马克思在这里将“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等同起来，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活动的必然结果和物质表现形式。其中，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推进和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扬弃私有财产标志着对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再度强调，意味着人本身的彻底解放。同时，马克思反对将共产主义限定于扬弃私有财产的浅层境域，因为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虽认识到私有财产的恶劣行径，企图通过绝对平均地分配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无法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以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因而导致私有财产没有受到任何本质性的触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了的统一，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85。在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中，“完成了的”是“完善的”“全部实现了的”意思；“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完成了的统一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彰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达成一种“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本真状态。这种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主要表现为自然界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自然界；在人与人的维度上深刻体现在“你”之外的“我”并不是与“你”相对并反过来统治你的异己力量，而是“你”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对象性存在”，因而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分离对抗的异化状态和人与人之间恶性竞争的矛盾状态的消除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旧哲学抽象自然观、“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上，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全面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错位的世界观根源、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并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存在方式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和鲜明的时代指向性，对于化解人类不能承受之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具有现实意义。